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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

2022-05-30闫红

北方人(B版) 2022年6期
关键词:纺织厂馅饼大腿

闫红

我妈在纺织厂工作,这儿曾是小城里的工厂,现在已经破产。我妈说,破产对他们这些退休老工人来说,不是件坏事。她说了些理由,我没有听明白,总之,她对工作以及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个厂区的没落,没多少感触。

工厂极大繁荣的年代,机器声终日轰鸣,走在大街上都能感到震动。厂里的女工,不但有像我妈这样从农村招来的,还有很多是上海下放的知青。

这些知青在本地扎根,生儿育女,每年回一次上海老家。工友托她们带回时髦的日用品。在我的童年,那双被我踢踢踏踏穿了好几年的红皮鞋,就光荣地来自上海。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大红的滑雪袄。我仍然记得,在某个刚刚寒冷的日子里,刚下班回家的妈妈,高兴地把那件明显太长的袄子,披到我的身上。

太长了,所以并不好看,后来我长高了,它变得合身了些,还是不好看,到那时我们才看出来,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件好看的衣服,与合不合身无关。不过我都穿了好几年了,也无所谓了。

上海人还给我捎过一条喇叭裤,桃红色的,裤腿上有绣花,时髦之极,我穿着它去姥姥家,特意跑出院子,走到公路上去,希望每个路人都能注意到我的裤子。我舅姥爷吓唬我说:“警察会把你当小流氓抓走的哦……”

那时我妈还挺喜欢打扮我的。六岁之后,我妈对于我的穿着,突然转变成了心灰意懒的潦草。要么是从我小姨那里接过来的旧衣服——我骨架大,撑得起;要么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比如某年的新年,我妈拿了一件绿军褂给我蒙袄,那会儿是流行绿军褂没错,但必须是比我大一点儿的女孩子,才能穿出那种酷酷的痞气,再说,那件衣服上还有个补丁。

我妈后来更重视我的吃。我自小挑食,不吃葱姜蒜,还不吃猪肉。在普通的汉族家庭的餐桌上,猪肉是荤菜里的主力,这让她非常头疼。她的补救之道是每天炒两个鸡蛋埋在我碗底,再手疾眼快地将餐桌上猪肉之外的所有好吃的,抢到我碗中。

上海人带来的巧克力之类,她藏起来,见家里没人——主要是我弟弟不在家时,塞给我一小块,一盒巧克力我可以吃上半个月;家里偶尔吃个鸡,两个鸡大腿早早被剥了皮,放进我碗里,我妈还目光灼灼地盯着盘子,看见“好肉”就夹给我,武林高手般迅疾。我弟弟终于不乐意了,把饭碗一推,哇地大哭起来: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小女孩吗?娇宝贝!

其实有些东西我也不爱吃,比如鸭子,到现在我都觉得鸭肉很腥。那些鸭心、鸭肝、鸭大腿,我实在吃不下去啊,磨磨蹭蹭,等全家人都吃罢离席,我妈洗碗去了,我迅速地把那些东西放口袋里,转身塞到抽屉的后一格。

那时实在太小,不懂得怎么进一步销赃,还有点儿鸵鸟心理,好像我看不到,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了。但心里清楚地知道,那些食物正在抽屉里面的一格变质——还好是冬天,不容易腐烂。惶恐地过着一天又一天,快乐的时候,也会记起这心结,直到,它们终于被我妈勃然大怒地发现。

抽屉里面的一格,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个家庭的隐秘之所。我妈也在那里面藏东西,有天,我妈对我说,抽屉里有些糖,你拿去吃吧。我打开抽屉,是我喜欢的大白兔奶糖,我很快把那些糖都吃完了。我意犹未尽,却也未抱希望地把抽屉全部拉开,哈,里面竟然还有很多“大白兔”,我抓起来,一个一个地全部吃掉。

第二天,我弟弟也在家,我妈对我说:“你把抽屉里的糖拿出来你俩吃了。”我说:“让我吃完了。”我妈说:“里面还有呢!”我窘迫地说:“也让我吃完了。”

我有时猜在我弟弟的记忆里,我妈一定更偏疼我一点儿,但是,从童年到少年,甚至直到青年时代,我都在羡慕别人的母亲。近的是我同学葱葱她妈,那么温柔,葱葱经常跟我描述她是怎样的恃宠而骄;远的则有那些有名作家的妈,比如三毛和冰心的妈妈。我甚至得出个结论,要想成为一个女作家,必须有个温柔的母亲(当然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所以,我沮丧地想,我这辈子是当不成作家了,我妈,也太凶了。

我记忆中总有一个片段:我让我妈下班给我带粉笔,她没有带回来,我扑在我妈怀里,扯着她的衣服胡闹,我妈笑着说,哎呀,妈妈快要死了!我们嬉笑着打成一团。那时我多大?两岁,三岁?不记得了,我只知道,这是我记忆里一个和我妈嬉闹的片段,其他时刻,我妈就像一只惹不起的老虎,一触即发。

有一回,我妈给我报听写,我写错了一个字,被我妈骂了几句,骂完了,她消了气,拿糖给我吃。我情商没那么高,无功受禄更添了些无措,一时间竟恼羞成怒起来,啪地把糖打到桌子上。太不识好歹了!我妈勃然大怒,伸手就是一巴掌。

经常会因为小错误挨打。比如中午踮起脚,走进房间,极轻极轻地去拉五斗橱上的抽屉,可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生活不是可以控制的——抽屉还是发出了一声令我魂飞魄散的闷响,这响声惊醒了正在睡觉的我妈,不消说,又是抓过来一顿打。

凭良心说,我挨的打,多也就是落在屁股上,跟我弟弟还是没法比的。也许我妈觉得小男孩更抗打,生起气来那是连拧带掐,且拣大腿上嫩的地方,一通教训下来,大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触目惊心。

那年春节,我弟弟偷拿了他被我妈“暂时保管”的压岁钱。整个年下我们姐弟俩吃香的喝辣的,大手大脚地买花炮,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里晃荡。元宵过了,问题来了,我妈后知后觉地发现失窃了,我弟弟是主犯,我算是知情不报,双双受罚。我弟弟挨打时,那叫一个鬼哭狼嚎啊,闻者悚然。轮到我了,惩罚轻得多,我妈法外施恩是其一,其二当时我姥姥在我家,大大地给我说了些情。事后,我姥姥对我说,要不是我,你看你得挨多狠!

对于我和弟弟来说,幸福的时光,就是爸妈吵架之时。我妈搬回城西南的纺织厂宿舍,跟我姥姥住着。我和我弟弟,坐着纺织厂的班车两边跑:平时跟我爸,一到周末就去我妈那儿。

那段日子他们变成了一对好脾气的爹娘,给我们买好吃的,尽力争取我们。我妈总是说,要不是为了你们,我就跟你爸离婚了。我对单亲家庭的可怕缺乏想象,对于我爸我妈再也不可能联手整我们的生活倒充满神往。每次听我妈这样说,我总是全无心肝地想,离啊,离啊,你干吗不离呢?

他们后来当然没有离,非但如此,在某次我爸找我妈深谈了一番,他们共同梳理了多年感情,认清两人的共同目标之后,再也没有大吵过。

从此只有我妈上中班时,我们会感到些许轻松。纺织厂实行三班倒,早班是从早到晚,中班是下午去,半夜回,晚班是半夜去,中午回。我们不喜欢我妈上夜班,这意味着她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家,早班说起来白天不怎么在家,但是对于已经上小学的我和弟弟来说,漫长的夜晚,才是一天里的黄金时间,我们可不愿意让这段黄金时间,处于我妈的虎视眈眈之下,所以中班好。后来我妈因病改换了工作岗位,上常日班了,我和弟弟连这点空子也钻不成了。

我和弟弟似乎十分冷血。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妈周围的三尺之内都是禁地,偶尔靠近,便有杀气袭来,锋芒在背,分外地局促。

有一次,我妈生病了,在房间里呕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走进房间会不会讨一顿骂?病中的她,余威不倒,连那呕吐声,都带着强大的气场,似乎一秒钟就可以转变为咆哮。

我在房间外面踟蹰,听我妈伏在床上呕吐,实在听不下去了,才走进房间,把她呕吐的那个盆倒掉。端着盆出去时,我妈在身后冷笑道:你都不敢进来了,我将来老了还想指望你?我沒吭声,端着盆出了门,现在想来,我妈那一刻的心应该很冷,以为我是怕侍候她,却不知,弱小如我,不过是心有余悸而已。

偶尔的温柔,出现在我十八岁之后,那一回,我妈患了美尼尔尼症,在医院里住着。我拎了饭盒去看她,她什么都吃不下。旁边那张床上的病人家属带来了韭菜鸡蛋馅饼,大大的一块,韭菜郁绿,鸡蛋金黄,面皮上煎出褐色的小斑点,香喷喷的,整个病房都闻得到。我妈看了他们一眼,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对那个馅饼有兴趣。我有了点儿说不上话来的感觉。之前,我妈从来没有显示过她想吃什么,她永远在吃剩饭,或是在我吃过的残骸里敲骨吸髓地剔出最后一点儿精华,以免浪费。她特别看不起馋嘴的女人,她的饮食态度近乎“存天理,灭人欲”。

我妈望向馅饼的目光,把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陌生的小女孩。我跟她说,我去帮你买一个吧?她点点头。馅饼买回来,我妈没有立即吃,她似乎也有了点儿感触,看着我身上的衣服,用前所未有的温和声音说,等我好了,给你做件红大衣去,长的那种。

(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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