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洪烛这个名字是在大学读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呢，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他的名字在我心里有了确切的印象，大约是因为一本出版于1988年的《当代大学生散文诗选》。这本诗选里收了我们两人各自的作品，算是比较突出的。后来我便经常在报刊上见到他的名字，读到他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是属于才思敏捷的才子型人物，已然超出了一般的大学生诗人。

我到北京读书后，因为功课紧，也因为准备考研，在这期间便“脱离”了诗坛。虽然我知道他已分配在京工作，但从来没有跑去拜见和结识他的念头，仍然只是遥遥地关注。写诗的人，尤其是同在一地写诗的，迟早总会相遇的。终于在1996年前后，我再次从高校毕业，而我的一位师兄反而在我之后进入我就读的大学读书。他是同乡诗友，在一家报纸工作过，发表过我的作品。他来京上学，我自然是要去看他的。大约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去他那里，遇上另一位同乡的年轻诗人，正是他带来了在诗歌圈子内已声名赫赫的洪烛一道来串门。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不高的个子，剃着平头，身着皮夹克，戴着眼镜，倒是显得平和，没有因为有些名声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令我感动的是，当别人向他介绍我时，他竟然脱口而出，说出了一篇我的作品题目，我颇觉有些意外。诗歌界素有文人相轻的习气，一般不轻意夸赞别人，甚至哪怕读过其作品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洪烛主动说到拙作，他的胸襟、他的诚意顿时显现出来了，我在心里加重了一份对他的钦敬。

那一次，我们一行人后来去了一位在京著名军旅诗人的家。那时这位诗人早以诗与歌名满天下。我的想象里，寫得那么正气堂堂的诗歌，且又是军人，那他总是应该比较庄重儒雅吧！哪知道那天他完全不在状态，总是一副宿醉未醒的样子。大家在一起继续喝酒时，还有人陆续被邀来加入，嬉笑玩乐，十分开心。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场合，心理上一时还不能适应;加上为买单问题与组织聚会者较了劲，总感觉心里不快，没有坚持到最后就退场了。洪烛在场中却无任何的违和感，该说的说，该笑的笑，显得既沉静又活跃，也并不抢风头，更没有不适应的表现。那时我就感觉到他是适应文坛的圈子的，而我不行。这进一步拉大了我与文坛诸辈的距离。

这之后半年或一年左右，我们又有一次交集。机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很可能是我去文联大楼办事或见谁，顺便拐到他的单位去找到他，两人似乎也没有多交谈。大约记得是我问他近来出版了著作没有？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拿出了他编辑出版的《当代先锋散文十家》签名送我，署了他的本名“王军”。当时送没送他早年的诗集《南方音乐》，我不敢肯定。现在这些书都淹没在我家收藏的书堆里，一时也不容易找出，不能从上面记下确切的见面日期。但无论如何，他赠书给我，还是增添了我对他的好感，认为他虽然是风头甚健，而并非目无余子。

他确实如人们形容的那样，是个“诗坛骑士”。这一称谓的含义我想应该包含：有浪漫主义气质;有强烈的诗歌使命，理想主义情怀;敢拼敢杀，甚至不惜横冲直撞。这有他发表的那么多作品为证。也正因为他发表作品巨多，反而让我跟他在心理上保持距离，一是他势头那么猛——一次《诗刊》编辑，后来以编剧闻名的诗人邹静之当面对我说起“洪烛声名鹊起”。我听后也不知为何有那样的感觉：风华正盛的人物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可向迩”，那么一靠近则有仰人鼻息的味道。二是觉得，有那么多作品问世，总是不免“泥沙俱下”。我读洪烛的诗歌，直觉其语速过快，虽才思敏捷，却也有匆匆一语道尽的味道，也就是缺乏沉淀、沉静的过程，所以难达深沉、隽永的境界。洪烛除了诗歌之外，还写了那么多散文，出了那么多书，仿佛总处在一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匆忙与杂沓之中。我以为以这样的态度临文至少是不敢苟同的，尤其是在他这种“段位”上。但是，诗坛上、文坛上的春风得意之辈不常常是如此么？我之不以为然，恐怕不过是一种“酸葡萄”效应吧。我当然也就不敢把这点心思直接和他说出来。那么，我就只得保持距离，仍是遥遥地关注他罢了，遂彼此“相忘于江湖”。其实或许我根本不在他的视线里，只偶尔有些作品在杂志上相碰，或还在某个集体活动场合，匆遽相见。

新世纪到来前后，我因故有一段从旧有的生活中脱离的日子。待我回来，心态已有些变化。我在报刊上读到洪烛写京城的一些散文，感觉他在写作上仍然是“风生水起”的局面，也感慨他的勤奋，彼此之间却未再通音讯和问候。直到2003年秋天，我应约和一位取得不俗成绩的著名作家见面，给他带去他所要的书。他却让我随他去赴一个聚会，并说洪烛也要来——他跟洪烛通话时提到我，洪烛说我们本就认识。我再一次对洪烛加深了好感，这么多年没见，他没有故作不识，哪怕我风尘碌碌归来。大家见面，一握一叙，彼此都很高兴。那一晚的宴会我似乎也多喝了两杯，甚至隐约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在来去途中，洪烛抢着付了打的车费，显得是那么自然，这都让我在心里加深了对他的好感。

或许是因为我自身的气局狭小，总是不太愿意接近“成功人士”，仿佛那需要摧眉折腰似的，所以我与洪烛及其他同年的朋辈仍然不相往来。我记得，在那些年只给他寄过我的一本自印本散文集并几册本人所在单位出的书，上面连载有北京名人的墓地文章，意思是为他写北京提供一点素材。我不知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鼓励他继续写这些么？他也没有给我回音。他的诗文仍不断进入我的视野，仍然感觉到他写得过多过快，但也从他的文章中得知他的一些近况和行踪。他好像一直没有成家，甚至有一种“森林与树”的取舍言论在坊间流传。我听后，当然也只能付诸一笑，其实我在心里是希望他成个家;我也知道，这完全是俗人的想法，但毫无疑问也是希望他能够得些天伦之乐。他常常参加各地的诗歌活动，哥们儿意气，诗酒纵横，文场驰骋。我只能佩服他精力充沛。他到底是有才华的，偶尔有诗文亦给我以惊艳之感。比如那篇写《荷马史诗》的文章，发在《世界文学》上，确实还是见功夫，我为之肃然起敬。后来，我去参加北京一位驻校诗人出校作品座谈会，座位正好在离他不远的后面。我特意跑到他的座位边，对他说：“我看了你写《荷马史诗》的大作，写得好！”但未及多言。我同样不知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次座谈会上，他有发言，讲得确实像是一位专业诗人，可见他是惯于在这样的场合讲话的。

接着还有没有见过面，我已经没有一点记忆了。倒是记得在2010年前后，一次图书订货会上曾与他邂逅。其时我正走在一个比较大的展厅里，忽然看见有三五个人迎面远远地走来。他们几乎走成一排，彼此还偶有交谈，其中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而此人一旁即是洪烛。是他没错，他似乎也看见了我，但眼光平静，直视着我，我们彼此都没有打招呼，就这样擦肩而过。后来我心里多少有些后悔，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位比较熟悉的朋友，还是应该主动向他致意。现在，我只能诅咒我那可怜的自尊心和鄙陋的狭隘性了。

2018年，我从手机微信圈中获悉洪烛在一次诗歌活动中突然倒地不起，虽及时送往医院，但也没有完全治愈那可怕的脑溢血。我的心顿时抽紧，一种悲凉、哀伤之情意外地从我心灵深处漫溢上来。我根本没有想到那样一个英英武武、风风火火的“骑士”，会这么不堪一击。我竟无端地检讨自己：没有劝他多注意身体，减少些聚会，甚至过一种正常人的平凡生活，现在更是已无缘对他讲了。我从所未有地关心起他的愈后情况，更在百度上搜索他的近况。2019年春节期间，我竟特意从笔记本或名片夹里翻出他留给我的手机号码，破天荒地给他发了一则问候短信，表示关心他的身体，祝福他早日康复！我只能做到这一点，我多么渴望能得到他的回复，渴望他归来诗坛，然而我失望了。一年多以后，我接到了他辞世的消息，他终于是没有挺过来。听朋友们说，他经历了两次手术，但术后情况一直不好，可能就一直没有恢复理智。我甚至从朋友圈里看到他病后的一张照片——一个皱纹深深的汉子，目光呆滞，像个物件似的瘫坐在一把椅子上，连身上披着的一件大衣，也似无力承受，他的灵魂显然已经远去……一种更深的悲凉浸透我的全身，我也只能陷入深深的缄默。

李成，安徽桐城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作品散见《十月》《诗刊》《散文》《美文》《文汇报》《光明日报》等二百余家报刊，出版有散文集《故乡味》《小沧桑》和诗集《裸夜》等多部，现在新华社某部门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