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毛

很难有人能否认，城市常住人口已达2489.43万的上海是一座当之无愧的超级都市。它凭借强健跳动的经济脉搏和生态丰富的毛细血管，形成了辐射全国的“虹吸效应”——据《202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年末，全市外来常住人口为1031.99万。

怀揣着生活理想的外乡人源源不断奔赴至此，咬合成构筑这座城市繁荣运转的个体齿轮，城市也反哺于他们一个又一个新鲜绮丽的梦境。但在某些时刻，外乡的人们突然发现：让梦境持续的成本要远比自己以为的多得多。

风雨夜

你能帮我找到人带我到武汉隔离吗？那儿免费。”5月下旬，我突然收到陈冬苹发来的微信，这是一个月前我们通完电话后首次联系。自4月20日核酸结果转阴离开方舱后，来沪务工的陈冬苹已在上海滞留多日。她没有工作，寄住在一家老乡开的快捷酒店。得知武汉提供免费隔离的消息后，陈冬苹向素未谋面的我求助，希望能藉由我的媒体人身份，托人帮她绕道武汉回安徽宁国老家。

3月底至6月下旬，我在上海采访了多位新冠确诊患者、密接、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曲折离奇的故事不胜枚举，55岁的陈冬苹算是其中遭遇最为波折的受访者。

今年春节后，陈冬苹经人介绍在徐汇区的一户人家做住家保姆，照顾一位97岁的老人，工作才一个月就撞上了上海疫情。雇主家的几个子女被封控在外，狭窄老旧的两居室里只留下了陈冬苹与几乎不能自理的老人。因所在小区疫情严重，老人很快感染新冠，陈冬苹也成了无症状感染者被转运至奉贤方舱，在那里呆了两天。

离开方舱时，医生在陈冬苹的出院小結上写着指导意见：集中隔离管理后，继续进行7天居家健康监测。可是，陈冬苹回不去之前雇主居住的小区，哪怕警察花去了一两个小时与居委会沟通，她也住不进自费的酒店，最后，志愿者将她送去位于黄浦区的上海市救助管理站，但因害怕人员混杂自己会被再次感染，陈冬苹不愿走进那里。

遇上疫情之前，陈冬苹在上海的活动半径极小，只在居住的东安一村附近转悠，她叫不全上海各区的名字，也不熟悉这里的城市街道。上海的雨夜里，无家可归的陈冬苹撑着从好心人那借来的一把破伞，雨水哗啦啦地从破损的伞面倒倾而下，将她冲成了一只孤舟，漫无目的地漂流在一条自己从没来过的马路上。

陈冬苹想起之前那家看上去干爽整洁的酒店，觉得自己应该给那个拒绝她入住的老板“磕头”，“花两百块钱，不给床睡，就给个凳子在那张桌上趴一夜（也行）”。不至于像此刻，她从银行的ATM机旁游荡至一角又一角的屋檐下，最后窝在勉强能容一人坐立的红色电话亭里，度过了三个晚上。

我和陈冬苹通话时，她已经被家乡救援队送至浦东新区一家同乡开的酒店，虽然一开始表明不想接受采访，她还是断断续续和我聊了许多：“我心里实在压抑，也想跟你诉诉苦。”她回忆起电话亭里的雨夜，风和雨水源源不断地从缝隙里灌进来，铺在地上的棉袄早被浸透了，但她太累，一屁股坐到棉袄上，鞋子也一起湿了。

“鞋子全部湿透了，到今天都还没干。我现在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的。”电话那头，陈冬苹声音听起来虚弱沙哑。

安徽宣城蓝天救援队队长苏成龙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冬苹的样子，她蜷缩在狭窄的电话亭里，玻璃门后的眼神里有激动也有恐惧。她从包里抽出一把修眉刀，比划着告诉他，他们如果再晚来些，自己可能会用这把刀结束性命。

因为天气预报称当晚仍有强降雨，除去水和食物，苏成龙特意给陈冬苹带上了一床毛毯，但他不能立刻带走陈冬苹——援沪几十天，苏成龙和队员们在嘉定区一所封闭式小学里打地铺，他得给陈冬苹另找一个安稳住处，而在这之前，她还得在电话亭里撑过一晚。

第二天，苏成龙和队友再次来到电话亭，里外消杀一遍后，给陈冬苹穿上防护服，又消毒了她的行李、带她去医院做核酸检测。一切完成后，将她送进浦东一位老乡提供的酒店里。

我们通上电话是在陈冬苹住进酒店的第四天。她原不想接我的电话，因为看到上海本地号码就“全身发抖”。前一晚，她梦见有人又要拉她去隔离，“三四个带罩子的好高大的人，我不跟着走，就一齐抓着我往后拖”。她被惊醒，怕再做梦，一把甩开被子站在床上，“困得很，还是睡不住”。

醒着时，陈冬苹会埋怨自己为什么要来上海打工，“跑出来遇上这样的灾难”。她想家，但“回家的路太遥远了，（现在）住酒店，回家再要自费还不知多少天？”她在电话那头抱怨着难受，“眼睛真要瞎，一片模糊”，也不知是不是被那几夜的雨水浇坏的。

在上海疫情期间，陈冬苹的遭遇并非个例，苏成龙告诉我，救助陈冬苹的几天后，他又接到了三位来自徐家汇的住家保姆求助——她们在方舱核酸转阴后，回不去自己的小区，也无处可去，只能在路边的桥洞下过夜。

“我怎么回家见我妈妈”

和陈冬苹通话的一个多小时里，除去离开方舱后的窘迫遭遇，她与前雇主间的摩擦和矛盾也是我们谈论的重点内容。

与正被深度老龄化问题困扰的上海不同，陈冬苹的家乡安徽是劳动力大省，在上海的外来务工者中，安徽籍所占比例最高。2022年春节刚过，陈冬苹就和许多同乡一样选择来上海打工，尽管此前十余年她一直在家专职照看患病的母亲，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我来的时候对上海充满了美好的憧憬。”陈冬苹这样告诉我，但很快这种憧憬就被打破了。收了1000元押金的家政公司，把陈冬苹派到徐汇区东安一村97岁的陈老太家做保姆，家政公司的老板告诉她，老人虽然年纪大，但仍然可以自理。

陈冬苹自忖没吃过什么苦，不图钱多，想找一份轻松点的活计。但刚到雇主家，她就发现老太听力不好不能沟通，白天解大便，晚上解小便全靠自己帮忙，刷牙、盆子要递到手上，吃饭也得端到面前。“她哪里是能自理！”陈冬苹觉得自己被骗了。

工作环境也远比她预想的糟糕。陈老太家的房子是老旧的两居室，另一间房住着老太的儿子，陈冬苹只能睡在老太房间里一张旧的铁架子沙发上。她再三要求，老太的儿女才给她换了一张两三百元的沙发床。

这套不足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塞满了东西，门厅漆黑，吃剩的食物和废旧纸盒堆叠着，常让陈冬苹觉得无处下脚，“一不注意就绊一下”。厨房里的抹布已经旧成了破布片，但雇主老太也不允许她扔掉。

陈冬苹有洁癖，但她觉得无论自己怎么打扫都没办法让这里变得干净，“再能干的女人对她家都没办法”。她对上海这所“超一线城市”的幻想开始成片破碎，在这间老房子里，就连上厕所用的手纸都比自己家的粗糙。“不怕你笑话，我在她家半个月没解大号。”她抱怨道。

陈老太待陈冬苹较为苛刻，她很早就萌生去意，但老人的几个女儿看上去还算通情达理，她又决定做满一个月拿到工资后再另寻下家。期满之前，东安一村发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封控，她無法再离开，反倒和97岁的老人一起被困在了房子里。

小区疫情肆虐，陈冬苹想叫老太带上口罩，却换来对方抽在她腿上的一记拐杖。几天后，患有多重基础疾病的老太确诊阳性，但迟迟未得到转移，陈冬苹急得团团转，她一天给居委会打几十通电话反映情况，“打得手都麻了”。因为害怕被传染，她抛弃了那张新的沙发床住进了厨房，空间狭小，她每晚只得站立着，倚着炉灶勉强睡两三个小时。

老太确诊后，陈冬苹每天坚持做抗原检测，连续很多天都是“一道杠”。有人试图闯入家门，要把她带走隔离，她愤怒又不解，“我好好的一个人，老太太这么严重为什么不先送走”，她跑到居委会去求公道，接待她的社区工作者却告诉左邻右舍她是阳性患者，让大家不要靠近。那一刻陈冬苹感到自己被侮辱了，她真想躺倒在地上叫嚷出来：“你们不要相信！我是外地来打工的，我这个人从来不害人，我三天都是一条杠。”

更让陈冬苹感到绝望和恐惧的是来自雇主儿子的“威胁”。“他说不论我走到哪里都要把他妈带上，不把她妈变成阴，我就走不了。”陈冬苹的语气激动起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要你的钱好吗，我又没有卖给你。”

陈冬苹对这座城市的信赖感迅速消退了。雇主老太确认阳性十五天后，终于被送进了医院，而陈冬苹拒绝同行。上门来的警察和家属沟通后，劝她跟随老太去医院继续照顾。对方告诉陈冬苹自己是老乡。“他说我们安徽人最有骨气，现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撑下去，我会帮你的。”但陈冬苹辨得出口音：“太假了，他讲的是上海本地普通话。”

陈冬苹坚决表示要与雇主老太家断清联系，要求志愿者送她去离这里最远的方舱。第二天，她被转至奉贤方舱，在那里停留的两天，是一个多月来陈冬苹感到最幸福的时候——不用整夜站在厨房里，有张床可以踏实睡一觉，发的食物有牛奶，也有她想得要命的苹果。

最开始陈冬苹不想离开方舱，但一同隔离的大哥劝她，这里是“阳窝”，总有一天可能会再被感染，那样就真回不了家了。陈冬苹太想回家了，听劝登上了离开的大巴车，却没曾想自己又“被打进地狱”。流落街头的那几天，她没有食物，不能睡觉，也很难找到厕所，“肚子憋，把人都憋坏了”。

在陈冬苹漂流的“蒙自路”上，有不少和她同病相怜的外乡人，她曾短暂歇过脚的ATM机旁住着两个二十来岁的“小弟弟”，就抱着腿窝在狭窄的玻璃隔间里。还有个五六十岁的“山东哥哥”，对方刚到上海找工作就撞上疫情，身无分文又无家可归，已经在这里露宿了十几天。“山东哥哥”也没什么吃喝，却把自己充饥的花生米匀给了陈冬苹一把。

靠着这样的接济，陈冬苹撑过了三天。旁边居民楼上的老乡给她送来热饭;对面工地上的农民工是安徽旌德人，送给她一块写着“加油”的充电宝，还有水果和口罩。被宣城救援队接走时，陈冬苹除了拎上自己的行李，还紧紧抱着苏成龙前一天送来的那床毛毯，虽然已经弄湿了，“那是蓝天哥哥给我的，舍不得丢”。她想把救援队提供的方便面和面包留给附近帮过自己的好心人，但害怕耽误救援队的时间，只能带着遗憾匆忙上车。

住进酒店后的陈冬苹终于感到了久违的安全感，一日三餐都由一位同乡送来。“看到他们我才是安全的，我哪个都不相信，我只相信老乡。”话毕，电话那头传来哭声。陈冬苹获救后，不敢把自己的遭遇细节告诉家人，最好的姐妹打来电话她也不愿接通。来上海不过两个多月，她曾经丰润的双颊已经迅速凹陷下去，“我怎么回家见我妈妈，就光剩骨头了”。

离开还是留下

这次电话之后，我曾几次给陈冬苹发去微信慰问，但从未收到回复。直到这次咨询回乡方案，陈冬苹才向我解释了缘由：“那段时间我一看‘上海两字，就憋掉不看，我被他们伤怕了！望理解。”

疫情过后，对像陈冬苹一样漂浮在这座城市的外来务工者来说，上海的面目变得模糊又复杂。我在浦东郊区的亿联建材城里遇到的施工队长李振波告诉我，疫情对装修的影响不仅是拖慢进度，干活的工人也在变少。同是安徽人的李振波手下原有三个泥瓦工，现在只剩下一个。“天气热，泥瓦工年纪又大，加上（工人）真是被疫情伤到了。”李振波解释道。

在上海的复苏期里，李振波的故事并不少见。我的一位朋友本在疫情爆发前定好了新房装修计划，待到复工后工长却表示，手下的好几个工人已经跑回老家，不愿再来上海。对方还反复提醒她，施工一定要考虑疫情。

高景亮也感到了变化，他是李振波常光顾的涂料店的店长。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亿联建材城从3月28日关闭至6月1日，高景亮足足损失了两个月房租和可能会有的生意。6月建材城重新开张后，顾客慢慢找上门来，但高景亮曾预计的因装修工期挤压变得更火爆的生意图景却并未到来。

我见到高景亮的那天，上海最高温度为36度，正午时，高景亮的店里没开空调，只有风扇在左右转动。高景亮坐在前台不慌不忙接听着一个又一个电话，在间隙时向我解释，今天店里人少，周末客人多时，他才会开空调。

这家以“便宜”出名的家居建材城二楼的很多店铺已经闭门撤店，高景亮的涂料店所在的一楼，平常人流量更大，但此时也仅有寥寥人影。高景亮告诉我，他判断有相当一部分打算装修的人家在疫情后可能会放弃原有计划，“如果不装修，我们的材料就出不去”。

手机安静下来的短暂空隙里，高景亮与我讨论了关于“逃离上海”的话题。“我不像你有学历，离开上海能去哪呢？”他划拉着微信聊天界面反问道。今年是高景亮来沪的第二十个年头。2002年，20岁的山东小伙高景亮跟着表姐来到上海闯荡。表姐在恒大建材市场开了家五金店，高景亮给表姐当小工，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12点，一个月工资三百元。

做了四年后，高景亮在同一家建材城开起了自己的铺面卖涂料。他积蓄不多，租了一个位置较偏的80平方米铺面，“幸好那时候还能欠账（先拿货后结账）”。而现在，高景亮经营的这家店铺有两百多平方米，主营多乐士和立邦两个品牌的乳胶漆，还有墙固、腻子粉、防水等涂料，满满当当摆满了几排货架。店铺背后还另有三间仓库。

来上海这些年，高景亮经历了两次疫情。2003年非典時，日子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度过去了，“才21岁的我懂什么？那时候没有恐惧，考虑那么多干嘛，反正老板管吃管住”。而这一次，开不了张的生意、封控之下的生活压力，一股脑地砸在了40岁的高景亮肩上。

2016年，上海房价迎来一波高峰，将妻子、丈母娘和小女儿都接来上海的高景亮终于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外环外的一套小公寓。与普通的住宅小区相比，购买商住公寓的门槛更低，不用考虑户籍、社保年限等要求。但在这轮封控中，高景亮住的公寓楼一共只发了两次菜。“都被贪污了！”他愤愤揣测道。

商住公寓由物业管理并提供基础服务，并没有像小区一样纳入社区管理，上海本轮疫情爆发后不少商业公寓管理混乱。4月底，上海宝山区警方曾拘留过一位倒卖捐赠物资牟利的公寓负责人，最近，这名负责人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疫情严重时，店铺复工遥遥无期，高景亮还做过最坏的打算——被封控四个月出不去。但他又乐观地鼓励自己，能在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把产值拉回来，“我的老客户肯定还找我，我价格实惠，也不担心有假货”。

儿子在绍兴念私立学校，一年学费不低，上海四口人的吃喝也需要负担，高景亮压力大时也想过回菏泽老家，但他小学文化，只能干手头上的活计，“老家的竞争也很激烈”。做他们这一行，少不得要打通社会关系，“回家吃喝（喝酒、送礼）更严重，上海不用吃喝”。权衡利弊后，高景亮也歇了回乡的心思。

对于生活中积攒的压力，高景亮有着自己的应对智慧，他不怎么看新闻，也很少评论。“一会儿是嘎嘎嘎这不好了，一会儿又是嘎嘎嘎那坏了。”他努力地模仿着抖音上那些关于疫情的视频配乐。抖音是他常用来消磨时间的工具，他喜欢在自己的账号上发些“正能量”的生活内容，“不能抱怨，你要适应环境，对吧”。

我们闲聊时，一通电话又打了进来，对方连声说抱歉想要退货，高景亮只答这不算大事。“这东西又不是吃的，你拿过来，马上给你退钱。”他在电话这头豪爽笑道。

关于上海的想象

尽管在疫情暴发期被隔离了两个多月，期间生活也并不如意，但33岁的“沪漂”罗素依旧坚定地选择留在上海。

我见到罗素时，他正骑着辆共享单车游荡在静安区的一条小马路上，不时停下为重新开张的咖啡馆、馄饨店拍照。罗素习惯在上班前快速编辑一条图文内容，发布在自己的今日头条账号上——他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在今日头条和B站累计有一万多粉丝，同时也是一名核酸采样员，6月以来已经在静安区换了八个工作点。

6月1日起，上海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核酸采样亭遍布街头，成为最基础的常规采样点。每天早上7点50分，罗素会到达位于陕西北路民主大厦院内的核酸岗亭，他是这个核酸采样点的点长，负责采样，还管理着一名大厦物业配备的扫码员助手。

天气炎热，十分钟内罗素麻利地穿上防护服、消杀周围环境，正式采样还未开始，额头的汗已经流到了眉心。核酸岗亭地方局促，仅容得下一人身位，身高一米八四的罗素更习惯站着采样。8点刚到，就有人来做核酸，他熟练地将手从窗口的大手套中伸出来，将细长的采样拭子探进对方的咽喉。

在罗素工作的八小时里，他需重复这个动作至少二三百次，但他觉得：“这里不怎么忙，我也算占了便宜。”搭档的扫码员误以为我是罗素的同事，她希望我能向公司反映，让罗素继续留在这个点位，“他做得认真，大家都喜欢他”。

今年是罗素来上海的第八个年头，他是湖北咸宁人，大专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并没有医学背景。成为核酸采样员之前，他当了一年多全职自媒体博主，再往前，他在豪华五星级酒店做礼宾员，先是静安香格里拉、浦东嘉里酒店，再是和平饭店。

“酒店行业，我所在单位确实是天花板！”罗素始终记得在入职培训时，经理告诉他的话：我们和平饭店是百年历史，上海滩第一！在那工作，罗素觉得自己应该也算是“全上海最棒的行李员”，“因为我小费拿得多呀”！

罗素对上海变化最直观的感知，就来自于到手的小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前，每个月除开4000元底薪，羅素还能收到金额不菲的小费。某次，他帮一位外国客人搬行李，对方随手付给了他200欧元。

但疫情来临后，罗素再难拿到这样丰厚的小费。“疫情限制了大家的流动，”他和我仔细分析着其中缘由，“比如说我们是顶级酒店，应该是全世界顶级消费的人来住我们这里。结果来个疫情，可能就只有中国顶级消费的人来我们这里，市场一下子就小很多了。”疫情对整体酒店行业的重击，也砸到了罗素头上，小费急剧缩水至每月几百元，合同到期后，他没再续签。

来上海前，罗素在武汉生活过十几年，也去过广州和北京，但他心里最喜欢的还是上海，因为这座城市“工作选择和生活更丰富一点”。收入好的时候，罗素租住在市中心，还能攒下闲钱去东京、曼谷这样的国外城市旅行。但转职做博主后，罗素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也远不如之前宽裕。最困难的时候，他一个月开销仅三千多块，房租就占去了2700元。

不过哪怕日子再拮据，罗素依旧选择租住在市中心。“我去过上海的郊区，不喜欢。”哪怕他明知道，在这次疫情中，空间开阔的上海郊区复苏速度明显更快，“不像我们这里，老小区建筑密度大，人员密集，各种设施也不够，病去如抽丝”。

罗素在多个社交平台的注册名都是“生活在上海市中心”，你能很容易发现他对核心城区的熟稔和热爱。完成八个小时的核酸采样工作后，罗素换回了自己的T恤，是一件2014年上海马拉松的绿色纪念衫。回家路上，他没有用过地图导航，领着我沿着陕西北路走到新闸路又拐上石门二路，最后沿着大统路一直向前。跨越苏州河时，罗素告诉我这里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他手指精准地指向远处，东方明珠顶部的纤长桅杆正隐隐绰绰地立在填满暮色的树木缝隙里。

罗素不愿离开上海，但他在这里继续生存下去的难度正在不断变大。因为附近出现密接，罗素租住的酒店式公寓又遭封控。得到消息的当天下午，他匆匆收拾行李搬到另一处酒店。原来的租金照付，又新增了每天110元的房费，这对罗素来说压力颇大，但如果不搬出来，他就会失去目前这份临时性的工作。

核酸采样员并非是网上传言的日入上千的高薪职业。罗素告诉我，自己的工作是按时薪计算，50元一小时，一天八小时，一周五天，如果周末参加社区大筛，一天200元，“如果日薪要800，得工作16个小时，但我们公司好像没有给谁提供过16小时一天”。

和我分别前，罗素说起自己发布在头条号上的一篇文章《上海的重建》，号召“重建人们对于上海的想象”。他在文中写道：上海不仅是一个经济中心，更是一个精神象征，她代表着中国将来会有的世界第一城市。上海蕴藏的发展潜力，让它如同明珠般点缀在中国东部沿海，那些希望的辉光源源不断地将像罗素这样的年轻“沪漂”聚合在此。

“罗素们”坚信自己选择的上海，也着迷于这座超级城市的魔幻魅力。但经历过这场意料之外的混乱后，他们也开始从单薄的生活美梦中抽离出来。“怎样维护大家的精神生活，又不影响物质生活的发展？”这是罗素新尝试思考的、关于上海的更复杂的命题。

暑日

进入7月，雨季过后的上海很快被持续多日的高温所笼罩。常态化核酸检测仍在继续，和公司合同只签到6月底的罗素还在做采样员。他新轮换到一个没有岗亭的采样点，在静安区一处高档住宅小区内的入口处。

气温逼近四十摄氏度，塑料棚下，罗素依旧穿着不透风的防护服作业。失去了空调庇护，一天工作结束，他脱下两层医疗手套，手臂上爬满了汗液蒸发后留下的盐渍。但他很少说起新近遇到的麻烦，只高兴地同我分享自己住进了公司免费提供的宿舍，虽然通勤时间变长了，但节省了不少生活成本，“（宿舍）除了没Wi-Fi，都挺方便的”。关于更远的未来，罗素还没有清晰的规划，他不知道现在这份工作到底能做到什么时候，却早做好了又一次失业的准备，“疫情总会好转，你要为大局着想”。

炎夏似乎也为高景亮的生意带去了些许热气。我和好友再次造访涂料店的那个上午，陆续撞上了几拨顾客。高景亮几不离手的手机要比上一次更热闹，他的情绪也高昂不少。一位新客走进店里，还没讲话，手里已经被高景亮热情地塞进了一瓶农夫山泉。简单攀谈后，高景亮又转头同立在货架旁犹豫不决的小夫妻大声叙话：“我做那么多年，连一小罐熊猫白胶假的都没做。不是吹的，你上整个市场去问问，谁家能拍着胸脯这么说。”他指指压在收银台玻璃下的那张授权书，底气十足道：“假一罚十，你们放心！”

对高景亮来说，他又一次磕绊着度过了生意上的难关，但生活里总有新难题困扰他——小女儿要想继续留在上海念书升学，并且参加中高考，只有外地户口的高景亮夫妻必须在一方的居住证上攒满120分。按政策，学历和社保是积分达标的主要方式，夫妻俩几番商量后，决定由学历更高些的妻子报考成人大学，尽快拿到更多分数。

罗素和高景亮仍在努力书写自己的上海故事，而陈冬苹的上海之旅却已落下帷幕。几周前，我从苏成龙的微信朋友圈得知：陈冬苹终于回到了宁国老家。十几秒钟的视频里，即便戴着口罩，你也能看到陈冬苹眉眼里的笑容。不过，我后来发给她的问候微信再未收到回复，两次拨去电话也无人应答，她或许再次屏蔽了与上海有关的一切。

小区解封后，我曾因好奇探访了陈冬苹住过几晚的红色电话亭。盛夏的清晨，黄浦区蒙自路上已经变得热闹，电话亭附近的蔬菜店、水果店、水产店里人头攒动。这条街上早就没了那些流浪者们留下的痕迹。

三公里外的东安一村，如陈冬苹电话里描述的那样是个内环里的老旧小区，最新的房子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最老的那批楼房比陈冬苹的年龄还大了12岁。与东安一村一墙之隔的是上海著名的徐汇区牙病防治所，背后的零陵路上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徐汇院区。这里的租户有不少外地来求医的肿瘤病人，四月时有多人在微博发布求助。本轮疫情中，像东安一村这样人口密集、厨卫共用、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小区是防疫重点区。

我到访东安一村时，路口处四五位坐轮椅的老人正在聊天，老人们向我介绍，这里的住户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多是外来“借房子的”。我向打他们打听起陈冬苹，大家都摆手说不认识，倒是有人提到了另一位不知名的保姆，“后面那栋楼有个97岁的老太，保姆现在还照顾”。陈冬苹在这里发生的争吵与拉扯，甚至于她本人存在的痕迹，都像是梅雨季短暂残留下来的水渍，被炽热的暑气一蒸，便彻底挥发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