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尼克尔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我们都到了上海，共计7个地区13个代表：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上海李达、李汉俊，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刘仁静、张国焘，东京周佛海。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人出席。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7月10日左右，临时租定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为各代表住宿之所，開会的地址在法租界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最后一个弄堂最末了的一家，即李汉俊家。

开会的时间，原决定4日至5日。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与马林、尼克尔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马林做了一个报告，大意是：（1）国际形势；（2）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3）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马林很善于言词，报告的时间很长。尼克尔斯基也报告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任务，他的报告很简短。报告完毕时间就不早了，即宣告散会。第二、三天的会，马林、尼克尔斯基都没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都很简单，因为党在诞生的初期，工作还不多，报告也不可能长。这两天的时间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党纲”问题；第二是“劳动运动的计划”问题。“党纲”问题大家都很重视，不过在当时标题不是“党章”，好像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我也记得不很清楚，内容是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讨论党章时，是有些争论的，但不是“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党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诞生的，这一次的代表会议也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指导之下举行的。代表们的思想和情绪对于学习苏联（当时仍为苏俄——编者注）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大体都是一致的。即便有人有右倾或“左”的倾向，但在此时还没有形成。至于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门生，他对于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对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材料也看得较多。他的性情很强悍，可是聪明伶俐，在这个场合太煞风景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总的任务和总的方向，并没有突出的与大家不同的意见。

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党章”有“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还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团体”。这两项规定本来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对于陈公博和李汉俊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陈公博刚在北大毕业，凭借陈独秀的政治关系，镶上了国民党的边，当了广东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群报》的总编辑，大有脱颖而出之势。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大毕业回国，在上海《星期评论》及《新青年》中也露了点头角，加以有李书城的政治关系，也正在准备袍笏登场中。他们当共产党是个思想的发展，是个远景，做官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他两人很激动地先后发言反对这个规定。在当时的情况，这种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是出于他人之口，这个意见也还是可以加以讨论的。因为是出于他们两人之口，又加以他们态度过于紧张，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对他们两人意见的反对意见。首先由张国焘、刘仁静搬出阶级的仇恨、阶级斗争的大原则，多数代表同意这个意见，一场舌战，颇为激烈。中间李汉俊提出修正意见：“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原案的“官吏”是包括从内阁总理一直到低级科员，修正案的“政务官”只是在中央的阁员，在地方的督军省长，问题就不大了，但是大家也不同意，辩论了很久，陈公博也软下来了。李汉俊虽然坚持他的意见，但是少数，最后提出表决：“维持原案”占多数。经过这一场的论战，张国焘等就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而李汉俊自以为是，见多识广，目空一切，也不向同志们说明他的见解，仅在主观上认定别人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政略，只有他懂，因此李汉俊就孤立起来了，但也并没有什么李汉俊的一派。好像第二天的会，党纲还没有讨论完，时间不早就散会了。第三天的会，没有继续讨论党纲，因张国焘说：马林对党纲还有意见，等马林来出席时再讨论，就开始讨论“劳动运动计划”。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但是这一次代表会议共13个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各地的党员总共不过50余人，除了湖北区有两个失业的工人同志外，就没有什么工人，尤其是没有产业工人。这说明我们党还是在软弱无力的幼年时期。马林在他的报告中，也指明这个问题。因此，大家都认定如何深入到劳工群众中去，如何发动工人和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党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把劳动运动的计划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最先发言的是刘仁静，他把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组织形式讲了一大套，归结到我们的劳动运动要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反对职业组合，甚至说我们要尽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紧要。周佛海译过一部社会问题概论，李达译过一部社会问题详解，他们对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理论也算是有点研究，也是每人讲了一套，都是空论甚多，接触到实际问题很少。各地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意见是说中国是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产业工人较少，有很多城市没有产业工人只有职业工人，还有很多手工业工人，我们的劳动运动的总方针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起来。产业组合固然好，但有些职业工人没有什么产业的凭借，如码头夫、黄包车夫等就不能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了。毛泽东也是同意这个意见。辩论了很久，终于决定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关于劳动运动的总方针也写了一个文件，大意是：（1）组织起来；（2）经济斗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工人福利等）；（3）政治斗争（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罢工请愿的自由等）。这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张国焘说，马林对这个问题还有意见，今天讨论的结果留在下次开会时马林出席再作决定。

第四天的会是当天上午8时起，马林、尼克尔斯基及13个代表都出席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头，突然有一个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进我们的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了”，就匆忙下楼走了。马林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上海房子通常都是走后门）。我也不敢到博文女校，即到環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一会儿李达、周佛海也来了，我们扯谈了一会儿。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我当时是没有经验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走上楼梯的中间，汉俊和陈公博迎出来说：“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吧！巡捕房来了十几个武装巡捕和包打听搜查了一番，没有搜到什么，很侥幸！我的写字桌抽屉里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一开抽屉就看见了，他们竟没有发现，好在我还会说几句法国话，他们也知道这是阿哥（李书城）的公馆，把紧张的场面缓和了些，最后还说了几句客气话走了。”汉俊还说：“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我即匆忙出来，走了几步，叫了一辆黄包车，到三马路买了一点零碎食物，从爱多亚路绕了几个弄堂回到渔阳里二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我把情况讲了之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当夜，我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博文女校倒是平安无事。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有去，马林、尼克尔斯基当然也不方便去。约在10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此地风景甚好，游人不多，我们便雇了一只大船，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经过了前夜一场虚惊以后，大家发言也精简了些，在正午1点钟前，顺利地通过了“党纲”，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就吃饭。吃完午饭以后，就开始讨论“宣言”，讨论“宣言”时，也有一些小的争论。对于孙中山的问题是在讨论“宣言”时提出的，我认为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当时有很多同志同意我的意见，董必武反对这个意见。讨论了一会儿，结果好像是把这一段删去了。最后进行选举，事先张国焘同各代表商谈过的，所以票很集中，选举结果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约在下午6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的会结束了，当即乘车回沪，到达上海时间虽不很晚，已是灯火万家了。接着各地代表准备离沪，只有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留在上海部署中央的工作。李汉俊住在上海，间或也参加一些写的工作，但接触不多。

（摘自《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