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以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华顿为例剖析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小说家对巴黎、伦敦和纽约三个城市的想象和表征，揭示现实主义小说中城市书写呈现出的城市景观的纪实性再现、城市空间阶级间隔清晰和城乡二元对立的特点。小说中的城市并非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还是一个交织着各种社会关系的立体空间。研究19世纪的城市书写，既可以看到作家在现代化进程初期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利与弊的关注，又可以考察作家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反思。

关键词：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小说 巴尔扎克 狄更斯 伊迪斯·华顿 城市书写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在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于法国。该流派主张作家应直接观察现实，如实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现实主义小说则源于笛福、菲尔丁等18世纪的一些作家，并在19世纪小说家手中得到了高度发展。现实主义小说兴起并达到繁盛的19世纪同时是以工业化和商品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以法国、英国和美国为例，法国的城市化始于19世纪30年代，“19世纪初已拥有17个3万以上居民的城市”。英国在19世纪中期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农村[1]。19世纪同样是美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从1800年的6.1%猛增到1900年的39.6%，纽约成为与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性中心城市[2]。本文借助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英国作家狄更斯和美国作家华顿为例剖析欧美现实主义小说家对巴黎、伦敦和纽约这三个主要西方城市的想象和表征，揭示其城市书写的特点。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城市并非仅仅是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背景，还是一个交织着各种社会关系的立体空间，折射出19世纪欧美社会的变迁，都市人的生存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模式。因此，探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既可以看到作家在现代化进程初期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伴生问题的关注，又可以考察作家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反思。

一.城市景观的纪实性再现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小说写作是由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之后开始[3]。工业革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城市也随之兴起，巴黎、伦敦和纽约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都市。工业化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为现实主义作家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另一方面，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是一系列冲击：生态环境恶化、住房严重短缺、移民大量涌入和传统伦理道德受到挑战等问题在以上三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显著。这种状况唤醒了作家的“环境、空间意识和地方感”，使作家开始聚焦城市，并“在作家的思维意识中，产生了强烈的城市和乡村、都市与外省的地域分野”[4]。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城市书写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城市书写呈现出城市景观的纪实性再现、城市空间阶级间隔清晰和城乡二元对立的特点。

就创作原则而言，现实主义是以“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为思想核心”，以写实性为准则，从“摹仿说”和“再现说”中形成并发展延续[5]。写实性在城市书写中的表现则是作家以还原真实的城市景观为目的，力求为读者栩栩如生地展示每一条街道和每一栋建筑，再现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城市内市民的真实生活。以法国的权力中心——巴黎为例，作为法国人口最多、社会结构最为复杂的城市，巴黎一直是法国文学中最具特殊意义的地方。关于巴黎的书写早在15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到19世纪则达到了巅峰。19世纪上半叶，自称为法国社会书记员的巴尔扎克用90多部作品再现了1789至1848年间巴黎的历史、建筑和风俗，描绘了巴黎的全景图。《人间喜剧》中的城市书写通过细节、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纪实性再现了巴黎的全貌，因此被誉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二.城市空间间隔清晰

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城市空间往往是间隔清晰、阶级分明的，生活区域的不同揭示出居住者享有的身份地位和遵从的价值观的差异，城市居民很难进行跨阶级逾越。城市社会学家卡斯泰尔指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6]。城市空间的区隔表征了对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人们居住空间的位置和形态也因此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以巴尔扎克所著《高老头》中的角色为例，主人公欧也纳往来于贫民聚集的伏盖公寓和贵族社会的鲍赛昂子爵夫人家，寒酸的寄宿公寓与光鲜的豪宅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社会地位由他们居住的区域直观地反映出来：鲍赛昂夫人为首的旧贵族的府邸集中于圣·日耳曼区，雷斯多伯爵夫人住在属于新贵阶层的唐打区海尔特街，尚未被上流社会接纳的银行家夫人纽沁根太太在更逊一筹的圣·拉查街，穷大学生欧也纳则挤在圣·日内维新街的寄宿公寓。巴尔扎克在描绘巴黎生活场景的另一部中篇小说《行会头子费拉居斯》开篇也清楚地指出了街道的阶级间隔：巴黎有优美高尚的大道，也有不为上层社会人士所熟悉的街道。“如果一位属于上流社会的妇女在这种地方走动，便不能不使人们对她产生某些想法，非常有损于她的名誉”[7]。由此可见，城市空间不仅展示社会分层，还控制和规训市民的价值观念，蕴含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巨匠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同样是一个空间分化明显的城市，其作品中各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勾勒出19世纪伦敦城的阶级分布：工业区与贫民窟位于城市边缘的东区，伦敦城从东到西逐渐从贫民聚居区过渡到中产阶级社区再到贵族和大资本家云集的商业区。在长篇小说《小杜丽》里，贫穷的泥水匠普罗希尼住在伦敦东南角的“伤心园”。那里临近郊区，街道狭窄、房屋稠密、粗俗贫穷，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居民大多是卖苦力的穷人和外来移民。“伤心园”的房产主卡斯贝在格雷公馆路的房子位于城市的次中心，与房产主颇为相似的是这条横街“似乎还很有一跃而上的勃勃雄心”[8]。贵族阶级巴纳克尔位于格罗夫纳诺广场马房街的住宅毗邻市中心的上流社会聚居区，尽管房子正面已经倾斜，显得摇摇欲坠，但是即使价格昂贵也必须住在这样的“笼子”里[8]。金融巨头莫多尔的豪宅则位于伦敦西区的富人聚集的卡文迪什广场哈莱大街。城市空间的划分和区隔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国家政治权力主导一切。中心地区主宰边缘地区……权力起了关键作用”[9]。从文中不同阶级居住空间的分布可以看出，狄更斯所呈現的伦敦是一种作为权力工具的空间，统治阶级通过操纵城市空间，再生产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关系。

与巴黎和伦敦相似，19世纪中叶的纽约已踏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车道，各式力量作用于城市的建构[2]。纽约被重塑为“复杂的景观，按照经济功能，社会阶级，建筑类型和人口密度划分空间”[10]。美国女作家伊迪斯·华顿的小说精准地再现了这一阶段纽约城市发展的特点。她笔下的纽约城空间固化，等级森严，具有强烈的性别、阶级和权力的隐喻[11]。这一时期，从华尔街崛起的新贵阶层急于在上流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他们通过建造豪宅和购买昂贵的室内装饰品等炫耀性消费行为来划分界限、强化秩序。因此，城市空间成为区分阶层和彰显身份的显著标志：阔太太们不断装修第五大道住宅内的舞厅，举办场面宏大的舞会来巩固影响力。在纽约上流社会的度假胜地纽波特市，几条主要街道变成了富人们展示豪华马车的场所，报纸甚至为不同阶层的读者根据其社会地位划分出了相应的活动范围。以华顿夫人的小说《欢乐之家》和《纯真年代》为例，前者中女主人公莉莉螺旋下降的社会地位正是表现在其居住空间的不断恶化，后者中人物的声望则与其居住在城市的哪个区域息息相关。

以上几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城市书写表明空间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地理场所，还具有丰富的表征意义。城市空间的区隔揭露了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社会问题，不同空间的对比进一步彰显出各阶级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揭示了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愈演愈烈的社会两级分化现象。城市空间还是权力运作的载体：统治阶级是空间秩序的制定者，“通过占有空间，生产空间”，再生产出阶级剥削的社会关系，将下层人民局限于城市的边缘[12]。因此，作家的城市书写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压迫与统治。

三.城乡二元对立

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还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对立现象，青年人抛弃乡村，试图融入城市生活的故事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现实主义小说家如巴尔扎克尽管猛烈抨击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犀利地讽刺19世纪巴黎的道德堕落，但是他的批判不影响城市在其作品中的绝对支配地位。他笔下的巴黎集中了一切先进事物，不管在地理、物质景观还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都与外省存在本质的对立，像磁石一样吸引外乡人。巴尔扎克通过详细描写外省人对巴黎的向往和巴黎形象对外省人的影响，以及外来者融入巴黎的城市化过程，揭示了以巴黎为代表的工业和商业精神如何影响并取代了以乡村、外省为代表的农业思维。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城乡空间结构，导致城市成为国家的中心，农村沦为城市的附属，并最终造成城市与乡村的分化与对峙。雷蒙·威廉斯认为，城乡关系的发展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决定。因此，城与乡的对立不仅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城乡关系的变化还表明资本主义“被抽象化了的经济驱动力”、“在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优先权利”和“衡量增长、利益和损失的标准”已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13]。

狄更斯继承了巴尔扎克的传统，他笔下的伦敦既是一块磁铁也是一个陷阱：城市吸引着来自乡村的年轻人，因为城市提供了实现人生理想的条件。以《远大前程》为例，皮普人生的转折正是从他离开乡村、进入伦敦开始。他把伦敦看作是能够改变命运的光明世界，自觉“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人，人生远景也已改变”，而自小生活的乡村相比之下则十分卑微，就连照射着乡景的星星都是可怜和下贱的。皮普奔赴伦敦前的这段心理活动清晰地体现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他把自己的“远大前程”与伦敦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令人厌倦”的乡村相比，城市代表着整洁、先进、尊贵的人生。

另一方面，为了融入城市生活，来自乡村的年轻人必须抛弃原有的价值观，接受由金钱和利益为主导的城市运行规则。狄更斯的小说剖析了新兴的商业城市的构成，尤其是法庭、监狱、济贫院、银行之类机构的运转模式，展示出城市的力量如何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并最终摧毁人性道德。面对19世纪盛行的城市问题，狄更斯清醒意识到物质主义城市的局限性，并寄希望于道德可以抵挡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这种理想，他塑造出诸如《雾都孤儿》里的布朗洛先生和《远大前程》里的乔之类道德高尚的人物去拯救绝望的年轻人，尝试凭借道德力量将城市拉回到人性的范围之内。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的这种摧毁力量已无法阻挡。在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将伦敦与垃圾堆和沼泽地联系起来。整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巨大的垃圾场和沼泽地，作为城市动脉的泰晤士河中则漂浮着人类的尸体。作家灰暗的描述似乎表明道德已无法救赎这座毫无希望的城市。

城市空间不单单是小说中事件发生的场所，更是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载体，影响着居住者的生存方式。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作家的城市书写呈现出城市景观的纪实性再现、城市空间阶级间隔清晰和城乡二元对立的特点。通过细致描绘等级分明的城市空间，作家揭示了以巴黎、伦敦和纽约为代表的欧美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愈演愈烈的社会两级分化现象，批判了统治阶级通过占有空间，生产用于维持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城乡关系的流变则反映出伴随不断深入的城市化发展，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为主导的城市价值观取代了以乡村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城市吸引外乡人认同并内化金钱至上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的规训。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体现出作家在现代化初期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剖析和反思。

参考文献

[1]计翔翔.近代法国城市化初探[J].世界历史，1992（5）：86-94.

[2]洪文迁.纽约大都市规划百年：新城市化时期的探索与创新[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3]王琳.美国城市文学地图：以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陈晓兰.19世纪“现实主义者”的巴黎——以巴尔扎克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87-92.

[5]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写实”传统及其当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9 （2）：159-81.

[6]赵晶辉.论《白牙》的伦敦城市空间[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19（1）：43-8.

[7][法]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M].袁树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8][法]巴尔扎克.小杜丽[M].刘新民，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

[9]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0]Scobey，David M.Empire City：The Making and Meaning of the New York City Landscap[M]. Philadelphia：Temple UP，2002.

[11]Benert，Annette.The Architectural Imagination of Edith Wharton：Gender， Class， and Power in the Progressive Era [M].NJ：Associated UP，2007.

[12]Lefebvre， Henri.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M]. Trans.Frank Bryant.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8.

[13][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基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編号：21GWCXXM-013.

（作者介绍：周诗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9级博士研究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