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眉凌 李卓曦

离开龙口的丁氏故宅后，我便直奔东南百余里外的栖霞而去。那里的牟氏庄园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地主庄园，也是北方最大的地主庄园，故而声名在外，有“民间小故宫”之称。

若说起栖霞牟氏，与黄县丁家可谓是不相上下。作为栖霞四大望族之首，牟氏先祖亦是明朝初年来栖霞定居的。当时牟氏先祖牟敬祖任栖霞县主簿，因县令位置空缺，他只好代行县令职责。牟敬祖见连年战火已将县城摧残得满目疮痍，便励精图治，终使一方百姓重获安宁，为此受到朝廷嘉奖。

然而，因为子嗣凋零，此后牟家数代都未能撑起门庭家业，直到第七世的牟时俊生下了八个儿子，牟家终于露出子嗣兴旺的势头。为了改变家族命运，牟时俊排艰克难，为子孙们延请塾师，教导读书，从此开启了牟氏耕读传家的家风，而伴随着人才辈出、仕途亨通，牟家终于在清朝初年成为栖霞四大家族之首。

清康熙年间，牟氏十世祖牟国珑在栖霞购置庄园基地，修建起一座悦心亭。从那以后，一代代牟氏子孙秉承着耕读传家的家训，或是经营田产，或是出仕为官，慢慢积累起丰厚的家业，并不断地扩建家园。至清末民初时，牟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有土地6万亩，册岚12万亩，一度成为胶东首富，名扬齐鲁的大地主。

彼时的牟氏庄园，前后相连，左右相接，共有房产5500多间。如今保存下的480多间厅堂楼厢则是十四世祖牟墨林苦心经营而成，他的六个孙子继承宅院后又各立堂号，遂大兴土木，互竞豪华，终成六路院落的宏大格局。

站在牟氏庄园之外，一扇高约5米、面阔3米的黑漆大门已夺人眼球。象征着官宦府第的四只门簪上分别雕刻了琴、棋、书、画的图案，寓意牟家乃是书香门第。大门上金漆的对联写着“耕读世业，勤俭家风”八个大字，道出了牟家治家箴言。这扇大门乃是牟墨林第三孙牟宗夔西忠来堂的大门，其左右两路分别是长子长孙牟宗植的日新堂和第四孙牟宗彝的东忠来堂。

自西忠来堂大门而入，脚下踩的却是一方用彩石铺砌的石毯，四角上各镶嵌一只石蝙蝠，居中铺设三枚石钱，正中一枚石钱的方孔四角上又各刻有一个“寿”，匠心巧运，可见一斑。而这样的装饰在牟氏庄园内却是常见，园中有一面虎皮墙就被誉为“中国最好的石砌花墙”。那墙面是用各种精选而出的杂石砌成，利用石头的自然形状和颜色，组合成各种吉祥图案，或是莲花，或是宝瓶，或是葫芦，或是游鱼，充满了诗情画意与奇思妙想。

这些精致的装饰使牟氏庄园建筑风格既有北方的古朴粗犷，也有着南方的细腻典雅，而在建筑形制上也迥别于许多北方民居。栖霞人有一个“牟氏庄园三大怪”的顺口溜：穿堂门儿一线开，烧炕火洞在室外，烟囱立在山墙外。

所谓穿堂门儿一线开，是说牟氏庄园打破了山东地区房门不得前后对开的风俗，每个大院的客厅、堂屋的前后门都开在了一条直线上。但是，牟家的这些前后门却很少能全部打开，有些院落的后门外还要设上一座屏风以为阻隔。只有在极为尊贵的客人登门拜访时，牟家才会大开一线门，让客人穿堂过院，直达正房。

北方冬天寒冷，家家户户都要烧炕取暖。可牟家的炕洞却不是直接开在炕下，而是在室外墙角下留一个方形的石砌炕洞，向室内砌筑火道，如此既能起到取暖作用，又保持了室内整洁。这烧炕火洞在室外的特色，实则与故宫中许多宫殿的火炕设计是一样的，可见当年营建房舍时牟家的显赫地位。

至于“烟囱立在山墙外”的第三怪，也有着相似的功效。牟氏庄园的近百个烟囱全部砌在山墙外面，顶端设有遮雨帽，就像一座座精巧的小塔。这样不仅在下雨天可以防止雨水沿烟囱流到屋里，还能减少火炕热量的散发，真可谓是两百多年前的節能环保设计了。

虽说牟墨林的六个孙子是各立堂号，但牟家庄园的六个院落并未完全隔断，建筑群落间采用较宽的封闭巷道来连接，而各院之间也有门楼相连，既保证了每个院落的相对独立，又彼此相联相通。而整座庄园外围呈封闭状，内部布局则井然有序，越发体现出牟家的规矩森严。

在牟氏庄园的西北角上，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院落，那是整个牟家的大学堂，不但牟家及其亲眷们的子弟可以来此读书，就连那些佃户、长工家的孩子，只要有心求学，牟家学堂都会收入。

在学堂的展厅里，我看到许多名人题字。或赞叹牟氏庄园为“奇观”，或称之为“栖霞瑰宝”，也有“庄园之最”的美誉，但中间却有一幅字透着悲愤，写道是：“深深豪宅，农民血泪”。

我禁不住一时唏嘘，心中暗想，题写这字句的前辈不知经历过怎样跌宕的生活，才发出了如此的慨叹。

据清朝的《栖霞县志》记载，牟墨林就是在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的大饥荒期间，提出开仓放粮，以粮换地，用一斗高粱一亩地的法子迅速囤聚了大量田产，积累下巨大的财富，缔造了牟氏庄园的传奇。

在今人看来，这固然是封建地主对百姓的一种剥削。但我们若能立足于历史背景客观看待，便会发现牟墨林的举动在当时也有其积极意义。尽管他将农民的土地收入手中，却允许他们保有租种土地的权利，让穷人们既能够换得一口吃食挨过荒年，又不至于丧失家业。故此，当时的百姓们都称牟墨林为“活菩萨”。而拥有了万贯家财的牟墨林也没有变成为富不仁的纨绔子弟，他仍像往日一样，一身布袜青履，扛着铁锨，挑着粪篓到田间村头去干农活，以至曾经有绑匪在牟家门口撞见了牟墨林，反将他当作长工给放了过去。因为牟墨林待人平和，乐善好施，栖霞的乡亲们也都一直亲切地叫着他的绰号——牟二黑。

“守祖宗一脈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唯读唯耕。”牟墨林为了能让家业代代传承，定下了严格的治家规训，鼓励子孙精进学业，勤于耕种。他自己也以简朴劳作的举动，为后代们立下了榜样，使得牟氏绵延壮大。尽管后来者们可以批评乃至咒骂这个封建地主，但作为一个世家大族的开创者与一座庄重园林的建造者，牟墨林的胆识与能力却是无可非议的。至于牟氏庄园里的最后一道灿烂霞光，则是一位可与当时的陕西女首富周莹比肩的人物——日新堂女掌门姜振帼。

姜振帼出身龙口黄县的第三大家族姜氏，而她的丈夫牟煚，则是牟墨林的长房曾孙。二人成婚的时候牟家正值兴盛，可好景不长，牟煚因病早逝，丢下了寡母妻儿。好在姜振帼生性果敢坚毅，她从小就通读四书五经和一些古典名著，尤其深爱《红楼梦》，对荣国府的当家二奶奶王熙凤更是情有独钟。

就这样，姜振帼理所当然地挑起了日新堂的大梁。她不仅将日新堂的田地、商铺打理得井井有条，更能着眼大局，在动荡的时局里庇护了一家人的周全。当时胶东兵匪横行，姜振帼便率全家迁往烟台暂住，而开放通商后的烟台让姜振帼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从挪威邻居那里学来一些西方的生活方式和金融理财理念，把原籍土地经营收入存进银行，渐渐成为当时烟台有名的存款大户。

然而天意弄人，姜振帼辛辛苦苦维护的家业最终却无人继承。儿子牟衍堃因爱而不得，相思成疾，英年早逝；女儿成婚后不久便得了痨病，也早早地香消玉殒。

1933年春天，身患肺病的姜振帼回到了牟氏庄园，此时的她俨然是个孤寡无依之人。按照牟家百年来的习俗，夫妻一方去世后只可停灵，须等到另一方死后才能一同出殡下葬。可姜振帼偏要打破这习俗，她以当家人的身份，为自己的公公、婆婆、丈夫和儿子举行了葬礼，其气魄胆识，只怕连当时的许多男人都比不上。

在牟氏庄园的殡俗展厅里，一组模型再现了牟家当年出殡时的情景：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排开十余里。陪葬的纸扎用品依次摆开，占地达六亩之多，都被姜振帼付之一炬。而牟家的最后繁华也就此烟消云散，进入了沉沉的暮色。

1939年的春末，58岁的姜振帼突然犯病，撒手西去。随着这位传奇女性的离世，牟氏庄园在战乱和变革中彻底走向了衰落，中国的地主阶级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瓦解。而这座牟氏庄园，犹如晚清时代的历史缩影，悄然无声地伫立世间，将多少历史的功过是非，都交给后人褒贬评说。

After I left Dings former residence in Longkou， I headed directly to Qixia over 100 li （50 kilometers） in the southeast. The Mous Manor there is the best-preserved and most typical landlord manor in China to date. As the biggest landlord manor in the north， it is widely known as the little folk imperial palace.

Speaking of the Mous family in Qixia， it rivals the Dings family in the Huang County. As the head of the fourth noblest families in Qixia， the ancestors of the Mous family also settled in Qixia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Ming Dynasty. At that time Mou Jingzu， the ancestor of the Mous family， acted as the secretary of Qixia County. Since the position of the county magistrate was vacant， he had to assume its duty. Seeing the war-torn county being destructed by years of military fight， Mu Jingzu made efforts and finally regained peace for the local populace， commended by the imperial cou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