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必文

2013年，在湘南一个灰暗冬日的晌午，阴沉而雾蒙的天空，吹着丝丝湿冷的北风，父亲去世了。

父亲走的那一天，我没有哭，但胸闷得比哭还难受。痛失第一个至亲，让我真正体会到人世间生离死别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父亲临走前，我回乡一趟，在病榻前守候了两昼夜。此前，父亲已在病床上躺了十多天，生命已处于枯萎状态。每到晚上，他不断地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呻吟着。父亲在日常生活中不招人嫌，但到了这个地步实是不得已。除了生理方面的痛楚之外，可能还有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此刻，一阵寒风吹来，村子里的狗叫声此起彼伏，让寒夜更陡生出毛骨悚然感。为了给父亲壮胆，我告诉他如果可以减轻痛苦和恐惧，您就大声喊出来吧。有了我的体恤，父亲再也不用顾忌，呻吟的节奏变得更加频密。

知道父亲来日无多，故我想先回广州，准备些钱为父亲办后事。临别那天，父亲回光返照般微微地点着头，随后主动地把偏瘫后尚带余温的还能活动的左手，从被窝中伸了出来，抖动着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自我成人后，父子之间何曾有过此举。此刻，我强烈地预感到，父亲真要走了。父亲一直是个寡言少语、不善交际的人。以前在家，我们父子俩可以一直呆坐在冬日的炉火边，一句话都不说，沉闷得似乎可使房间里的空气凝固起来。我隐隐地觉得，这是我和父亲之间的最后一次告别。

我回到广州后的第二天上午便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父亲走了！回想几天前，躺在床上的父亲，日夜间或掐着手指，初时我以为他是在消磨难熬的时光，后来才领悟到是在算时辰。他要选一个好日子、好时辰上路，这样才有利于子孙兴旺发达。生前，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必须讲究点。据说走的那天上午，父亲因不能言语而不断地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开始家人不明其意，他很着急，后来干脆拉着长孙的手放在他头上，家人才知道他要理发了。平日里，他就比较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于是家人匆忙从镇上请来了理发师。在理发的过程中，先帮他点了一支烟，喂了一碗稀饭，随后又点了一支烟。头发一理完，他便断气了。走得如此安详、如此井井有条，完全靠生存意志在支撑。他走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似乎对后人为他后面旅程的安排充满了信心。父亲生前就是一个不叽歪、不讲名堂的人，以这种方式告别，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

三年后母亲去世时，我哭得像个刚出生的婴儿。父亲走时，我却心如止水。甚至在主持告别仪式期间，还叫了三五知己玩“三打哈”的扑克游戏。我知道父亲不会怪罪的。因为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错，父亲从不打自己的小孩，气极时也是语言上吓唬一下。有时见我们兄弟几个围在炉火边打闹，被母亲数落时，他最多也是附和着嘿嘿一笑了之。他一辈子都活在通达与宽容中。

平日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会经常想念他们，尤其是每当清明或是中元节来临时，思念会变得无以复加。2020年的清明节，由于疫情的缘故，我没有照例回乡祭坟。在偶读儿子的习作《故乡的小屋》时，一个沉重的话题映入了我的眼帘：

生离死别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爷爷、奶奶的离世，曾使得一大家人两度聚到一起。生活的磨难使各人除了基本的寒暄外，却再也没有过多的话可说。于我而言亦然，故乡的小屋似乎早已把发生于此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透过被风吹雨打撕裂的玻璃窗户，一眼便能望见，当年我送给爷爷的那根烟斗，被层层尘埃包围着，仿佛岁月静好般地匍匐在窗台上。

儿子的描述，唤起了我对点滴往事的追忆。

父亲或喜或忧，一辈子基本上是在袅袅轻烟中度过的。抽烟是中国乡村庄稼汉的主要休闲和人际交流方式，成年男人基本上都会。我不知道父亲啥时候学会抽烟的。但是他学会之后，不同时期所用的不同烟具，或许暗含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别样的心路历程。

卷煙

20世纪30年代初出生的父亲，如果不是因为出身问题，或许也可以在体制内混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重庆刚解放时，诸多学校招考，父亲在巷道中窝了十多个昼夜，终于以“城市失学失业青年”的名义报了名，然后又顺利地考上了重庆公安学校，兴奋地读了一段时间。由于该职业对从业人员的政治背景要求特别严格，在政审时以“阶级出身异常复杂”为由，被清理出来，只好灰溜溜地回乡归田了。从此，生活让他真正懂得了生活。

在过苦日子时，父亲是抽喇叭筒，即用纸卷着来抽。纸是随机找来的，大凡是书、作业本或者废旧的报纸之类。把它们撕下来，在卷烟的过程中，在嘴唇上沾些口水，把纸弄湿，这样便于把纸严丝缝合，抽起来才不会散架。以至于我读小学、中学的课本或是作业本，不是被父亲撕来卷烟用，就是供家人上厕所用，早已杳无踪迹。父亲抽烟时，经常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像哲人般在思考着深邃的哲学问题。其实，父亲没有读过几箩筐书，但我总觉得父亲在抽闷烟时，还是有些心思。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的日子特别难熬。他的人生路向，便是随着寒暑易节、春种秋收的四季更迭而起伏。乡下的农活名目繁多得像一堆没有规则的土豆，让人心烦意乱。他也只好一如既往地像沙漠中的骆驼，踏着皇天后土负重前行。

在深灰的冷冬，湘南大地常常是白雪皑皑，山野里那些熟悉的风景几乎被白雪全覆盖了。母亲每天照例都得早起。她像个独角戏演员，一会儿骂鸡、一会儿训狗，弄得鸡飞狗跳的，使得寒冷的农家院落陡然间充满了生机。这时候父亲在母亲的吆喝声中极不情愿地起来了。他无惧寒冷，独自一个人搬一条长方凳坐到门口，用火柴点着卷烟，便哧哧地抽起来。寒冷的空气中都飘着旱烟的味道。父亲虽然基本上不接话，但该干的活，还得去。沉默中，父亲扔掉残存的烟尾巴后，望着桌上母亲早已准备好的一荤一素的两碗热菜，一个人端起碗低着头便默然地吃起来。吃完再点一支烟，随后便担着箩筐去20公里外的山坳挑煤。每次挑一百斤，一个月约去三趟，只为了省下用拖拉机运煤的钱。

当布谷鸟叫春时，大地也渐渐从淅淅沥沥的春雨中苏醒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此刻，父亲便变得更忙了。经常见他咕噜咕噜地喝一碗母亲酿的糯米酒之后，便红着像猴子屁股的脸，担着黑而发臭的粪肥，摇摇晃晃地在田埂上行走着。为了不滑到水田中去，他双脚的趾甲紧紧地夹着松软潮湿的泥土，每走一步似乎要在泥土中打一个螺丝钉，以便把自己的脚紧紧地固定在地面。富有弹性的扁担，合着父亲踽踽独行的脚步，一路叽咕叽咕地响个不停，被春露打湿了的裤管不时摩擦出声音。当春雨把田土泡软之后，父亲和他的“四类分子”同类，便要对村里几百亩水田进行翻耕。每当母亲要我去给正在田间劳作中的父亲送饭时，只见他扎紧裤腿、闷着头、扶着铁犁，举着鞭儿吆喝着，不断地抽打着牛背，驱赶着牛一拐一拐地行进着。

每当夏天“双抢”季节来临的时候，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像火苗在燃烧。流经村前的小溪，水草沿溪而生，鱼儿在水中溜达，野鸟在水上嬉戏，村鸭在溪中放歌。但对父亲来说，该季节却并非人间好时节。因为每到农忙季节，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斗地主”便成了“极左”路线下惯常性的政治运动。主角基本上是我的长辈们。每当运动来临时，生产队长的口哨吹得特别急促而高昂，晚上全体村民瞬间就会被集聚在村口的泥坪里。会场中间，早已有几个戴着白色高帽的人，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我大伯因为是长子，在他们兄弟之间，出身带来的原罪，若要被处罚，便主要由他来承受。因此，凡有批斗，他必在场。二伯，陪伴得多些。父亲在其兄弟间居第四，政治气候特别严时，才出场。三伯因为参加过革命，就没有划入被斗的阵线。叔叔，因土改时还不够划成分的年龄，所有这些政治运动几乎与他无关。不过，每当运动来临时，他都会偷偷地躲在人群中，神情低落地当着看客。村干部带头喊口号，村民们就会附和着，哧哧地从喉管里挤出一点声音来。时光在压抑中慢慢流逝着。

拼命干农活还不打紧，偶尔挨斗也可以承受，但经常有些事让父亲更堵心。在集体所有制年代，牛是集体财产，是生产队重要的生产力。若是生产队的母牛长大了能生出娃来，那真是添喜的大事！但是，每当母牛发情时，派谁去外地赶公牛来交配，却是一件棘手的烦心事。因为，干这档事，往往是村子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所为，所以，谁都不愿意被贴上这一标签。但有一次，生产队长毫无商量地把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闷闷不乐、满脸阴沉地从家里拿根竹棍子，气呼呼地出发了。一路上尽管他不断地吸着烟，但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等把公牛赶来时，已是日上三竿。约莫半个小时后，生产队长如释重负般，勒令父亲继续把公牛赶回去。父亲依旧阴沉着脸，二话不说，狠狠地吸着烟，高高地举起鞭子，把公牛重重地抽了几鞭，顺着逼仄泥泞的山路，再次往伍家湾方向走。

秋天来临时，农人开心的事除了收割作物，便是干鱼塘。那时候，生产队部分鱼塘由村民承包。如果鱼塘经营得好，相应可以增加一笔收入。我们家也承包过十多年鱼塘，每当忙完田间活之后，父亲时常会顶着夕阳的余晖，叼着一根烟，用粪箕担着水淋淋的、沉甸甸的青草，摇摇晃晃地往自家的鱼塘奔去。到鱼塘边时，父亲会把裤脚卷起来，跳到水中，然后依次把青草在鱼塘撒开。此刻，只见碧波荡漾的水面，鱼儿欢快地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父亲的嘴角会不由自主地露出开心的微笑。成长中的鱼儿兴许会给东家带来几十、百把元不等的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一个六口之家的油盐酱醋等零花钱，基本上够用了。若是遇上鱼发病的年景，就倒霉透顶，一年白忙乎了。往往夏秋之交是鱼最易发病的时节，一旦鱼犯病死去，母亲便一大早到鱼塘边守候着，把死了鱼逐条捞上来，回家煮熟烘干给我们解馋。即便是瘟死的鱼或鸡，用红辣椒加酸豆角爆炒，味道也好极了。但如果鱼死得太多，父亲便满脸黑沉，卷着裤腿呆坐在鱼塘坎上，哧哧地把烟抽个不停，任母亲如何骂老天不开眼，他不会接一句话，一家人的心情都是灰暗的。

不过干鱼塘时，却给我留下过温馨的回忆。我们家几度承包的后山塘，是村子里的一口大塘，窝在山坳里，离家较远，常担心鱼被偷。有一年深秋干塘，由于当天水抽不完，父亲只好带着我和哥守夜。鱼塘四周除了秋收后的田野，便是杂草丛生的坟山。晚上，我们在坟堆之间的缓坡处，铺上稻草，三人同盖一张用白布染黑的被子，将就着睡。父亲为了克服我们的恐惧心理，睡前，他用手在我们兄弟俩额头上分别轻轻地扫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们，即便有鬼也不敢近身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使的是什么魔法。由于稻草铺得太薄，睡在稻草铺上，树根隐隐地刺着背部，初时弄得我很不舒服，不斷地翻滚着。父亲见状立刻翻身起来，叫我侧睡在一边，然后他点了一支烟，通过烟火的微光，硬是把地上的树根拔得一干二净。其实，只要他把稻草再铺厚些就能解决了。此时，秋露慢慢升起来了，父亲怕我受凉，便搂着我睡，尽管我被夹在两人中间，还是感觉有些冷。于是，父亲便蜷缩着身子，尽量用被子把我捂得严实些。此刻，他身上几乎没有被子，寒露使他冷得有些受不了，于是便又起来抱了一捆稻草，把自己包裹着。他还是担心我受凉，于是再次把我搂得更紧了。此刻，一种被呵护着的温暖感在我周身弥漫着。记得那晚的夜色真好，到了后半夜，秋风萧瑟、繁星满天，像极了鲁迅笔下曾经描写过的场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那一夜，我睡得特别沉、特别香！

那年月，尽管生活很艰辛，可是父亲的人生基调始终是乐观的。每当逢年过节时，无论生活遇到多大的风浪，他都会坚守人生的礼仪。对祖宗的祭祀从不含糊。饭前他都会在堂屋的神坛前，焚香烧纸，口中念念有词，显得非常虔诚。我曾问他：天上真有神灵菩萨保佑我们？他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他曾对我说：有一年夏天的夜晚，暴风雨像山崩海啸般，屋后的泥石流把堂屋中设置神坛的后墙冲塌了，然而神坛却没有随之倒地，还是巍然屹立在堂屋的中央。凌晨起来时，家人见状，无不称奇。后来，每念起此事，父亲不断地念叨着：我们的祖先还是管事的！

竹管烟斗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进入了新天地。父亲就像春天来临时，卸掉了冬日整天穿在身上的沉重的破棉袄般轻松。于是，他自制了一杆竹管烟斗，经常把它别在裤腰带上。每次抽烟之前，他要用细小的树枝把烟孔掏空，然后再把烟丝捏成一团摁进去。抽的过程中，随着烟孔火光的增大，丝丝浓烟不断地从嘴里、鼻孔里飘出来，抽不了几口，烟丝便全化成了灰烬。父亲似乎觉得还不过瘾，便把烟孔朝鞋底或是找个质地硬的地方狠狠地敲几下，以便让烟灰抖搂出来。随即又塞进烟丝，由于烟孔还是滚烫的，烟丝便很快点燃了，父亲从容地抽着，终于觉得过瘾了。于是，再把烟管交给坐在他旁边，嗓子痒了很久的平辈兄弟。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聊些乡村趣事。乡村不缺新闻素材，种田人也是善于挖掘的。他们对时政新闻显得更为关注。诸如何时给“四类分子”“摘帽”，父亲和他的兄弟一旦聚集时，便会念叨着。他们可不想把这顶帽子带进棺材中去，这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自从“摘帽”以后，父亲的笑容显得更舒展了。他可以从容地根据自己的节奏从事农活，再也不用担心生产队长来派活监工了。忙完农活之后，背靠着稻草，坐在松软潮湿的田坎上，慢悠悠地抽上一管，真是惬意极了！望着微风过后起伏的稻浪，便在内心盘算着，丰收在望，那些陈年老账，可望一笔勾销了。家中稍有余粮，父亲便开启了属于他的宏大伟业——建房子。

那时候，在乡村建房子，是一件复杂而系统的困难工程。从打砖、烧砖、烧石灰、烧瓦、扛树等到兴建，整一条流水线，基本上没有钱去雇工，大凡是靠自家劳力和换工来完成。能不让人挣的钱，绝不给别人机会。为了节省买杉树的运输成本，他经常是凌晨3点钟起床，带着家人和左亲右戚，到50公里外的井冈山南麓去扛杉树。来回要两三天时间，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天黑走路怕撞见鬼，父亲便告诉我们招数：出发前，用手在自己额头上把头发往后扫三下，鬼就不敢近身了。在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哪里会怕鬼呢。怕蛇倒是真的。父亲同样自有驱蛇的办法：要我们每人拿一根竹棍，凡是遇到茅草丛生的路段，便用竹棍噼噼啪啪敲打着，蛇听到响声便会溜走。到达大山深处的目的地时，已是夜深人静、皓月当空，四外虫声唧唧。我们一路奔波，疲倦至极，再好的景致，也无心欣赏，稍作洗漱，倒头便睡。第二天天未亮，便扛着树往回赶。由于负重而回，所以更辛苦。汗水把每个人的衣服浸染得像一张张斑驳的地图。我一个未满18岁的少年，干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力不从心。父亲一路上叮嘱我，走路不要太快，要学会省力；不要轻易用山涧的水洗脚，洗多了容易得风湿病。他不时往前赶，然后折回来帮我扛。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走就是十多个小时。我累得真想把树扔掉径直回家，但望着前面父亲佝偻着的背影，像一个旋转乏力、左右摇摆的陀螺在盘旋而行进时，只好咬紧牙关亦步亦趋地追赶着。

劳作消歇时，无论是躺在田埂还是山冈上，望着白云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飘来荡去，一种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的冲动，在我的心底鼓浪而来。父亲对我的成长没有任何期许，但他穷且益坚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前行。一有机会上学，我便发奋苦读。從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是在半耕半读中度过的，靠自己在农田里抓鱼卖钱换学费。父亲在农活歇下来心情好时，见我背着黄色帆布书包去上学，偶尔会冒出一句：“读书要发狠呀！”经过寒窗苦读，终于鲤鱼跃龙门，我考上大学的消息让父亲感觉似乎是喜从天降。从此，父亲的担子一下减轻了不少。

在我读大学的过程中，父亲每学期都会用书信同我交流着，无非是告诉我家里六畜兴旺，要我安心读书；要与同学搞好关系，千万不要取笑别人；借了钱一定要还，大家都不容易等之类。然后，便会附寄二三十元钱。大学毕业之后，我在井冈山南麓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了三年书。那时候，乡村中学教师的工资和社会地位都不尽人意。而我乡下老家搞冶炼之风兴盛，涌现出了一大批暴发户。受此影响，我萌生了弃教从商的念头。有一次父亲见我回家休假，便搬条木板凳和我面对面坐着，装了一管烟，边抽边温和地说了几句：“读了这么多年书，还去做生意。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况且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当年，你爷爷在世的时候，我们家大业大，现在剩下了什么呢？”父亲寥寥数语把我点醒之后，从此我再也不三心二意了。面对人生困局，便横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考研改变命运！于是，便在石溪河边的乡村中学，潜心山林、不与人往、不谈婚娶，经过几年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中举”了。

喜讯一到，我便归乡了。见父亲挽着裤脚，打着赤脚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表现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但还是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激荡。他用哆嗦的手装了一管烟，然后用力地抽着，不但节奏加快了，而且发出了更为欢快的哧哧声！

牛角烟斗

历史进入新阶段之后，父亲已到了生命的晚秋。晚年的父亲抽烟，最后改用牛角制的短烟斗了。那是我儿子五岁那年，随他妈去泰山旅游，出于孝心，花了5元钱给爷爷买的。孙子的这份孝心，让爷爷喜不自胜。父亲对这管烟斗，偏爱有加。每次抽完烟之后，他再不像对待竹烟管那样，用力肆意在鞋底或是在硬物上猛敲了，而是用牙签小心翼翼地在烟孔中拨弄着。一边修饰烟斗，一边流露出一副幸福满满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揣进衣兜里，形影不离，生怕有闪失，因为这是他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儿子出生时，父母亲都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本应该在乡下安度晚年。但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他们还是努力支撑着进城来为我们带小孩。乡下人进城，最难处理的是婆媳关系，但我们一家人相处得其乐融融，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节俭习惯，进城后丝毫都未改变，能省的钱几乎省到了极致。父亲从乡下带来的烟丝没有了，便叫母亲去菜市场旁边的小巷买。想喝酒了便叫母亲酿。但是由于城里很难找到合适的酒药，酿出来的酒没有乡下的口感好，难以满足父亲的酒瘾，于是我不时就会给他买些廉价的低端白酒。平时父亲感觉累时，即便没到吃饭时间，也会倒上一小杯抿几口。看他闭着眼睛喝酒那副满足的样子，我既欣慰又内疚。觉得父母这么大年龄了，还让他们来带小孩真辛苦，而我连买几瓶像样酒的能力都没有。但是，父亲在生活方面从不对我提任何要求。他和母亲经常私下嘀咕：这一辈子还能到城里来见见世面，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同以前在乡下吃过的苦相比，干这点活，那叫什么苦呢。我听后，暗自流泪。

为带好孙子，父母亲没少费心，分工合作得很默契。时常是父亲带孙子去外面玩，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爷孙俩一到外面，也顾不得体面，经常席地而坐玩起石头来。父亲就地取材，用零碎的红砖块，教孙子在水泥地上写字。当年我办公的地方与居家的院落仅一墙之隔，有时趁休息的片刻，溜出来看他们玩耍时，儿子便会得意地用刚从爷爷那里学会的土话同我交流。玩累了，便要爷爷背回家。我们家住在没有电梯的八楼。儿子两岁多时，本来可以慢慢爬上去，但天性偷懒，执意要爷爷背上楼。爷爷只好咬紧牙关，气喘吁吁地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为了舒缓爬楼的艰辛，爷爷一边爬，一边“喂呷！喂呷！”地喊着号子。儿子便在背上模仿着，爷爷喊一句，他也喊一句，让爷爷心里乐滋滋的。一背回家，爷爷便像泰山登顶般惬意，急匆匆地装上一锅烟，不声不响地躲进厕所，独自慢悠悠地抽起来。以至于儿子经常给我们告状：爷爷又躲在厕所抽烟！弄得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后来，父亲便干脆躲在门外去抽了。我觉得过意不去，便给父亲解围，告诉他在自己家里不必拘束，想在哪儿抽就在哪儿抽，但是他自律意识很强。尽管孙子不断地告状，但爷爷总是乐滋滋的。待我儿子上幼儿园时，父母顿时感觉清闲多了。父亲说，没有孙子在家的日子，像坐牢般，便不想再待了，执意要回乡下去。我们再三挽留，都没有办法。

回乡以后，父母亲都已年逾古稀。为了让其生活不过于单调，我鼓励父亲同村人打俗称“跑胡子”的纸牌。同时，每年回去我会瞒着母亲拿两三百块钱给父亲。父亲如获至宝，把钱偷偷地藏在贴身所穿衣服的口袋中，不至于让母亲发现后被剥夺。若是赢了三五块钱，父亲就会大声在母亲面前声张，输了就闷不吭声了。小赌怡情，也是天伦之乐。但是，他们还是想重操农活。除了养鸡种菜，每年还养一头猪。每次回乡探亲，见父亲步履蹒跚、气喘吁吁地担着猪潲，往屋后山坳上的猪圈爬时，母亲便拿着猪勺跟在后面，不断地提醒着父亲：慢点走，小心看路，别摔倒了。见他们如此辛苦，我让他们别养猪了。可父亲却说：这点活累不着人，干惯了农活的人，哪里清闲得下来？母亲则在一旁帮腔，养猪是累点，但是等你们拖家带口回家过年时，家里杀年猪，年就过得热闹些。趁着还能动，能做就做点。其实，还是想通过自食其力为我们减轻负担。

父亲和母亲先后走了，兄弟们迫于生计，四散着外出打工，整个家庭便解体了。每次回乡，踏进家门，便感觉整座房舍空寂了。尤其是父母亲终老的两间房，因长年无人居住，缺少了烟火气，显得潮湿而阴暗，了无生机。长年放在厨房兼客厅的炉灶，也因主人的离去而被弃之墙角。他们曾经睡过的、暗红的油漆脱落后显得有些斑驳的、只剩下空架子的两张简易木床，四处布满了尘埃。我长时间驻足在父母的卧室，望着那两张空荡荡的床架，深情地回忆着旧日温馨而美好的时光。如今，这一切都如烟而逝了。

在父母亲谢世均满三年之后，按照乡俗，我又对他们安葬在一起的两座坟，用钢筋水泥大理石进行了修葺围蔽。尤其是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周边的山茶花、杜鹃花，在竞相绽放着，仿佛春天在这里长驻。在山花的簇拥中，父母亲可以安然地拥抱着春天长眠了。

我把遗落在窗台的那根烟斗，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