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东的经历我听很多人提起过，他自己也曾向我讲述过——那是在哈尔滨空旷而又冷彻的黑夜大街上。他早年曾做过三轮车夫、收破烂，还曾在家具城做搬运工，2002年开始到北京大兴以及河北打工，属于在社会底层真正摸爬滚打的人。亚东的儿子1999年出生在哈尔滨郊区的出租屋内，“从乡村到城市这二十年/小人的算计与坏人的围剿/一次次突出重围/遍体鳞伤，也绝不低头认输”（《自白书》）。这份“自白书”让我们目睹了生活的磨砺以及词语的淬炼，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都是必修课。我认识赵亚东是在2015年，他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参加诗刊社第31届“青春诗会”。在“青春诗会”审稿会上，我对他的诗印象就比较深刻。此次结集在《稻米与星辰》中的诗，让我更为清晰而完整地看到了一个写作者的精神格局和文本征候，也让我在面对茫茫的东北大地那些低垂的稻束和高迥而沉默的星群时，看到诗人内心的引线和尘世的渊薮。

每个诗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来路和精神出处——它们不断复现于文本之中，这也涉及到一个写作者的精神源始和记忆的起点，甚至在越来越斑驳难辨的恍惚尘世中不得不充任还乡者和邮差的角色。赵亚东的诗歌触角自然离不开东北大地的阔大和“清脆的冷”，离不开他的精神起点瓦房村、孤树村、飘荡河和“乡下人”的身份——“当我说自己是一个乡下人/我感到如此惊慌”（《微小的角落》）。因此，村庄、庭院、父亲、母亲、穷人、泥土、草芥、草垛、稻粒、谷子、玉米、松塔、盐、土豆、石头、马匹和羊群这些卑微之物总会穿过命运的薄雾来到那些诗行之中“安身立命”，犹如无家可归的人终于从异乡折返到了故乡，“我们只有土豆，妈妈/土豆是土做的，还有露水/种在它们的眼睛里”（《遥远的土豆》）。但是，“安身立命”的过程谈何容易，尤其是在生存境遇以及个人命运都同时发生转捩的时刻就更为艰难了。“老家来人说，又有两个年轻人死了/都是癌症，都留下两个孩子//我故意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好像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脑海里却浮现出我们年少时/在村里奔跑的样子，迎着风//我越装作素不相识/心就越疼，我离他们越远/就越惦记他们的命运”（《我们怎能从未相识》）。我们目睹的是来自于个体化的日场境遇与日常经验基础之上的“精神事件”，它们同时关乎词语的“命运”和现实的“命运”，“我在一粒稻米中藏身/终于可以松开自己紧握的拳头”（《在一粒稻米中藏身》）。在我看来，写作就是对自我、经验以及旁人和记忆的“唤醒”。

值得注意的是赵亚东诗歌中的意象和场景。有些是自我以及“室内”这样的日常空间，它们更多时候被置放于黑夜的精神背景之中;更多的往往落脚和聚焦于室外甚至是冥想之中的事物，比如北方、群山、黄河、乌兰诺尔、树林、河流、草原、星群、风雪、土豆田、稻田等等，这些空间与物象总是浸润和充盈着一个诗人的求真意志能力、个人化的时间想象力和取之诸物的精神对位法则。“恍惚中，还是有耳语声/在暮色中起伏。但不曾有人走进这林子/只有那些树……/寒风中，相互抱紧了身子”（《那些树在寒风中》）。在围绕着“乌兰诺尔”展开的一些诗句和场景中，我会想起当年弗罗斯特在雪夜林中停留，这是精神的叩访和时时的诘问;想到更为遥远的俄罗斯伟大诗人，在迷茫风雪中明亮而忧悒的眼神。“的确是最好的时辰，当我们把青草运回家中/丢失的马匹独自回到长满向日葵的院落/它曾走过一条幽暗的小路，绕过河边的枯坟//现在它嚼着新铡的夜草，牙齿间发出深沉的回响/那是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我的母亲，此刻守在它身旁，不停地哭”（《丢失的马匹独自返回家中》）。

历经十多年的打拼，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赵亚东以其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破茧成蝶”，在人到中年时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这几年赵亚东的诗歌质地越来越沉稳，语调越来越内敛，比如双行体、三行体和短诗的运用越来越娴熟，精神自我和诗人肖像随之越来越清晰和突出，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精神生活和语言世界的变化过程，也印证了“中年”写作的自觉意识。

赵亚东的诗歌声调低沉，这与他曾经的底层身份和观察事物的位置和角度密切相关。德里克·沃尔科特曾经说过，生活的边界与语言的边界之间存在着互动和张力关系。持有谦卑和敬畏之心的赵亚东由此成为一个朴素的诗人、感伤的诗人、真诚的诗人以及内敛的诗人。“当那些鱼被打捞上来，暴露在风雪中/我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自己 还是那些战栗的，在严寒中冻僵的鱼群//每一条鱼都有它的前世/他说，他的命和这些鱼是一样的/被一滴水生下来，再被另一滴水埋葬”（《乌兰诺尔的打鱼人》）。自我、语言以及事物有着各自的“命数”，它们一同穿越命运的薄雾来到诗中安身，“我们都将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在八百里太行山，我寻找一处洞穴/安放戴罪之身/……和万物的敌意”（《深陷于细小的火焰》），这些都印证了赵亚东的诗中有“命”。

因为是苦孩子出身——真正在底层打拼和熬生活，赵亚东在诗歌中往往躬身向下，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上来查勘世界。“我为什么越来越低沉/比草丛中的石头还要低/怀中的野兔，瑟缩着，咀嚼去年的干草/在我曾栖身的黎明中的橡树林/倾听着乌苏里江东去的脚步/幼年放牧过的枣红色马驹/踏过我额头上的沟壑……/在这清冷的早晨，我没办法偿还更多/如果还有所亏欠，我希望/就在此地，此时/让刺进雨滴中的荒草/指向我，携带着凌厉的/闪电和雷声”（《指向我》）。他的眼光也是平视甚至向下的——敏感、精细而又忐忑不安。“一想到有那么多没有回家的人/我就心慌，手足无措 /发烧的鞋子，黑暗中伸出去的手指/在风中，一截一截地折断”（《背负》）。这使得他能够更为细微地凝视细小和卑微之物，尤其是对于那些苦痛、焦灼的日常事物他更为敏感、多思，也更为深情、悲悯、赤诚，“这里的草木/我一棵也不认识/这里的盐，都紧闭着眼睛”（《那些盐》）。这种向下的姿态和取景框能够在尘世间与小小的风吹草动中，发现自我以及时间的内在秘密，进而抵达宏阔、幽深的普遍性法则。

诗人既然是“现实公民”，必然会注视现实的处境和生存境遇;同时也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所以不能只是抒写伦理化的现实境遇。因此，“诗性正义”才是每一个诗人始终要维护和持守的，即在语言和精神的双重向度上成为“诗”与“人”的有机体。以此来看，赵亚东并没有只是成为一个“日常诗人”和只对“可见之物”发声的表层化诗人，而是在对日常、自我和现实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对那些更为内隐、高邈、幽邃、未知的“不可见之物”保持了持续的倾听姿态。“我們到底背负着什么/松塔从头顶坠落/不小心熄灭了暮晚时分/微温的云霞”（《背负》），“我以为，我是那个看到了一切的人/在时间的褶皱里/藏得很深的命运/起伏着//而我没有看到的事物/正在我的骨肉里/隐身”（《隐身》）。这种发声位置恰好位于向上和向下的两个维度之间，正像这本诗集的“稻米”和“星空”这两个垂直空间一样。这样容留了发声位置和综合性的观察视角所产生的诗歌，既指向了自我，又指向了时间深处以及更为难解的精神命运本身。由此，赵亚东的诗歌就同时获得了日常意识、生命意识、时间意识和存在意识，更像是现实和寓言同时共存的样式，尤其是在虚实相间的场景以及陈述中，我们不只是与过去时的记忆相遇，也与斑驳交错的当下现场以及不可测的未来相遇。在过去、此刻与未来的对视中，凝恒的“时间之诗”得以诞生，而里尔克强调的“球形经验”也随之产生。质言之，诗歌中的经验和诗人观察事物的方式是多层次和球形结构的。“草原上没有叫做时间的事物/一棵草能记住的，人却不能//乌兰诺尔，它是被伪装的大海/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时间的草原》）。正因如此，赵亚东的诗歌就不会沦为表层之物，诗人也不会堕入扁平的日常经验和修辞经验的泥淖之中。

总体来看，赵亚东的诗歌温暖而不煽情，深智而不卖弄，手法多样而不炫技。赵亚东诗歌的场景往往处于阴冷与温暖、暗淡与亮光的交界地带——犹如从黄昏向黑夜的过渡时间和精神背景，因此他的诗歌具有明显的精神景深、复调因素和对话性结构。赵亚东能够借助极其细微甚至隐秘不察的事物予以观照和深层抒写，这使得他的诗歌质感和想象空间扎实而可靠。在对事物、细节以及自我和记忆的反复擦亮中，他的诗也获得了沉思的质地和越来越开阔的空间。

此时，在北方的阵雪中，我想到赵亚东的一句诗——不可能的事物发出微弱的光。

[附] 赵亚东的诗两首

丢失的马匹独自返回家中

我们在起伏的苇塘里割草，绿色的草浆

在刀背上流淌。远处的飘荡河闪着谦逊的光芒

照亮了父亲的刀锋

的确是最好的时辰，当我们把青草运回家中

丢失的马匹独自回到长满向日葵的院落

它曾走过一条幽暗的小路，绕过河边的枯坟

现在它嚼着新铡的夜草，牙齿间发出深沉的回响

那是世间最动听的声音……

我的母亲，此刻守在它身旁，不停地哭

微小的角落

当我说自己是一个乡下人

我感到如此惊慌，刚被收割的稻田

水被一点点地抽干

把稻米紧紧地攥在手里

它们细小的肋骨发出不安的惊叫

而当我吞下其中的一颗

一条河就会在我的身体里决堤

我深知大地上的流水

都被稻米藏在内心最安宁的地方

我也深信最辽阔的苍穹

也不过是一粒米最微小的角落

——选自赵亚东诗集《稻米与星辰》（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传论三部曲”以及专著、诗集、散文集、评论集等十余部，主编“诗人散文”丛书，编选《先锋：百年工人诗歌》《天天诗历》《中国诗歌精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