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长山

摘 要：1919年至1930年间保定二师学生屡屡掀起“倒校”学潮，相继驱逐了多位校长。校长成为学潮斗争的直接对象，而当局政府则是学潮角逐的主要对手，能否达成学潮目标关键在于学生能否在与政府的二力角逐中最终胜出。学潮爆发多因校长封建专制、贪污卑劣、党派色彩浓厚和压制学生校园民主要求所致。激进时代下的学生秉持学生运动的“正义性”而思想激进化，“欲革一切”的思想机制亦为学潮迭起推波助澜。而政府当局漠视学生诉求和权益、轻视学生斗争的战斗力与毅力、缺乏对话、总想以镇压之手段消弭学潮应视为学潮对抗性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方教育制度本土化困境依然存在。

关键词：民国前期;中学教育生态;学生运动;保定二师;“倒校”学潮

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8 — 0103 — 06

继五四运动后，民国教育界学生运动频发，驱逐校长乃是其中主要形式之一。1919年至1930年间，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保定二师”）学生接连发起驱逐校长的“倒校运动”，此现象在民国学生运动史中较为罕见，其历史内涵值得深究。关于九一八事变前民国学潮的研究，以往学界多从学生角度加以审视，著作颇盛①，对于校方或地方政府层面则甚少提及，校方管理方式和理念、政府应对学潮的措施和态度与学生运动的发展态势及师生关系之间的逻辑关系等诸问题，尚欠具体分析。本文以1919年至1930年间保定二师“倒校”学潮为对象，拟以报纸、杂志、地方志、相关文史资料等材料重构史实，考察学潮起落中学生、校方与当局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以还原1920年代民国中学教育发展生态。保定二师学潮是为五四后十年间学生运动之缩影，以其为切入点，深入探究诱发学潮背后的原因，可从侧面展示民国前期教育生态与学生运动间的复杂面相。

一、学潮初起：驱逐封建校长刘续曾

民国前期的保定二师即为现今的保定学院前身。据《保定学院志》载，保定二师的历史可追溯至1904年8月创办的保定初级师范学堂。清末民初时期该校改称“直隶第二师范学校”，至1928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其校名亦改为“河北省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建校以来校址一直在保定，时人又称其为“保定二师”[1]。

民国前期因保定二师为官费，故学生多为成绩优秀、思想进步的贫苦子弟。据二师学子王振声回忆，“当时穷人子弟上学，难于上青天，由于保定二师是官费，所以穷家子弟对二师都十分向往，每年招生两个班，而报考者则达数千人。因此，凡被二师录取的学生一般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家境贫寒，他们了解和熟悉广大人民的疾苦;二是学习成绩好，求知欲强，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勇于追求救国教民的真理。”[2]113-114而在“五四”时期，二师学生就受到反帝、反封建的俄国十月革命新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亦开始在校内传播，并于1924年建立了中共保定二师支部。至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二师“校内学生群体中国党团员和赤色群众约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可以说这里是革命斗争的演习场，青年接受革命锻炼的大熔炉”[3]64。在中共保属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保定二师学潮不断，又有“红二师”之称。

（一）二师学生声援“五四”被拒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当天下午消息很快传至保定，得到大、中师生的热烈响应。次日，育德中学全体师生举行罢课，高举抗议旗帜和标语，从西关涌向城中，与直隶高师、法政专科等学校学生汇合，在城内各街道游行示威。24日，保定学联发表总罢课宣言，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以强权之威对我国肆意侵略，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虎作怅、引狼入室的卖国罪行[4]4-5。然时任保定二师校长刘续曾却禁止学生外出与各校联络，使学生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活动受到压制。

刘续曾，清末举人出身，曾赴日留学速成师范，其思想封建守旧，作风专制独裁，在校内推行封建奴化教育，以选送“优等生”留学、留校或代找职业为诱饵，诱使学生埋头书本，不问政治。同时，刘还规定了许多禁条，“平素压抑学生过甚，如强迫学生出门戴军帽、穿便衣、学生素日不得与校长见面，其数年来所以平安过去者，只以不准看报与杂志，使学生无反抗而无能力与智识”[5]。刘续曾把持二师10余年，其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不准私自阅读课外书刊、不准学生组织社团、校内不准谈论时局与校政、师长等压制学生自由的管理方式，引起二师学生强烈不满，青年学生甚至将二师讥讽为“第二模范监狱”。

（二）驱逐刘续曾

1922年12月，二师旧制七班学生带头成立学生自治会，经过秘密联络，各班学生纷纷响应，并得到部分进步教员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各班选派代表酝酿筹备成立校学生会，校长刘续曾获知此消息后愤怒不已，污蔑学生们要造反，下令不许成立学生会组织。刘的无理指责遭到学生们的拒绝，遂企图以全校停课为由，迫使学生会解散后再复课，妄图孤立和分化学生骨干。此举一出，立即激起全校大部分学生的不满，各班学生遂纷纷集会，声言要保卫学生会，反对校方蛮横无理要求和停课威胁。二师学生代表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二师学生自治会，由进步学生王化机担任主席，并建立了秘书股、宣传股等各部门，决意要与校方反抗到底。刘续曾见势不妙，仓皇逃出学校，“自被学生驱逐后，即奔走京津之间，大肆活动”[6]，一方面指使亲信到处造谣惑众，破坏学生的团结;同时又宣布停止学校的一切经费，妄图以强制手段镇压学潮。

为了应对校方的专制打压，二师校学生会随即提出了“反对专制、反对压迫、驱逐校长刘续曾”的口号，并在中共保定团组织的领导下，学生会联合部分进步教员组成校务委员会，一边照常上课，一边坚持斗争。并采取了三项应对措施：一是请求保定各界特别是文化教育界，对二师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二是派学生代表去直隶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校长刘续曾;三是投书报馆，说明学潮真相，揭露刘继曾及少数亲信迫害学生的阴谋活动。[7]17二师学生会即选派三名代表前往省教育厅请愿，未料省厅不仅无视学生们的请求，反将赴津请愿学生代表拘捕羁押，且令保定道尹以军警保护刘续曾入校。同时，为尽快平定学潮，省厅遂派该厅第二科科长井守文前往查辦和调解，强迫学生入堂上课，但学生等始终不为所动。

1月18日，保定道尹和刘续曾偕同大批军警武力入校。道尹入校后，“学生屈膝泣请撤换校长，谓刘氏摧残吾等，无所不用其极……今令彼入校，无异置我等于死地”。道尹答谓：“此时已不必多说话，省长已早有办法，即先解决风潮，然后再谈校长问题”[6]，随即宣布学校暂时解散，并动用武力强制将学生送出保定。“保定警察厅长张汝桐、宪兵司令王启贵恐学生等滋生事端，遂督同兵警驱逐回籍，不准逗留”。[8]在此形势下，二师校学生会决定留下王化机、李贵镇等17名学生代表留守保定观察形势，其余学生暂时回家等待通知。同时，利用报刊阐明学潮真相，以求全国学界援助，及省教育界之同情：“敝校校长刘续曾，摧残教会，毒害学生，罪恶昭彰，有口皆碑。同人等忍无可忍……为直省教育而奋斗，为自身前途而奋斗，才力棉薄，遭此荼毒，凡我国人，谅表同情。现同人等决议一致坚持到底，誓必达驱逐刘续曾志不懈。诸公主持正义……伏乞同声奋起，与以援助。”[9]

刘续曾得知被遣送回籍的学生又潜回保定后，宣布开除王化机等17人学籍。由于保定二师驱逐反动校长刘续曾的学潮已坚持月余，大公报、益世报等大报纷纷予以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刘此举一出，立刻遭致社会各界强烈的舆论谴责。如陈独秀即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予以谴责“保定师范学生驱逐素行恶劣之校长，省长竟拘押学生代表，以军警护送校长复校，开除学生代表十七人，这种武装的校长，岂非教育界之耻辱”。[10]2-3刘续曾事后倍感压力，无颜继续留任二师，遂向省教育厅引咎辞职。至此，1923年保定二师“倒刘学潮”以学生斗争胜利、刘续曾去职谢幕。

“倒刘”学潮坚持一月有余，最终以当局武力镇压才得以结束，其发生开始打破保定二师以往尊师重道的师生关系，在学生面前，师者的地位不再神圣而不可冒犯。它侧面反映了五四运动后的师生关系开始发生嬗变的态势，且显现出学生越来越“强势”，而师者则日益被动的局面，这在二师1928年至1930年间的再起学潮中尤为明显。

二、学潮再起：学生、校长与当局之间的角逐

（一）刘法曾去职

继驱逐反动校长刘续曾之后，保定二师校长先后由张敬虞、靳瀛旭二人任职。1926年7月，靳瀛旭去职，刘法曾接任二师校长。然刘法曾督导校务期间，虽形式上竭力粉饰革新，实质上则终为保守，难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1928年9月30日夜，二师学生会召开会议，“誓须将刘法曾攻走，校务革新，始除障碍”，次日，学校集体停课，由学生会维持全校秩序，并派出学生代表将促使校长辞职的意见书交给刘法曾，决意以和缓办法迫使刘法曾辞职。同时推选专员监视校长刘法曾和会计主任邢翰卿，一切印信公文账目，与银行存款执照、钱柜锁钥等，均由学生会保管。并组织纠察队，分派纠察员把守校门，无论职员学生均须经学生会之允准，领取出入证方得出入校门。”[11]10月2日，刘法曾迫于无奈，以旧疾复发为由书写辞职呈文一封出示学生会，但实无辞职之心。学生会故代其另行撰文，并转呈向省教育厅。6日，二师学生在大公报上发表宣言，阐释本次学潮真相：“我们这次对校长的表示，不是对个人有什么恶感，更不是故意的捣乱闹风潮，这乃是因为一种正当的迫切的要求——求知——而发出的并当举动……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解决校长，而是贯彻我们的主张，满足我们的要求”。二师学生在此宣言中，对新校长人选提出了三点要求：“继任的校长必须是（一）要思想正确，能领导青年去革命的;（二）要对教育有深切研究的，一切施设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望的;（三）要肯同学生和衷共济的”。[12]鉴于学生较为严格的继任校长人选要求，河北省省长商震推荐“前北平特市党指委梁子青为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校长，梁已前往就职。”[13]

（二）梁子青闹剧

然而，颇为出人意料的是梁子青上任保定二师校长两月即因内部争权夺利闹剧而自动辞职。由于适逢国民党要成立国民党保定市党部，梁子青想在市党部争个职位。“因为那里的薪水高、工作清闲、权力大，谁都想趁机捞一把”[14]52。而保定育德中学校长、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郝仲青则是梁的有力竞争者，为达目的，梁子青便利用学生运动排挤对手。1929年1月13日下午，二师校长梁子青怂恿保定二师和六中千余名不知真相的学生上街演讲、游行示威，呼喊进步口号，“投身国民革命中去”。待行至育德中学时，梁子青突然喊出“打倒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口号，宣扬育德中学是西山会议派的大本营，矛头直指育德中学校长郝仲青。梁子青此举一出，很快遭致社会舆论的谴责，自感无颜立足保定二师，为保声誉而全身而退，便借反对大学区制为挡箭牌，自动提出辞职。“大学区制，移自西欧，不适国情······绳筠身长二师，爱护教育，不落人后，愧无回天之力，转抱杞人之忧，粗知自爱，不甘合流”。[15]随后，经大学区教育行政处照准后，梁子青离开学校，另行委任韩桂从继任。8月，韩桂从去职，秦万瑞任二师校长。

（三）斗争“秦二爷”

秦万瑞原系封建军阀中的小官吏，曾在某部队师部做秘书，后来经过奔走、活动得到二师校长一职。然而到二师后，他即实行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只准读四书五经，不许阅读进步书刊，查封图书馆，解散学生团体，严厉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他还依仗职权，贪污学校修建经费，克扣学生伙食费以饱私囊，学生不仅讥讽其为“秦二爷”[16]119，还编了一首顺口溜：“秦二爷，瞎胡闹，打牌喝酒睡大觉。教员请得真不好，多数都是大草包。”[17]130

到任仅一月，秦万瑞的所作所为，即激起学生们强烈不满，在中共保属特委领导下，二师党组织负责人侯薪、贾良图等人决定开展了驱逐校长秦万瑞的斗争。1929年9月，二师学生联合罢课，校内满贴“打倒秦万瑞”之标语，校学生会成立纠察队，封锁校门，割断电话线，将秦万瑞软禁于住宅内，强制迫使其主动辞职，同时发布宣言，向社会控诉秦的罪行，选派代表赴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秦氏的职位。省厅闻讯后，急忙派督学李逸群前往会同秦氏共同处理。李带领数十名警察进校后，以谈判为名邀请学生代表开会。在谈判中，学生侯薪、赵天叙等人列举了秦万瑞“不懂教育、无故辞退教员、取消学生组织，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等8条罪状，表示为争取读书自由，不撤换秦万瑞决不复课。[16]119但二师学生们的正当要求并未打动督学，反遭斥责“目无法纪”，且将学生談判代表全部羁押，强行解散校纠察队，并放出了秦万瑞。

恢复自由的秦万瑞为尽快平定学潮，贴出布告将侯薪等23名学生骨干开除，嗣后返校“招集学生训话，解释过去错误，说明今后希望，意图继续维持照常上课。但因教员泰半离校、缺课颇多，且在校学生虽表面上对秦氏虚与应付，而实则对彼依然反对甚力。秦氏虽百般拉拢，亦终归罔效。”[18]为破除僵局，秦万瑞遂赴北平请示解决办法，而全体学生趁此时机复行罢课，同时集体签名呈文省教育厅，声述秦氏废弛学务、陷害青年，请求撤换。秦氏闻讯后，又向教厅请示办法，然因有二师学生请求撤换校长呈文，不便有确定的答复，乃暂令秦氏返保调查真情，自行斟酌进退。秦氏返校后软硬皆施，“一方挂牌，催令上课”，同时“竭力设法威吓镇压”，甚至动用家长施行“苦肉计”。如益世报所载：“二师罢课已经七天，学生空气甚为紧张，校内校外遍贴打倒驱逐校长之标语，虽经校长多方威赫，学生讫未稍杀。昨（廿八日）该校长秦万瑞为解决校潮起见，特致函各生家长，训诫各生勿受人蛊惑，贻误将来。”[19]面对秦氏软硬皆施手段，二师学生“以正式明令尚未到达，故力持镇静，全体仍住校内”[20]依旧不为所动，学潮之解决仍陷僵局。

“倒秦”学潮持续三月有余，学生、校方与当局政府间的冲突对抗不断升级，这种僵化局面直至河北省省长徐永昌来保后才开始出现转机。12月14日，徐永昌来保定，暂住保定光园。次日，保定二师全体学生结队前往光园向徐永昌请愿。然学生并未见到徐，由省委黄卢初出见。据黄所言“教厅令二师停课等项办法，系省府会议决议，主席即刻回平，明日省府例会提出讨论，如何办理，后日定能电知。诸生认为满意，乃结队而去。”[21]

为了营救候薪等被捕学生，二师学生不仅在校内进行反复斗争，也曾派出学生代表刘泽普、刘士毅等人前往天津设法营救。后来二师学生终于找到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的车牌，直接向沈请愿。沈同意撤销秦万瑞校长职务，并宣布被秦开除23名学生因未经教育厅批准而无效。[14]60随后，沈尹默向省府会议提出四项办法讨论，决议“校长秦万瑞调厅任用，委派督学张陈卿，前往负责切实整理。整理就绪，即行招集学生开学。”[22]至此，历时数月的保定二师“倒秦”学潮在三方角逐中，最终以政府屈服答应学生撤换要求、校长秦万瑞去职，学生获胜结束。

三、余论：从学潮审视民国前期中学教育生态

（一）激进时代下的学生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剧烈变动时代，新旧文化杂糅，思想日趋开放和激进，而崇尚自由与民主俨已成为学生追求的热潮。对学生而言，五四运动的价值“不在于学生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也不在于种种热烈悲壮的请愿、游行、罢课”，而在于“深植于学生心中的共同念头——‘解放‘改造，而这正是后五四时期新学生拨弄风潮的关键所在。”[23]41五四运动得到社会的广泛肯定，即意味着学生内心这种谋求“解放和改造”的思想与集体请愿、游行、罢课等行为方式为社会肯定，这便为随后的学生运动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或变相鼓励了学生秉持学生运动的“正义性”而公开罢课，反对学校职员与校园管理。若为师者难以满足甚至抑制学生需求，学生发动学潮向校方和政府施加压力、甚至斗争和对抗则渐次成为一种固定模式。1919年至1930年间保定二师的校长即成为学潮斗争的直接对象，而当局政府则是学潮角逐的主要对手，能否达成学潮目标关键在于学生能否在与政府的二力角逐中最终胜出。

然而学生因过度追求“自由”，极易导致思想极端化，学风破败。1921年，陈独秀即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之举动心生不满，在报刊上感慨道“你说不可埋头读书把社会公共问题漠视，他就终日奔走运动把学问抛在九霄云外……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24]而涵冰亦在《教育杂志》上写到当时的学生“对于学校中人和事体或人员，一有不满意的地方就立刻起来，借助学生自治会的力量，毫无顾忌赶校长、赶教员……举平日教授自己的教师，陶冶自己的校长、职员，视若路人之不如。这种现象，非常普遍。”[25]而年轻人浮躁冲动的群体特征可能无形中加剧了这种态势，以致遇事不满，即言打倒。正如益世报社论时评所言“今日青年通病，大都志高气浮，能小欲大。无论任何人物，到得眼来，什九都不满意，几视天下无可满意之视，无可满意之人。是以遇事即主破坏，开口便言打倒。”[26]在这种“欲革一切”的思想机制下，便不难理解多位继任校长接连被学生驱逐辞职，侧面反映出该时期中学校园师生关系逐渐完成从传统的“尊师”到“倒师”之间的置换。正如刘继青所言“师与道日益分离，传统的师道尊严渐趋式微”[27]，师生之间浮现出一种日渐紧张和对抗势态。

（二）校园民主呼声与管理间的错位

台湾学者吕芳上曾对民国八年至十七年十年间有资料可凭的248起学潮事件（包含学运）加以统计，研究显示“民国十一年、十四年是学潮的高峰，十一年的106件以园内反对新旧校长风潮99件最盛，占了40%，大约与五四之后学生竞相要求校園民主及注意校务改革的风气有关”[23]19对比保定二师学生的“倒校”缘由，与上述结论也是大致符合的。而十年间该校学潮不断的主要原因，即多是由于校长办学和管理方式贪污腐化、封建保守、压制学生自由求知欲望等。从保定二师屡遭驱逐的校长也可看出，民国前期的中学管理层来源多为旧制封建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体现出较强的封建性和党派色彩。学生们为个人前途与利益考虑，打倒反动校长，亦呈现出百折不挠、不畏强权，颇有赴汤蹈火、非达目的不止之势态。

在学潮迭起的“后五四”时代，政府面对日趋自由、自治的学生群体时亦会遭遇地方治理的困境，若处置不当就会加深日益对抗的师生关系裂痕。就保定二师爆发的几次学潮过程来看其原因，正如大公报所言“虽然教厅曾施以严厉手段，扣留请愿学生，终未能消弭制止，反愈激愈烈，倒引起控告厅长种种举动。而教厅视弹劾若具文，视学生为不足重轻，对贪污卑鄙之校长不加惩。且复撤换成绩卓著在职多年富有经验与声望之校长，不为学生利益设想！以致学潮频起。”[28]

（三）西式教育制度本土化困境

尊师重道是为中国传统美德，故民国以前，师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自清末新政兴办新式教育以来，伴随西方新式教育制度和理念的引进与施行，本土传统教育土壤中的精华也随着一次次教育改革挥发。在新旧教育制度更迭过程中，新制度往往代表进步的、科学的，而旧制度则被视作封建的、落后的，趋新势必除旧，这种现象一味崇尚西方、全盘否定旧有传统的行为早已为时人所批判。钱穆在评价义和团事件中就曾批判近代知识分子“引进西学”时的不良倾向，“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29]177

就近代学制的演变而言，从“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到“壬戌学制”，国人亦存在片面模仿西方学制而难以融入本国实情的情况，这虽然与清末民初政局变动关联紧密，但西方教育制度本土化困境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期依然存在，继而亦促使学制变换不断。教育体制的变更是为了制度与国民教育实际更加融合，然而清末民初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探索所衍生的弊端也较为明显，即当改革过程中旧有学校秩序规范被革除而新制又尚未完全建立之际，即新旧教育制度更迭出现断裂，师生之间的行为规范亦将失序。加之五四运动以后，崇尚西学、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学生群体成为时代“进步”的代表，而校方教职员有时“甚至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的“奇异之举”，显现出民国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下师生关系发生的“权势转移”。[30]238在此情境下，保定二师屡屡爆发“倒校”学潮便于情理之中了。

〔参 考 文 献〕

[1]齐卫东.保定学院志1978-2010[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

[2]王振声.追忆保定二师“七六”惨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石河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石河子文史资料第1辑[Z].1988.

[3]宇斧.忆保定二师学潮.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文史集粹·革命斗争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4]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03）：4-5.

[5]保定二师又起学潮[N].益世报（天津版），1923-01-05（10）.

[6]保定二师风潮武力解决[N].大公报（天津版），1923-01-23（10）.

[7]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03）：17.

[8]保定二师之解散[N].益世报（天津版），1923-02-03（10）.

[9]保定二师之告哀 一息尚存 此志不懈[N].大公报（天津版），1923-01-31（10）.

[10]陈独秀.最低问题[J].向导，1923（17）：2-3.

[11]保定二师发生学潮 学生逼校长去职[N].大公报（天津版），1928-10-05（08）.

[12]再志保定二师风潮[N].大公报（天津版），1928-01-06（08）.

[13]保定省立二师新校长[N].益世报，1928- 11-18（16）.

[14]方仲山.侯薪与保定二师的学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隆尧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隆尧文史资料选辑 第2辑[M].1988：10，51-52，60.

[15]河北二师 校长向省政府辞职[N].益世报（天津版），1929-02-04（16）.

[16]中共保定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保定地方史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7]保定二师学潮的领导者——贾良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石家庄文史资料 第9辑 井陉史料专辑[M].1989（12）：130.

[18]保定二师学潮再起 学生续作倒秦运动[N].大公报（天津版），1929-12-03（08）.

[19]二师风潮近讯 校长请家长劝子弟[N].益世报（天津版），1929-12-04（16）.

[20]保定二师风潮依旧不了[N].大公报（天津版），1929-12-17（08）.

[21]保定二师学潮 徐永昌允再提出省府会议[N].大公报（天津版），1929-12-17（08）.

[22]解决保定二师风潮 沈尹默提出善后办法四项 委任督学张陈卿前往办理[N].益世报（天津版），1930-01-28（13）.

[23]吕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 民国八年至十八年[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19）：41.

[24]陈独秀.青年的误会[J].新青年，19l9（02），131-132.

[25]涵冰.师道[J].教育杂志，2016（04）.

[26]战一.学潮与学生[N].益世报（天津版），1927-12-05（03）.

[27]刘继青.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师生关系畸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01）：20-26.

[28]河北省学潮扩大原因[N].大公报（天津版），1931-07-15（11）.

[29]钱穆.中国思想史[M].香港新亚书院，1962：177

[30]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38.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