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幸福角》，目前国内对其研究较少，而其深奥丰富的内涵，以及独特的面具书写视角却值得多加关注。本文将从面具书写的视角切入，具体分析这篇小说是如何从小说叙事层面上，通过面具的“伪装术”揭示出面具后的另一个自我，以及另一个自我的异化，从而让人物的形象特征捉摸不定，情节充满着曲折与变奏，环境也显得变幻莫测；从象征层面上，伪装的揭开也表明了失败的自性化，以此将面具书写与成长书写联系起来。本文旨在以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对这篇小说的理解，并深化面具化的人格叙事所带来的如文化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意义。

“面具”源自古代希腊神话及中世纪狂欢文化，古代和中世纪的表演仪式实际上就是“面具”的派生物。而文学中的“面具”，形成于16世纪的假面喜剧和假面舞会，在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怪诞艺术中得到进一步发展[1]。如果说在20世纪之前的戏剧创作及表演艺术中，面具只是剧作家和导演用于形象模拟的一种手段，20世纪以后，随着心理哲学的诞生，“面具”概念越来越与真正的个体中心，即“自我”联系起来。“自我”的概念源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发现了众多个体中个人意识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提出了“人格面具”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荣格使用了诸如“我”“他”“影子”等概念来揭示个体在通往“自我”、确定自我意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其目的就是为了向世界宣称个体中多重人格的可能性。

如此看来，文学界关于面具的认识和阐释可追溯到西方19世纪下半期。英国著名作家、戏剧家王尔德提出了面具说，他发现，文学作品中的讲话人往往通过面具伪装自己，表达自己对社会丑恶和人性堕落的看法，引领读者辨识面具背后的真理。“当一个人亲自讲话时，他最不是自己。给他一副面具，他就能告诉你真理。[2]”庞德则在其1914年发表的《漩涡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人物面具”这一概念，庞德称其为“精致的面具”，并且承認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探寻自我”以及寻找“真挚的自我表达”都始于他在诗集《人物面具》中对“人物面具”这一方法的把握。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我是”这一谓述结构无法成为真实的自我表达，诗人的自我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所显现，于是他说：“我在一本名为《人物面具》的书中开始寻求这种真实”[3]，叶芝1917年发表的《人类灵魂》一文也充分阐述了他的面具理论。叶芝所处的时代恰逢浪漫主义时代的尾声，时代的变化使原本宣泄式的写作方式渐渐无法深层次地触及人类灵魂，此时，叶芝“面具理论”便在吸收前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纵观叶芝的诗学理论，面具的意义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意象，或我们所崇敬的意象。”它代表着多层次不同维度的“反自我”的展现[4]。

出生于19世纪的亨利·詹姆斯在他的《幸福角》这一小说中，就设计出了一个有着“面具”自我与异化自我的主人公布莱登。故事中的布莱登和作者亨利·詹姆斯本人的背景相似，出生于美国，后到欧洲居住，所以这篇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作者其自传。布莱登在美国有两幢收租的房子，其中一幢叫“欢乐角”的房子是他的最爱。而正是在这幢房子里，他的双重人格之间展开了一场惊悚的较量。

从小说叙事层面上说，面具的“伪装术”让人物的形象特征捉摸不定，情节充满着曲折与变奏，环境也显得变幻莫测。从象征层面上说，对布莱登的面具书写也是詹姆斯对自己成长书写。如此看来，面具化的人格叙事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学上的冲击，更有文化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意义。

1 面具后他者的浮现

这篇小说通过制造布莱登双重人格之间的碰撞，营构出文本诡异而深刻的叙事魅力。詹姆斯通过主人公布莱登的视角引领着读者进入他的另一世界，其中的人物、环境等都与现实中的一切大相径庭。于是在布莱登诡辩式的叙述之间，面具装置悄然呈现在读者面前。

布莱登的双重人格的双重性便体现在现实中的他与“幸福角”房子里潜藏的另一个恐怖自我身上。这另一个“自我”最初以布莱登心中的幻影形象出现，“刚过了两个星期，他的内心颤动终于开始显现出来，极其突兀地穿透所有的遮蔽，让他自己惊异不已：他的内心形成了一个影像，看到这个影像让他兴奋不已，就像是在一间空房子的昏暗过道的拐角撞上了一个陌生人，没想到这里还住着这么个人。[5]”

而后，在一次他与斯塔维顿小姐交流时提到了他心里这种独特的“幻影”并承认这个影子是“另一个自己”，“我现在感觉，我当时的内心深处，装着很奇怪的另一个我自己，一个我自己的影子，就像一朵花正含苞待放，所以，我就顺其自然，让他自然绽放，让这个影子永远消失。”在这里，面具前的“我”与面具后的“我”始终处于一种既相关联又分离的状态，“我”对面具后的“他”的认识通过幻影的方式而获得，然而幻影中的形象却稍纵即逝无法把握，面具后的“他”成为了一个与自我分离的他者。当“我”看到幻影中的那个“他”，并意识到幻影中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形象就是自己时，自我才开始浮现。这与拉康所认为的“镜像阶段”同质，即当一个个体以他者为形式和途径认识到自身时，自我的概念才真正得以开始。

如果说最初一次次这幻影形象仅仅出现在布莱登的心中，那么随着布莱登对其样子愈加好奇，之后这一在他看来一直“躲藏”着的幻影也终于是以幻觉的形式出现在了他眼前，给予他内心无比的震动。“他看到，在闪烁的灰色轮廓中间，阴暗逐渐消失，他觉得那就是他多日以来一直苦苦追寻的目标。他时而昏暗，时而明亮，那就是个人，一个幽灵似的人。”而当布莱登终于见到他一直想见到的这个“幻影”时，他却恐惧不已，进而还发起了一系列否定。“至于我们的朋友，他觉得无限的反感，对此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只觉得恐惧，觉得他的对手正在施展高深莫测的阴谋诡计。这就是他在震惊之余的感受，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另一个自我，他目瞪口呆，证明对方的趾高气扬让他无法面对，他不能忍受对方踌躇满志、对生活心满意足的样子。”

尽管他与他所谓的“另一个自我”本为一体，但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不能相融的状态。在他看清这个影子的“恐怖”的脸时，他更是表示难以接受。“一看到这张脸，恐怖随即塞住了布莱登的喉咙，他倒吸了一大口气，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因为那个人的面貌和他一样可怕，那个人的愤怒的眼神，俨然射出了他自己的强烈愤慨。但那张脸是斯宾塞·布莱登的吗？”他还试图把这个影子，或者说其实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与他割裂开，不愿让他毁了他心目中自己的“完美”形象。“面前的这张脸和他自己的一点也不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随着那张脸渐渐靠近他，他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张陌生人的脸，千真万确。”

从一开始从心中发现这个影子的存在，承认这个影子其实是“另一个自我”，到“见到”影子时内心的震动，然后是产生恐惧、否定、割裂感。在这一步步的心理变化中，布莱登已经将自己的伪装面具展露无遗。

2 另一个自我的异化

面对一个无法接受的恐怖自我，布莱登感到他的人格面具受到了冲击。而这个如此“恐怖”的自我，却偏偏是布莱登自己的杰作。 因为，“当一个人过分热衷于自己扮演的角色，并将这一人格面具等同于自己，等同于整个人格，那么人格中的其它方面就会受到压抑，过分發达的人格面具与极不发达的人格其他部分之间就会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使人陷入一种紧张的异化状态。[6]”而布莱登的影子，便是人格面具这种负面影响的产物。

他的影子是那般恐怖，恐怖到让他觉得陌生。“对方的一只手失去了两根指头，那两根手指只剩下半截，很可能是遭遇了意外……那是一张陌生的脸孔，长得不可思议，恐怖极了，绝对不可能！他被‘出卖了，他喃喃自语地说，他觉得这是一场恶作剧，他面前的幽灵的确是个幽灵，他内心的恐怖还是很恐怖，但这几天来，他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都变成了一场闹剧，而他所谓的历险成功，也变得很有讽刺意味。”

但人格面具对另一个真实自我的异化效果可不仅停留在恐怖的外貌上，这个影子不仅外表丑陋，而且内心还被压抑得极其痛苦。对布莱登十分了解的斯塔维顿小姐在布莱登清醒后对他说，“但是，你知道，我并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怕。而且，我很可怜他，这让他很高兴……他很不幸福，他备受摧残……但他很憔悴，简直就要崩溃了，他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他没有像你一样拿着漂亮的单片眼镜，偶尔看一看。”而这种内心的痛苦，就是个体人格面具的任意“膨胀”带来的恶果，他会由于自己成功地充当了某种角色而骄傲自大，致使周围的人遭受强权统治，痛苦不堪。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这个“恐怖”自我是不为世俗所接纳的某种人格，它没有被布莱登直接消除，却只是被异化，还能够拥有“幸福角”这幢房子作为他的容身之所，其实是布莱登无法将他的另一个自我完全抑制的表现。“个体只是把人性中被拒绝的部分加以抑制，从自我确定中将它排除出去，但是这一部分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只是被隐藏了起来，并获得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它充满着活力，并常常以让别人（如果不是让自己的话）看得清清楚楚的方式表现。”而这幢“幸福角”的房子，就是这个“恐怖”自我获得的独立存在的空间。

所以说，这个异化自我是不讨喜的，但他的存在又是必然的。他是布莱登的一部分，不论布莱登接不接受，这个影子都无法真正被驱逐或毁灭。

3 失败的自性化

荣格原型学说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型：人格面具、阴影和自性，我们人性中被否认的部分就是荣格所说的“阴影”。荣格认为阴影不仅包括已被自我感受过和拒绝过的部分，而且还包括从未曾意识到的原始的和不成熟的那些部分。由于它的存在，人类就形成不道德感、攻击性和易冲动的趋向。从这个角度看，布莱登的“影子”其实是他人格中的“阴影”面。

尽管布莱登自己一直意识到那个影子并不是另一个陌生的幻影，而就是他自己，他却一直未敢直面这个事实。在与他自己的影子进行了直面周旋后，他更是无法接受这个“恐怖的自己”，于是他甚至晕过去了，以便彻底逃离这场令他窒息的际遇。面对这个人格中的“阴影”，他不仅选择了逃离，更是试图将其视作另一个独立于自己的“幽灵”——“啊，但我没见到他，”布莱登拖着腔调哀号似的说。“我的确看到了一个人，但那是个恐怖的畜生，被我逼急了，简直气急败坏。但那不是我。”

小说中“幸福角”这个场所的选择也很巧妙，它与影子拥有某种类似的遭遇，与影子也总有着微妙的联系。小说中的“幸福角”也同“影子”一样，丑陋而不被世俗认可。“他问自己，他们是否曾经有过这样面目丑陋的房子，在这样天蒙蒙亮的时候，显得那么逼真，他们是否曾经谈到过精神的必要性？那些都是费了好大力气在城市中心建成的巨大空洞，此时在凌晨时分，寂静，逼仄的还戴着邪恶的面罩，布莱登感受到了这种大规模的集体否定……”它也同影子一般受到了压抑，“这个中间凹进去的水晶，仿佛就包容着另一个神秘的世界，它的边缘发出的不可名状的声音，就是那另一个世界发出来的叹息声，是对于被放弃的可能性的感伤，长期受到了压抑，现在终于表白了出来……”而这幢房子，也正是影子的栖身之所。

只是，在布莱登眼中，它不是诡异阴森之地，而是充满童年记忆的梦幻乐园。“在这里，他认识到了底层那些窗户的作用，那些窗户的窗帘半敞着，外面街道的路灯偶尔会闪一些光线进来，让宽阔的门厅像上了釉似的。那像是大海的海底，散发着自己的光芒，他偶尔从楼梯的栏杆探身出去，甚至可以看到这片海底铺着他小时候就很熟悉的格子大理石地板。”

也就是说，“幸福角”就像这个影子一样被世俗排斥，而布莱登接受了这个房子，在他眼中，这个房子就不是阴森丑陋的。但对于作为他自身一部分的阴影面，他却始终无法接受，尽管阴影“它是人身上所有那些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的发源地。[7]”所以，阴影是成为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这完全取决于个体对于它的态度。

既然无法接受，就更别提构成和解。但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女版”布莱登——斯塔维顿小姐，来替布莱登预设了一个和解的结局：“我喜欢他。对我而言，”她说，“他一点也不恐怖。我已经接受了他。”从这种意义上看，接受了这个影子，这个影子就不会再是恐怖的。这样，他才能够真正实现直面自己人格中的“阴影”，让自我与阴影融合，保证自我同一性的完整与连续，达到荣格所说的“阴影的整合”。

再进一步说，从原型理论看，人格面具不仅要接纳阴影，同时还要和阴影和谐相处。荣格认为人的心灵或人格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体，这种人格的组织原则就是被称为自性的原型。自性是集体潜意识中的中心原型。犹如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一样，自性是统一、组织和秩序的原型，它把所有的原型以及这些原型在意识和情结中的显现，都吸引到它的的周围，使它们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8]。

自性促使人格统一稳定，而一切人格的最终目标也正是实现充分的自性，这是人终其一生都在完善之事。布莱登显然没有这种意识，更别提达到这种境界，因而他的自性化是失败的。

4 结语

不同于以往大多数对《幸福角》这篇小说的解读，本文从面具书写的角度切入，可以意外地发现这篇小说中隐藏的一个人物的双重人格，并领会其背后的深刻内涵，收获不一样的见解。作者将面具后的实在人格形象化为“影子”，面具人格则从某种程度上是习惯戴着面具的布莱登本人，他再设下一个和“影子”有着相似特征的“幸福角”作为“影子”栖身地与冲突发生地，从而将双重人格的分解与较量呈现得形象而惊悚。美国意象派作家庞德提出过“人物面具”的概念，认为“自我是复合的、不确定的，它不能够被抽象、概念化的语言所界定，却能够在人物面具中显现自身”[9]，而这篇小说正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面具书写的这一魅力。

而这场较量的意义不仅于此，它还关乎心理的成长。心理成长需要一步步实现自性化，小说中的布莱登并没有明确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也没有实现真正解脱。借此，这篇小说也在心理方面对人的成长，如人应该如何与复杂的自我和谐相处，进而更好地融入社会有一定启迪作用。

引用

[1] 赵晓彬.西方文学中面具理论的产生及发展管窥[J].外国文学研究2019，41（1）：153-165.

[2] Ellman， Richard. Oscar Wilde[M].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7.

[3] Pound， E. Gaudier-Brzeska [M]. New York： John Lane Company，1916.

[4] 叶芝.幻象：生命的阐释[M].西蒙，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5] David，Price.The Jolly Corner[EB/OL].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2005.m.gutenberg.org.

[6] 馬向真.人格面具与道德认同危机[J].江苏社会科学，2007 （4）：30-32.

[7]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8] [德]埃里希·诺依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M].高宪田，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9] 王晶石.他者与大记忆：论庞德人物面具中自我的显现[J].外语研究，2016，33（6）：94-98.

作者简介：陈子瑶（1999—），女，江西宜春人，硕士，就读于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