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士子形象，其人物出场艺术是丰富多彩的，分别以画家三染、先声夺人与画家三染结合以及在全知全能的介绍中出场来安排儒林之丑之恶、中间人物、理想人物出场，并通过多变的出场方式体现小说在情感、结构及题旨等方面的叙事功能。

关键词：儒林外史;吴敬梓;人物形象;出场艺术

《儒林外史》围绕功名富贵这一中心，反映了18世纪知识分子生活和精神面貌。作者通过对各类知识分子仕途升降、功名得失、生活浮沉、境遇顺逆、情操高低、理想探寻等各方面的描绘，塑造出封建社会末期文人群像，著成此本“以公心讽世之书”[1]。吴敬梓将《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分为四类：“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的“中流砥柱”[2]682。单从出场人物数量来看，就超过了300人。如此多的人物，身份地位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性情品质不同。在这诸多差异交汇之处，作者巧妙安排人物的出场方式，或先声夺人，或画家三染，或先声夺人与画家三染结合，或在全知全能的介绍中出场，人物出场符合人物特性，凸显了作品主题，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儒林外史》的人物出场方式

《儒林外史》云：“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3]4这正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思维，即通过对士人言行举止的描绘，揭露封建末世的腐朽，提出改良主张，同时反映出理想在现实的冲击下不断破灭与发展的过程。“研究小说的人物美学，首先应从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起点——出场艺术开始。”[4]吴敬梓根据《儒林外史》总体构思的需要，兼顾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作用、意义等因素，灵活设置人物的出场方式，使小说更富层次感。

（一）画家三染，绘儒林败类之丑恶

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2]682。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作品主要描写了为科舉所毒害、为功名所牢笼的士子，从官场到社会、从官吏到百姓，乃至闺阁中的女性无一不被腐蚀。作者从否定的角度出发，对这类士人予以无情的嘲笑和讽刺。

在作者笔下，这类人物是需要自我检讨的。作者大胆揭露他们的丑恶，并将之暴露在那个不堪的时代中。这类人物出场时，作者通过介绍其做官经历、社会关系以及他人评价来渲染出一个科举信徒的形象。在这些文字中，作者的感情色彩无一不是贬斥与不屑。人物出场前，通过人物本身以外的人和事来勾勒人物形象，为人物出场蓄势。人物登场后，一切不合常理、没有逻辑的事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并且起到一个补充形象的正向作用。例如，小说的第二回中周进的出场，是在薛家集办学事件的推动中完成的。在集会上，先由夏总甲说出周进曾为蒙师的经历，然后周进登场。周进出场前，作者花大笔墨进行渲染：

夏总甲道：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谁？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进，年纪六十多岁，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却还不曾中过学。顾老相公请他在家里三个年头，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落后请将周先生来，顾老相公亲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点了一本戏，是梁灏八十岁中状元的故事。顾老相公为这戏，心里还不大喜欢，落后戏文内唱到梁灏的学生却是十七八岁就中了状元，顾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儿子发兆，方才喜了。[3]15

这段文字是作者对周进出场所做的铺垫和渲染。有学者评道：“一方面，由顾老相公而周先生，由顾小舍人而梅三相，辗转牵引进场。”[2]22从本回开端，作者用大段文字描写薛家集办学的过程，这是讽刺科举、揭露官场、批判社会的始端。周进在这样的氛围中登场，更凸显人物身份的合理性，为后文一系列荒唐事件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这段铺垫使周进初具形象，为人师者，也需奉承东家，是无奈，更是讽刺。

在众人介绍、评价之后，作者才安排周进出场：

直到巳牌时候，周先生才来。听得门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甫拱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3]16

为阿谀东家，周进点了一出梁灏八十岁中状元的戏文，可见其并非不懂世故之书呆，乃迫于自身处境，不得不为之。当周进真正登场走进书中人物和读者视野中时，一个寒酸、穷困的形象与梅玖的傲慢、轻薄、挖苦两相配合，恰好呼应了前文的奉承。后来，周进贡院撞号板，“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这是被夏总甲、梅三相、王惠所逼;“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3]23，此处“伤心”是由自身遭际使然，两处“伤心”内外夹攻，至此可见人物出场后的形象以及人物带动的情节与出场方式自然天成、浑然一体。

周进之外，范进、严贡生、严监生之流皆是以同种方式出场。周进贡院撞号板后，寥寥数笔交代其求取功名之经过，乃是为范进的出场做铺垫，以此将周、范两人形成对比，一富一穷，点出困顿书生苦心求学之缘故;二严的出场在范进之后，乡绅恶霸的形象在攀附范进这科举老爷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在结构上无贯穿全篇的人物及事件，而以人物、事件的传递来推动情节发展，这一特色体现在人物出场的设置上，即为画家三染式的人物出场方式，先出场的人物为后出场的人物做铺垫和渲染，不同人物环环相扣，人物出场设置与结构相映成趣，形成一个整体，揭示士人考科举、求功名的原因、影响等诸多方面。

作者以画家三染的方式安排儒林之丑之恶出场，贴合全书结构，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通过入科举歧途之流对既往的理想做检讨，巧妙地逐人、逐层渲染，达到以儒林群丑揭开科举面纱之目的。

（二）先声夺人与画家三染相结合，述中间人物之情态

《儒林外史》人物的描绘可大致分为两部分，全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描绘作者所否定的人物，后半部分主要刻画正面人物。两部分之间并无严格界线，从否定人物过渡到正面人物，一部分中间人物亦出现在作品之中。对于中间人物，作者既未将笔墨过分偏向其功绩，也未全然将行文重心置于对人物的批评上，而是将人物的优劣交由读者去评判。因此在出场方式上，将先声夺人和画家三染两种方式相结合，功过得失全由读者品评。

马二先生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马二先生在“来了”一声中登场。这样的出场方式有如《红楼梦》中凤姐出场时之“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让读者对人物出场产生期待。这样的出场方式并不能让读者联想到马二先生是一个为科举所毒害的人物，反有一丝活泼可爱的意味在其中。故而，在蘧公孙遇难之时，马二先生确是倾囊相救，“挤的干干净净，抖了包，只挤的出九十二两银子来，一厘也不得多”[3]132。被骗子洪憨仙讹骗，马二先生毫无察觉，险些误入洪憨仙骗局，知晓真相后仍料理其后事。洪之狡诈，马之懵懂，两相对照，格外鲜明。与匡超人初次见面，见其衣食不周，不能读书求学，无法赡养父母，马二先生则为其寻求谋生之计，尽心指导其文章写作法则，临别之际，还赠送其书籍、银两、衣物，使匡超人得以兼顾读书与尽孝，对其关切甚是感人。从这一连串事件中，可见马二先生为人率真，古道热肠，散发出浓厚的君子气。

马二先生是位虔诚的科举信徒，“补廪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3]124，盡管如此，马二先生却仍努力奋发，潜心编选八股文，诚心奉劝他人做举业。他认为除了八股文之外没有其他文章了，除了举业没有其他事业，这又是何等的迂腐。因此，作者又以画家三染的方式，巧妙地由蘧公孙引出马二先生的故事。马二先生出场前，作者先是借蘧公孙之口介绍他：“这原来是个选家。”[3]123这里提到马二先生八股文“选家”的身份。等到马二先生正式出场时，作者以几笔勾勒其肖像：“身长八尺，形容甚伟，头带方巾，身穿蓝布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几根胡子。”[3]123之后，马二先生劝导公孙做举业，彰显其另一面目。马二先生迂腐古板形象跃然纸上，与前文的忠厚率真形成强烈反差，更具讽刺效果。

马二先生深受举业之害而不自知，还要劝导他人做举业，这是其迂腐之处。然而马二先生对他人的教诲及帮助却是出于真心，一个迂腐可笑又古道热肠的形象立于纸上，让人对其无法完全憎恶起来。

匡超人的出场也同样如此。首次提到匡超人，是通过马二先生对这位陌生少年的打量：“那少年虽则瘦小，却还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摆着字盘笔砚，手里却拿着一本书看。”[3]143这无声的画面初步描绘出匡超人的形象。接下来，一句“是要拆字的”[3]143使视觉和听觉得以互动，让匡超人真正走进读者视野。此后，通过交谈逐渐展示匡超人家寒无力、未曾娶妻、父亲得病的苦楚身世。此时匡超人尚是一个乖巧、能干、孝顺的少年，虽家境贫寒，仍自食其力。马二先生的资助，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使其逐渐走上通往功名富贵的道路。匡超人从出场时的“有些精神”变为唯利是图，这一变化体现出中间人物的两面性，可恨又可怜。

故此，一方面，先声夺人与画家三染相结合的人物出场方式适应了中间人物性格多元化的特点，使其不至于像范进、周进之流从始至终都在受人指责，也无法像杜少卿那般为读者赞赏，呈现出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这一出场方式，也符合作者的写作用意，即“秉持公心以极冷峻笔触指斥时弊本质之所在”[5]。这样一来，出场方式与讽刺手法配合无间，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三）全知全能的介绍，崇理想人物之清雅

“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的“中流砥柱”[2]682，是作者所推崇的正面人物。他们与否定人物形成对比，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作者将理想寄托在理想人物身上，他们的思想言行是作者所要推崇的，因而，作者让他们在全知全能的介绍中出场，如以“隐括”小说“全文”的“名流”王冕。

王冕出场前，作者用直白的文字对其进行介绍：“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嵚崎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3]1因家境窘迫，无可奈何，母亲只好把他“雇在间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又有现成饭吃”[3]1，对于母亲的决定，王冕回答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3]1这样的回答，字里行间都可见王冕之孝顺。放牛快活，是安慰母亲;带书去读，是表明志向。只这一段简短的介绍和母子间的对话，便勾勒出一位真名流形象。王冕是作者极力推崇的人物，置之于卷首，有引以为士人楷模之意图。他主张当国者要以仁义服人，士子要讲究文行出处。他认为八股科举是造成士子堕落之祸源，借天象变异加以斥责，说是“一代文人有厄”[3]11。王冕对于自己主张身体力行，求学不为谋求做官，作画不是猎取虚名，侍奉老母，行事率真，最后隐居会稽山中。

王冕之外，四位市井奇人也是如此。第五十五回作者“述往思来”，介绍了市井中的四位奇人：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一回之中从姓名、出身、品行等方面对这四人做了详细的介绍，处处彰显四人之“雅”，即不依仗功名富贵，凭一己之长，借以谋生，这种“雅量”正是作者寄予社会的新理想。

对于理想人物，作者让他们在全知全能的介绍中出场，有两个方面因素。首先，是读者的接受度问题。他们是作者所推崇的人物，直接介绍其优秀事迹，无需以他人言行做辅助，对于美好事物，读者总是易于接受，不必像否定人物出场时那样多方渲染，反而更显自然，更有说服力。其次，开门见山，先入为主，作者毫无掩饰地将胸中理想置于读者眼中，是对污浊世界的不屑，并与之形成对比，更显作者志向。

二、人物不同出场方式的叙事功能

《儒林外史》虽名为“儒林外史”，但作者的笔触却包含了儒林内外的各色人物。内容上，作者以人物为梭，以事件为经纬，织就幅幅世相。手法上，作者为不同类型人物设置不同出场方式，从情感、结构、主旨等方面展示了小说的叙事功能。

（一）表达作者情感

李汉秋认为：“《儒林外史》的上半部写了八对主要人物，在这些主要人物周围，又有一些次要人物，从科举身份的角度看，这些人物几乎涵盖了科举阶梯上的所有身份：童生、秀才、贡生、监生、举人、进士、翰林，一级级的往上攀登，直至爬到最辉煌的顶点，是这些士人的人生理想，是他们终生亟亟以求的奋斗目标。”[6]然而，无论他们攀登到哪一个科举等级，具备何种显赫的科举身份，并享有到多少世俗的荣耀，理想破灭都是他们逃不过的宿命。

小说上半部分让读者看到作者理想的破灭，以距离科举最远、身份最为低贱的戏子鲍文卿作结，随后开启下半部，以几对主要人物重建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从上半部到下半部，作者赋予人物的情感、态度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与之相呼应，下半部主要人物出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上半部以画家三染的出场方式安排人物出场，将否定人物之恶通过与之同类的旁人展示出来;下半部让人物在全知全能的介绍中登场，全面介绍正面人物，向读者述志。将这两类人物的出场方式相对比，可以看出，作者在对旧时代的失望、对新理想的希冀之情中赋予小说以讽刺意义，这是作者对制度的失望，对社会的失望，亦是对人的失望。所以，此时的人物出场方式已得到升华，成为表明作者情感取向的有力工具。

（二）完善小说结构

金圣叹在评杨志、鲁智深攻打宝珠寺时说：

夫鲁达、杨志双居珠寺，他日固又有武松来也;夫鲁达一孽龙也，武松又一孽龙也;鲁、杨之合也，则锁之以林冲也，曹政其贯索者也。若鲁、武之合也，其又以何为锁，以谁为贯索之人乎哉？[7]

在这段评论中，金圣叹提出了两个小说结构上的概念，即“锁”和“贯锁”，而多方面借鉴了《水浒传》写法的《儒林外史》，正运用了“锁”和“贯锁”这两种手法来串联全书的人物和情节。

这里要提到的是“锁”的写法。《儒林外史》中，常以一个主要人物引出另一个主要人物，如周进引出范进。但在有些情况下，两个相邻的主要人物未曾相见，需要第三者进行彼此之间的连接，而这些地方的第三者，即是“锁”，比如牛布衣是连接匡超人和牛浦的那把锁。但无论是直接引出主要人物，还是借“锁”来实现故事转接，都是通过他人言行来描写正要出场的人物，人物形象是一字一句渲染出来的。在这众多勾连之中，作者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小说结构，即小说不是以一两个主角为中心，让读者通过主角的经历去认识和了解社会，而是通过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直接引导读者在作品中观察现实的黑暗、探索社会的理想。由此可知，被巧妙运用的人物出场方式带动了情节的发展，成为小说艺术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彰显小说题旨

《儒林外史》的题旨，各家看法不同，但无论是哪种看法，全书的内容都始终离不开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儒林外史》通过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映，描绘了士人理想的破灭。正如小说上半部分以戏子鲍文卿作为结尾，下半部分以妓女聘娘作为结尾，全书以王冕作为小说开篇，末尾又提及四大奇人，首尾相映，妙合无痕，蕴含了作者的无限深意。他们都是市井之人，但却比众多沉迷科举礼乐的士人更像士人，对本性的保持、对诱惑的抵制，是书中所有士人都不及之处，是作者士人理想的破灭，也是对社会理想的探寻。

小说作为叙事性文学样式，细致刻画人物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因而，人物出场艺术作为人物在小说中的起点有着特殊意义。作者为不同类型人物设置不同出场方式，以适应情节、结构、主题的需要。有的人物一出场作者就渲染其形象;有的人物在出场前，作者先借他人议论、评价勾勒人物初印象，使读者对人物出场产生期待，之后逐层渲染，呈现完整人物形象;有的则是作者多方位介绍其事迹，评价其品行，使人物成为主旨的传声筒。《儒林外史》以出场方式为起点，构建出富于变化的小说结构，使小说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含义，最终以描绘出一幅科举、官场、社会集体没落的末世图景作为结点，向读者展示小說的题旨。

三、结语

吴敬梓以士人生活及精神为中心，探索生命的真精神，百代之下仍能引起读者深思和共鸣。《儒林外史》囊括近一个世纪中有着不同出身、不同品阶、不同遭遇的儒林士子，他们身上承载了吴敬梓丰富复杂的情感，以此来传达对那个时代的些许哀悼和希冀。通过不同的出场方式，吴敬梓将人物内里所蕴藏的复杂涵义表现出来，使人物内在精神与外在言行相配合，从而将作者孕育其中的褒贬情感表露无遗，更使《儒林外史》结构严丝合缝，让读者为之兴叹不已。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92.

[2]吴敬梓.陈美林，批评校注.陈批儒林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关四平.论《红楼梦》的人物出场艺术[J].红楼梦学刊，2008（1）：64-78.

[5]张兆勇.试论《儒林外史》中人物分类及理路——兼论吴敬梓对儒学重建的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72-78.

[6]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245.

[7]施耐庵.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判本水浒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47.

作者简介：万慧，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