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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线的灵魂摆渡人

2022-05-30杨泽雅

环球慈善 2022年2期
关键词:陈思救人驿站

杨泽雅

南京长江大桥,市民及游客的打卡地。但在陈思眼中,不只是景点,也是宣泄的出口。很多人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或者在这里死去。近20年来,他每个周末都在大桥上巡逻,目的只有一个——劝生。

由于年岁渐长,陈思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强忍着脊椎腰椎传来的剧烈疼痛,气喘吁吁地跑着。“扑通”一声,那个女人还是死了。陈思眼睁睁看着她跳了下去,在距离自己仅有300米的地方。

这个自己白天曾救助过的女人,又在傍晚纵身一跃跳入江海。

这是陈思最难过的时刻。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两鬓已然斑白,他为自己势单力薄、出手缓慢而深感不安。他不得已返回了桥头,点着了烟,一根又一根地抽了起来。

陈思是物流公司的一名业务员,也是“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获得者。从2003年9月以来,他每个周末都来南京长江大桥上巡逻,目的只有一个——劝生。

“今日平安无事”

这天早上7点,天刚蒙蒙亮,陈思拿着一壶热水,骑上电动车就准备出发。陈思家住在大厂。他要去的地方,是距离大厂将近20公里的南京长江大桥。

在别人眼中,长江大桥是游客打卡的地标性建筑。在陈思眼中,长江大桥不只是观光景点,更是失意之人情感宣泄的出口。无数人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在这里快活,在这里死去。

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后,有两千多人在此跳桥结束生命,这里成为世界上自杀率较高的地方之一。而更多的人跳入江水,连尸体也找不到。

2003年9月19日,陈思自愿成为南京长江大桥的“劝生志愿者”。陈思工作日上班,周末和节假日就骑电动车往返于南北堡之间,四处巡逻,看到有不对劲的人就跟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陈思在长江大桥做“劝生志愿者”,已救下了403名轻生者。他把自己救人的故事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取名为《大桥日记》。

当天,他在《大桥日记》中写下:上午7点50分到达南堡,下午5点离开大桥,今日平安无事。

而更多的时候情况并非这么幸运。

陈思骑着电动车巡逻,狭窄的桥面上零零散散堆砌着手机、钱包等私人物品。陈思明白,那是轻生者曾经存在的痕迹。

长江大桥边的护栏高1.5米。由于背面没有着力点,攀爬护栏不好借力,个子小巧的女人会脱下高跟鞋,然后纵身跃下。5公里长的桥面上会时不时出现高跟鞋、化妆包、手机等物品,她们为自己精心装扮,体面地离开了人间。春秋天自杀高峰期的时候,大桥上最多十几天出现过90多双鞋,旁边还有现金和手机。这是陈思最看不得的心碎场景。

从多年的救人经历中,陈思得出经验:从南堡数第13个电线杆跳桥的人最多。这里江水翻滚,江面上还不时打起漩涡。很多轻生者说看到有已故的亲人在江里的漩涡中呼唤自己。

从70米高的桥上跳下,身体受到的冲击几乎等同于跳在水泥地上。落水那一刹,人的内脏与骨破裂。有人刚跳下去的时候被救起,看似安然无恙。实际上受到冲击的内脏会缓慢出血,跳桥被救的人最长也活不过10天。

陈思心里堵得慌。他忍不住会想:如果当时我在呢?如果我快一步呢?他们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他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头部胀痛,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來。大桥上的清洁工帮他拿来了降压药,陈思就着水“咕嘟咕嘟”大口吞下。

宿迁老乡频频自杀

1990年夏天,22岁的陈思第一次来到南京。他走在大桥上,火车鸣笛的轰隆声让他感到有些焦躁。

3个月前,陈思和几个老乡一起出来打工。每个人带了100斤大米,就这么踏上了去南京讨生活的旅程。顶着烈日在工地上干活,一点一滴都是自己的辛苦钱。陈思本以为自己年轻力壮,能凭借这股子傻力气赚钱,累点也没什么。他是家中老大,能赚点钱补贴家用,也能让自己在这个城市生活,陈思感到很知足。

3个月后,大米吃完,老板跑路,之前承诺的工资分文未见。有余钱的村民坐大巴返乡,剩下陈思和两个叔叔。三人准备从南京步行回到宿迁老家。“走一步就近一步,还能回不去?”一个叔叔安慰陈思。两个叔叔沿途要饭,要到就分给陈思。三人一路向北,走过长江大桥。那时陈思还不知道,在这座与自己同岁的大桥上,每年有超过百人纵身跃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过了桥,三人走到大厂,进菜市场要饭。陈思本想吃口饭继续赶路,碰到了早5年来南京打拼的大爹。大爹拦下了陈思,说:“回家干嘛呢,在这儿拾破烂也能养活自己。”

陈思的父亲患有眼疾,父母早早离婚,母亲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陈思爷爷是抗美援朝烈士,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老家只有三间茅草屋。一家人靠种地和奶奶每月6元的抚恤金过活。

想到自己家中的情况,陈思听从了大爹的建议。从拾破烂做起,有了三五十的本钱就卖青菜,卖水果。1996年在老乡徐阿姨的帮忙下开了家小商店。同年把老家的草房变成了瓦房,并和一个南京姑娘结婚。1997年女儿出生。

陈思这才感觉在南京立足了。

陈思有一天去进货的路上经过长江大桥,看到一个双目无神、失魂落魄的小女孩。意识到情况不对,他将女孩拦腰抱下,还给她买了面包和矿泉水。

跟女孩聊天才知道,女孩误入了传销组织,以死相逼才侥幸逃生。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她狼吞虎咽,享受着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也正是这个时候,陈思知道了大桥上有人自杀。也正是这次,陈思明白自杀的人原来是可以救的。

2003年,陈思从电视上看到,一名宿迁女大学生抱着毕业证书,从南堡一跃而下。同年,电视上频频传来跳桥的新闻,自杀者大多为宿迁老乡。帮自己在南京立足的是老乡,频频跳桥的也是老乡,陈思心里过意不去,决定有时间就上桥救人。

第一个自杀救助志愿者

2003年9月19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思走上了大桥,成为大桥上第一个自杀救助志愿者。

大桥上车水马龙。下面过火车,上面走汽车。初来乍到的陈思极不习惯大桥上的异味和嘈杂环境,带了一块心形广告牌给自己壮胆。牌子上面写着:“全社会都来关注自杀者。天无绝人之路,退一步海阔天空,善待生命每一天”,上面还印着他的私人住址和电话。

上桥第一天一无所获。

2003年9月20日,陈思守护大桥的第二天。自认在当地受了三年“冤枉官司”的王裕兴打算跳桥自尽。王裕兴到南京来上访,因为缺少证据,上访10多天也没有结果。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推着一辆载有自己全部家当的自行车,想要纵身跳入江河。王裕兴的异常举动被陈思察觉到,陈思将其拦腰抱下并耐心劝导。

“你给我写个证明,我就不死。”两人僵持不下。

“写什么证明呢?”

“你要为我证明,证明我受了冤屈。希望当时的见证者能给我提供帮助。”

陈思赶忙拿出笔,写下:王裕兴同志蒙受冤屈。时过境迁,证据失效,希望目击证人能提供佐证。署名陈思。

王裕兴神色稍缓,他不想死了。蒙冤多年,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信任。这封没有印章,无人公证的证明书让他觉得或许还有希望。

陈思救人的事情吸引了媒体的关注。自那以后,陈思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桥守护者”。王裕兴的冤枉官司也顺利解决。为了弥补王裕兴的损失,赔偿给了他15亩地,包30年。

这次的救人经历给了陈思很大信心。之后每个双休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陈思都守望在大桥上,搜寻那些神情仓皇、心事重重的徘徊者。

大桥全长4.5公里,骑车往返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骑行途中,陈思常常要留意行人的神色,一看到不对劲的,或是随即停下来沟通,或是伺机而动。他抱着“宁可误会,不可放过”的心态,见人在江边徘徊就上去搭话,被骂过无数次“神经病”,甚至有人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救人救多了,陈思的直觉变得十分敏锐。百米之内,只需一眼,他就能看出对方是否有轻生的念头,其结果也常常八九不离十。

最初在桥上救人时,陈思发现状况不对就拦腰抱下,然后打电话交给警察。因为救人,陈思接受过多家媒体采访,还获得过“道德模范”“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被救的人都交给警察处理,得到好处的却是陈思。时间一长,难免让警察觉得不公平,他们评价陈思的做法是“沽名钓誉”。

自掏腰包办“心灵驿站”

轻生者离开大桥,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终结。他们被带进派出所后两个小时左右被放出。想不开的人可能会再次自杀。陈思曾眼睁睁看到自己白天救助的女人,曾承诺要好好生活,又在傍晚纵身一跃跳入江海。

陈思感觉这么做“治标不治本”。他决定救人之后把轻生者带到附近的小旅馆,进行陪护疏导。没过多久,旅馆老板看到报道,认出陈思,把房钱退给他,请他吃饭喝酒,请求他不要再来了,说:“人要是死在我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2006年12月1日,陳思在大厂附近租下两室一厅,每月租金1000元,用来接待轻生者,取名为“心灵驿站”。驿站装潢简单,有男女宿舍两间共4张床铺,免费提供吃喝和心理咨询。

陈思一般先把人控制着,然后驮回驿站。轻生者起初会怀疑自己遇到了骗子,陈思就使用激将法:“你死都不怕还怕我给你卖了啊?如果我把你困难理清了,让你找到希望,你再跳也不迟啊。”劝人的方法也非常简单直白。在驿站的餐桌上,陈思贴上了“饭一定要吃,泪一定要流”的标语。根据多年救人的经验,陈思得出一条结论:能吃好,哭出来,这个人就好了一半。对待不愿吃饭的轻生者,陈思劝诫道:“你要是在桥上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在我的驿站死我要坐牢的。”一般轻生者都会乖乖吃饭。

救下、带回、安抚、安置,陈思的救助工作在这里有条不紊地进行。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陈思的背后,是一整个志愿者团队。在各个高校导师的带领下,社工系、心理系的学生自愿加入陈思的志愿者团队,帮忙进行疏导;也有陈思朋友圈的老朋友和一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愿意为劝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据陈思介绍称,心灵驿站17年来共有五六千名志愿者。

除了心理疏导以外,志愿者团队还集资做公益。因没钱上学而跳桥自杀的学生,他们就资助过七八个。

劝生多年,陈思试着总结轻生者的心态。近些年,心理疾病、家暴和感情问题成了人们轻生的主要原因。陈思称:“自杀的人往往有多重困难,这只不过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大桥日记》中,陈思这样写道:我希望自己能做一支蜡烛,给他们一丝光明和希望。我相信人的力量,大家一起帮忙,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然而有些坎儿,终究得靠自己才能迈过,需要过坎儿的人当中,也包括陈思本人。

“我既救人也杀人”

那些在他无法守望大桥时轻生的人,甚至他已经救回的人所带来的愧疚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陈思的神经。

陈思曾经问过自己:如果只是周末上桥救人,那周一到周五上桥自杀的人,就这么放弃吗?他为此备受折磨。陈思每每看到有人上桥自杀的新闻,内心就无比内疚。他避免不了会想:如果我工作日选择去救人呢?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养家糊口和爱心驿站的支出都来源于工资,陈思知道自己不上班并不现实。他无能为力,每每想到只是徒增自责。

每次陈思救人,大桥上都会堵车——只要有一辆车看热闹,后面的车便一步也走不动。救人时间长了,车上的人不耐烦,就探出头骂:“妈的,赶紧跳。”公交车上的人会打开车窗,由一人领头,挥着胳膊,数“一二三”,接着全车几十号人齐声大喊:“跳!”轻生的人逐渐变成小点,消失在江水里。

2008年,湖南女孩张颖来南京见“男友”。张颖19岁,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和姐姐一起在深圳卖鞋。她在QQ上聊了一个南京网友,之后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同居。没多久后,张颖怀孕,“男友”失踪。张颖一时想不开就跑到大桥上,企图轻生,恰巧被正在巡逻的陈思救下。陈思带着张颖去了鼓楼医院,签字打掉了孩子。陈思点了根烟,说:“像这样打孩子的,我在鼓楼医院签了十几次了。我既救人也杀人。”

陈思有时候去K歌,喝酒喝到醉,用这种方式来疏解心中巨大的压力。遇到没救下来的人,陈思选择别过头不去看,去寺庙以求得内心片刻的安宁。

“把你老公让给我吧”

在租下心灵驿站的同年,陈思的小商店遭遇拆迁,做了10年商店小老板的陈思只得另谋出路。

陈思尝试在其他地方开商店,开餐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为了救人方便,他最终选择在老乡徐阿姨的物流公司上班。陈思从事的是供货工作,工作时间弹性且双休,月薪4500。

上桥救人费时费力,陈思周末不能在家陪妻女不说,每年还要搭进几万块。妻子对陈思的救人义举颇有微词。陈思把工资的一半交给家里,获得各项荣誉得到的奖金也统统交给家里。夫妻矛盾这才有所缓和。

2011年,陈思在大桥上救下一名抑郁症女子,名叫刘瑾,她是心灵驿站里时间最长的住户。刘瑾1986年生,滨海人,长得十分漂亮。陈思把刘瑾接进驿站,耐心开导。一年后刘瑾病情缓解,却赖在驿站不走了,一心要跟陈思过。刘瑾拉着陈思妻子说:“大姐,你把你老公让给我吧,反正你对他也不好。”妻子气得颤抖,铁了心要离婚,闹了足足3个月。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凯伦看到陈思的报道,决定对刘瑾进行长期的心理辅导。他们把刘瑾接到了学校,风波这才平息。

2012年,女兒文文中考。文文把加分通知单给陈思,希望用父亲的见义勇为奖申请加5分。当时正值春季自杀高峰期,陈思刚救下几个人,正在外地处理善后工作,回来时已经过了验证日期。文文宽慰陈思:“算了,靠自己本事。”最后,文文没考上当地的高中,上了农村的学校,还要交1万元“赞助费”。陈思刚刚交过驿站下半年的房租,手头已经没什么余钱,东拼西凑找朋友借钱,把费用交上了。这事儿文文至今也不知道。因为救人耽误了自己女儿的事情,为此妻子没少跟陈思生气。

“共同庆祝我们还活着”

在凯伦教授的提议下,心灵驿站每年会举行一个盛典,陈思把它称为“志愿者晚会”。这是专属于曾经轻生者的节日。晚会由陈思的公司赞助,日期定在圣诞节。表演嘉宾大多是跳广场舞的老太太,音响、摄像机都是自己租的,“形式简单,关键是气氛”。

陈思在每年的志愿者晚会上都会上台讲话。他每年都会讲这样两句话:我希望你们,不管是我年初救的,还是年末救的,你们都要拿这个日子作为重生的日子。无论外面多寒冷,下着多大的雪,我们大家手拉着手,共同庆祝我们还活着。

到了新年时候,曾经被陈思救助的轻生者会用公共电话打给他,表达感谢并报平安。走出阴影的人们害怕这段往事被家人知道,也怕遭到记者的骚扰,用公共电话跟陈思联络似乎成了他们之间不用言说的默契。

陈思还记得,有一天他巡江回家的路上,有未知号码打来电话:“陈大哥,我是刘瑾。还记得我吗?我结婚啦!”

因身体原因计划退休

近日,一段“铁骑民警一把抱住跳桥男子”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开来,引发关注。2021年1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南京长江大桥上,一名男子突然转身朝栏杆外翻越。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铁骑队员来不及将摩托车停好,飞身跨栏,一把抱下男子。

陈思表示:现在他常常听说江北铁骑、过路的司机和行人见义勇为的故事,自己也很欣慰。

陈思对环球慈善作者感慨道,2021年秋天两次救人,自己差点引发了脑溢血。现在年纪大了,血糖高、血压高。考虑到自己身体原因,他计划今年退休,但仍会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希望相关心灵康复机构将自己救人的经验传下去。

“像我现在把一个人救下来,摔倒的话估计自己就不行了。我也不想麻烦别人来救我。”陈思说,希望国家能出台一些心理干预方面的政策,也希望有帮助心灵康复的机构,或者红十字会、见义勇为基金会,把他驿站的一些管理办法和自己救人的经验传下去。

“我虽然不能上大桥救人了,但是我还会一直当志愿者。”

(除陈思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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