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池坝笔记》是陈先发数十年来专注诗歌创作之余，深入生活，并对古典文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美学、东西方诗歌理论等诸多领域潜心研究与反刍，围绕诗与存在最基本问题展开追问的随笔辑录。其文思深邃凝重，运笔飘逸空灵，无常形无定法，集中呈现出陈先发独有的思想和语言风貌。

笔者试就陈先发《黑池坝笔记》第二卷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部分词语作简要梳理，以窥其诗学思想之局部。

一

“凝视”是《黑池坝笔记》第二卷开篇就凸显的关键词。

“凝視”，是当代文艺批评词语，源于古希腊。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词义等同“观看”。古老的哲学家们早已意识到，要认知世界，“观看”是最主要的途径（追溯起来，应是现代视觉中心主义理论的源头）。中国在汉代就由儒家今文经学创立了“格物致知”说，这“格”字内蕴丰富，囊括“分解”“观看”等多重意味。自汉以降，宋明理学更将格物论推演到极致。格物派儒生试图通过客体观察，由外而内获取认知，以达明悟之境。而中国道家的“妙徼”说中同样也有“观”，如《道德经》开篇就有“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暗藏无尽玄思。

十九世纪以来，该词经历快速演化，增加了更多附着义，如个体、自性等内涵，逐渐形成全新的“凝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凝视”附加情结说;米歇尔·福柯从医学与社会学双重视角对“瞥见”进行推演（“瞥见”狭义化同“凝视”），附着“权力”“欲望”的场域符号;雅克·拉康在镜像理论中，阐述虚设复合体与复制现实之间的关联，“我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所打量”“不是被看的凝视，而是我在他者的领域所想象出来的凝视”。拉康之说与萨特的看法有关，萨特曾提出“凝视”与眼睛分离（不借助生理视觉），是“从我推向我本身的中介”。

现当代文学场域中，“凝视”有其特殊性。当我们审视现当代文学作品时，能看到确有不少可用弗洛依德情结理论来拆解。更多时候，一些好作品无法轻率地交予此类分析法。细加辨析，用萨特“凝视”中介说以及残缺的“格物论”或可勉强适用。但困惑不能消除，那就是，这些作品短期内无法找到明确有力的美学理论支点。

陈先发在其《黑池坝笔记》第二卷言明，创作是“将自己交出、又从对象物的掘取中完成了这种相遇”“那些声称读不懂当代诗的人或许应该明白：至少有过一次凝视体验的人，才有可能是诗的读者”。两句话开宗明义，可视为现代创作阅读，包括批评在内，在方法工具和理论体系基点上的突破。其中主要包括两个象限的思考，一是从现象上与“观看”作比较，“凝视”是长久的、困难的、神秘的、诗性的;二是从不同维度上的展开，即“将自身交出”（以“忘我”为起点）、“从对象物攫取”（路径与实现方法）、“与世界本质意义的相遇”（直接目的）。

陈先发的“将自身交出”，与西方玄学派的诗歌主张及T·S·艾略特的看法有不少相通处。后二者强调诗应消弭个性主义，文本要有超越个体的理性存在，倡导看清本质，整合人类的共同经验。从陈先发的诗作及随笔倾向性来看，他正是在不断努力突破时空局限，搭建物与思最广泛联系的桥梁。这里需注意的是，陈先发的文本理性，绝非纯粹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理性，而是诗人在深刻思辨基础上，对世界作出的整体直觉感知，这也是我们读他的东西感到混沌杂糅、模棱两可的主要原因。另外，陈先发和艾略特不同，他仍然高度关注有温度的个体存在，不至于将眼前鲜活的动态历史在语言里彻底抽空。

诗人可借用的物象同为水禽，在沃尔科特那里，白鹭是历史文化缝隙中遁去的自由之身;在叶芝那里，野天鹅是对自性的唤醒与张扬……而在陈先发的《黑池坝笔记》第二卷中，白鹭则属于“凝视”的对象物，是联想经高度压缩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是无限对象物作随机呈现的代表。譬如此刻，它被引到陈先发的文本上就成了一只白鹭，用于摹写诗中的“凝视”状态。具体来说，是对诗思蓄势一环和现象解构发生的“去蔽”：基于“凝视”，一首诗含英未发，如白鹭凌空静待醒来。“凝视”带来的透明，将本源之力先行作用于未成之诗的每寸肌理。未来的某一刹那，此种力量爆发会刺破下方看似稳固的一切物象，达成令它们彻底瓦解的目的，即现象层面的“荷花”“湖水”被虚化。

如何做到“凝视”，或者说怎样通过“凝视”介入现代诗文本呢？陈先发主张创作要把握“开合之道”。如上文的白鹭案例，简而言之，就是神思放之于四海，又收之于一物。在此，他给出了重要限定，避免“流沙”式的泛化和“顽石”状的固化，务必有“极致的专注力始终在场”。这“极致的专注力”是“凝视”。为做到极致专注，他借用释家成熟的“禅定”法，即“将分散甚至是涣散状态的身心功能聚拢于一点”。

陈先发深知，世间纷扰，人心最易浮动。对大部分人来说，碎片化写作、快餐式阅读与生活节奏更合拍，加之网络和自媒体推波助澜，想要克服惯性，沉潜下去，进入真正的“定”，无疑是极其艰难的。所以，陈先发干脆言之为“能力”，或坦言为天赋。这一能力，是建构陈先发诗学理念的一个重要内核。陈先发认为，在现代诗创作和阅读中，“凝视”具备需同等对待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不经“凝视”，不仅没有有效（有深度有难度）的写作，甚至也不存在有效的现代阅读。

陈先发喜欢散步，并习惯于在散步中作短暂驻足，去凝视高处的细枝。他说这是凝聚视力的法门。而对诗之“凝视”，必高于目力可穷的枝头，“须在最细微处形成最刺穿的观看和最充足的弹性。只有在最细最摇曳的枝头，诗才能稳住她的脚尖。”诗人通过“凝视”，捕捉“最细最摇曳”的现象，诗意由此生出，又在“最刺穿的观看”中脱相入质，并自然漾出无数能指的涟漪（即“最充足的弹性”），从而成就一首诗。此间，有语言层面现象的涌出，即能指形成语义孪生共现的叠加态，“像一根柏枝被风吹离原本的位置。诗必须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原本的位置，它于同一瞬间在不同的位置上曳动不息。”词语因错位如风中枝条曳动不止，因错位爆发动人的力量。观诗于微，也非经“凝视”不可得。这是一组摹写创作与阅读中意象与内核之间联系的精妙譬喻，值得当代汉诗写作者潜心领悟。在这里，陈先发的文本还多棱镜般折射出语言“幻识”，即“诗之律动”这缕奥义。这里的“幻”应是物象纷繁和必然消亡的描述，“识”则是探索世界与生命本质的诗心。比较我以往相对认同的“缘情”“意境”“性灵”“境界”说，我觉得“幻识”更贴近现代诗的本体特征，可以认为这是陈先发为新诗本体论注入的新内涵。我们也能看出，在陈先发的写作中，“凝视”并非主客体岿然不动的单调聚焦，绝非疲惫的“格竹”，而是破“格”之后收放随心的“活禅”。

“凝视”说的价值何在？

首先，陈先发的“凝视”说道出现代汉诗的读写关窍。一百多年来，新诗（现代汉诗）常为大众诟病，这与对传统诗歌语言的审美依赖有关，与新诗和传统过度割裂有关，与读者阅读惯性有关，与不同思潮带来的认识分化有关，也与思想泛化和晦涩有关……由专注和收放构成的“凝视”法，能帮助我们推开沉重的一扇门，露出现代诗写的玄关。

其次，“凝视”既是方法论，也构成当代汉诗读写标准的新范式。陈先发对“凝视”于写作的意义作出重要判断——写作上不能“凝视”的写手，不可能成为好的写作者。不止于此，“凝视”说其实拆除了过去狭隘的视觉艺术藩篱，试图建立一个统一场，让我们能将目光聚焦于现代艺术创作和审美的共生奇点。这里有个必备的前提，那就是我们要认同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诗与艺术联系性的主要观点——“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凝视”，作为我思与反省的起点，是一双将“我”从虚无中打捞出来的手。以“凝视”为基，我们可以构筑全新的理论框架。“凝视”，也是一根暗藏无限禅机的手指，它指向何处？当然是存在，也就是要“与世界本质意义的相遇”。

二

1835年前后，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年轻的克尔凯郭尔在他的《日记》中写下，“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于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叔本华在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构建了表象世界和意志世界，并清晰地指出意志世界的“盲目”性。他所言的“盲目”，可狭义地理解为生命（思想行动）在本质上的无目的，且不可消解。研究学者归结为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然而，叔本华的论断无疑有难以回避的事实逻辑自洽：绝对真理无从获知，上帝存在无实证依据。我们所有人都艰难地存在（或曾经存在）于这陌生的世界，都在寻找或维护认为重要的存在。当我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具备的所谓能力足以适应甚至驾驭生活时，忽而时过境迁，一切重返陌生。

只要我们认真凝视镜面深处的“我”，就必然产生惊恐与不安：我为何存在？我将去往何处？我有何意义？追问的结果是——我们只是“活在一种可能而深刻的盲从之中”，我们每天直面的是一切物象心相稳定性的严重匮乏，是“生命本身的盲目不可撼动”这一事实。克尔凯郭尔最终用无条件的爱与基督信仰去稀释“盲目”，但“盲目”依旧客观存在。这“盲目”同样让思考的我们极度痛苦，让我们倍感世界的荒诞。生命本质上的无意义既然不可改变，一切试图颠覆“盲目”的努力就注定会是西西弗斯的徒劳。那我们又能何为？

生命本身是盲目的，那思考和写作是否也是盲目的？

陳先发提供了一个思辨的裂隙，即“写作，企图颠覆的正是这种盲目，但最后的收成必是两手空空。只有对终无一获的侧目与吟咏，才是诗歌真正的通幽之路。”这段话看似悖谬，实则严谨。当代人的价值观不断从早期强调精神伦理的价值理性中剥落，受制于实用和功利主义并附加了大量的物性元素，而经验告诉我们，物性是无比脆弱的。“诗之无力”正是诗人试图突破此类局限性立于终极深渊之畔追问而获取的“深知”。一方面，可显证生命本身的“盲目”;另一方面，则可以成为日常昏睡状态中的棒喝。这颠覆“盲目”的徒劳和“侧目与吟咏”的无奈，构成诗写存在的意义。闪现的语言觉醒是“凝视”后的生慧，是探索者向生命本质的间断跃进。所以，诗人说，“生命的盲目绝不同构于语言的盲目，生命的盲目，而是语言的明灯”。“不安”，让诗人从大梦中醒来：“乌鸦似雪，孤雁成群”“雪因凝神而白，风因不安而动”。醒来说出的，是偈语，是陈先发要阐明的诗，“因呼应着‘个体生命在本质的盲目中偶尔闪现的觉醒而长存”。古往今来，多少深邃的思想都萌生于这深刻的“不安”中，无数长存于世的著述都包含“宁静和寂寞的滋养”之土。“凝视”之“不安”，是诗艺诞生的奇点，也是诗艺成长的沃土。“不安”之“凝视”带来的闪光碎片，诗人要藉此去线描世界难明的隐秘秩序。

好诗的到来，没有绝对必然性，“凝视”只是它们到来的契机。由此，风幡因心而动的公案，及陈先发之“雪因凝视而白、风因不安而动”的话头，一样都成为“凝视”和“不安”纠缠不止，玄微奥妙的禅意显化。陈先发看到，个体在井水般存在中的焦虑溢出，是无从消解的，只能平衡抑制。通过诗，可将其转为“雪落风吹”般“自然、率性、动人”的语言力量。

陈先发在此设置了一个假设，“诗成熟于对个体生命不安的自我抑制”。可以理解为，成熟的诗呈现湖面般的双重特性。一是，诗人不断抑制“不安”的涟漪;二是，凝神对涟漪的短暂平复。换而言之，人之“不安”，偶成于诗。优秀的诗人不断平衡抑制内心的“不安”，“不安”短暂地“到语言而止”，诗歌写作就是这一状态的不断推进。也可从这一假设推演，“不安”强度在一定程度影响着诗的丰富程度上。在第○一六则中，陈先发写道，“柳枝在疾风中之线条、之狂蹈、之醒悟、之语言，非它在微风中所能写下。寄身于生之不安，自有体悟于郭璞所谓的‘旷然深貌也。”这就是说，当“不安”的涟漪形成巨大波澜时，需要我们具备更强的语言抑制力。

诗借助语言完成塑体，而语言作为社会交流工具又带有明显的公共属性。由此，陈先发提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命题，即“在公共空间里不断被驯化、模型化而渐失活力的‘语言危机，如何在个体之上得到深刻的矫正，甚至是被再次激活。”语言危机是它在传播（词义沿革）中承受了过多的附加，让它变得沉重和面目模糊，逐渐失去最初的鲜活，所以必须清洗、剥离部分附着意义。这个话题很复杂，涉及公共语言结构要素、解构法、重构策略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当然，细心的读者可以在《黑池坝笔记》中寻找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再回到原话题，陈先发作出判定，对任何艺术而言，没有深刻的语言危机，不足以构建未曾显身的存在。从此点出发，我们可推知，眼下相当一部分诗人只是在冗余复写，正是缺乏危机感的体现;与此相对，部分诗人作极端的语言实验更具备存在合理性。是否具备语言上强烈的“不安”，是当代诗人优秀与否的判定依据。

诗有体用，体作二解，一则本质，二则躯壳。诗之躯壳变化万千，无所不在，无时不显。正如老聃所谓“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由“不安”而投射至丰富的外物，包罗万象均可入织，一身淋漓大汗和贺铸芭蕉页上留下的漫长空白，都是诗可用之体。既然物象皆可为身体，那湖水涟漪，自然可视为缄默之物借诗语言大声发出“不”的求助，诗人的“不安”也随之在纸上漂浮，发出隐秘而绝望的呐喊。

仅仅围绕自身做出凝视，难以成就优秀的作品。不可脱离的关键是“不安”，伟大的诗人在巨大的“不安”和深知无力中书写。这里要提及克尔凯郭尔，他一直“凝视”并剖析自身“不安”。1843年，他写下《恐惧与颤栗》，翌年作《不安的概念》。“不安”之阴影弥漫其文本每个缝隙角落，也成就了他思想世界的丰富浩瀚。相隔近二百年，诗人陈先发在纠缠身心的“不安”中不断作出的探索，也推动其在诗学新领域不断地拓荒。无数次重返枝头的花，目睹无数次更换了身体的“我”。“我”是现在的也是过去的，是个体的也是整体的，这一奇妙的感受都源自对生命本质的“凝视”。这种认知或理念还原的显身，让观者绽放出惊讶与喜悦。眼前的客体，也曾是阳明先生心底生出的岩中花树。

陈先发喜欢若即若离地咏柳，寄自然、历史、人文、语言的繁纷幻相于柔柳一身。柳，可以是秦淮河畔那位风姿绰约的佳人，也可看做历经忧患而拔节的诗人，可视为万物在易逝的短暂存在中发出的呼救……内里的实质是：从未消失的“不安”，总在借和风柔柳的语言向诗人们显身。

三

陈先发曾在多个场合用到“困境”一词，“困境”同样是《黑池坝笔记》第二卷中引人瞩目的词语。

现代人谈“困境”，无法回避对现代性的追问。马克斯·韦伯研究西方社会进程，有“世界的祛魅”一说，即世界正在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科学话语取代以信仰为特征的宗教话语，通过摈弃“迷信和罪恶”的“用于拯救的巫术手段”，彻底祛除主观精神世界的神秘性，以此引出全新的叙事方式——用求真的科技理性呈现世界的客观结构和存在样态。

韦伯的观点形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当代社会，宗教世界观基本上土崩瓦解，只剩下残破的基督圣像与浮屠的塔基。这带来世俗文化的繁盛，但问题相应地接踵而至：价值理性开始缺位，人为物役成为最普遍的生存现状。人的异化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我们都失去了伊甸园。二战以来，人类陷入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泥淖：全球气候变暖、人口激增与能源环境矛盾尖锐、地缘政治的乱象、恐怖主义、军事威胁、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带来和即将带来的深重灾难、集体资本崇拜、财富分化的加剧、金融的泡沫化、技术的异化、人际社交的脆弱化、伦理道德崩坏、心理疾病、宗教分歧、不同文明冲突加剧……这是人类共同的际遇，也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现实依據。现实中，还有很多人茫然活在这无尽的困境里。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曾戏谑民众麻木不仁，又说“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这当然是反话。倘不能惊醒，如何规避人类灭顶灾难的发生？当年，进化人文主义就误导出纳粹的人种论，带来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精确数据出现在陈先发的文本中，相信会给所有的受众都带去无法抹除的战栗。

诗有时就要借助残酷的困境去撼动日常的麻木，“让醒着的人再次苏醒”。陈先发想告知我们，一旦缺少对存在的崭新感受力（对困境的醒觉），人就会处于真正的昏睡。这如同温水里的青蛙，觉察不到危机的迫近。必须以诗“浸入”“冲撞”，使人苏醒乃至战栗。而艺术家（诗人）和语言必先一步醒来，甚至独处于彻骨寒意中。这显身于语言中的忧患皆可为诗，忧患也始终存于好诗之中，二者“剧烈地交换身体”。

与当代人的处境相对应，现代诗域也有自身的言说困境，既有前文陈先发所述的诗歌语言被驯化、模型化失掉活力的危机，甚至有存在合法性的危机。譬如，当我们张口闭口“万物皆有诗性”，却无以诠释诗的本体是什么。如何确证写出来的是诗，而不是其它。陈先发觉得答案就隐藏在这“困境”本身，就是能否最大程度上反映“困境”，并最终做到“铁索横江，而鸟儿自轻”。陈先发又增设一个判定，即当代未历言说“困境”的文本，难以言之为诗。他作了进一步阐明，“当代新诗最珍贵的成就，是写作者开始猛烈地向人自身的困境索取资源——此困境如此深沉、神秘而布满内在冲突，是它造就了当代诗的丰富性和强劲的内生力，从而颠覆了古汉诗经典主要从大自然和人的感官秩序中捕获某种适应性来填补内心缺口、以达成自足的范式。是人对困境的追索与自觉，带来了本质的新生。”阳春暮晚，疏影横斜，白鹭旋翅，浊水孤舟，这是贴近现实记忆的黑池坝。陈先发努力将之形而上地重构，成为蕴涵无限丰富可能的语言无梁殿。他笔下的黑池坝是无穷叠加的，包括仰赖感官获取的碎片，凭理性记忆重构的物象，历史与当下、生与死交织的众生烟火……随机衍变出无穷结构的诗，也演绎出一个个镜像的“困境”，涟漪般向无限处伸展。

或许，远离黑池坝，只在记忆与思辨中陈先发才开始真正进入黑池坝。那是纯粹在个体精神世界里成形的黑池坝，借助“凝视”术，他让湮没于泥层深处的黑池坝白骨生肌。他笔下的黑池坝万物（逝者、听箫者、不眠者、宿鸟、黄花……），也都是黑池坝的等价铸件，同样是“我”的困境中不可割舍的部分。当橙色火球（神秘性）从如墨般的湖水间迸发，本身就像忽尔成形的一首诗。言说的“困境”也如冬末初雪浮冰，那欲张口的是谁？欲说出的又是什么？破冰之声同样也是努力沉入水底的声音“轻而凛冽”。

陈先发博闻强识，平日与友人闲谈，最擅长钩沉历史或虚构话本。在他笔下重构的20世纪初的黑池坝里，重重叠叠的影像记录中，有许多神奇而妙趣横生的细节。比如刽子手传说和疯人院纪事，都能为平凡的黑池坝抹上一层奇异的釉彩。诗人或以刽子手为喻，言说诗之隐晦和语言禁忌。如“我”避忌红缎带的存在，或与控制论有关或与因果有关，无疑是难解的。疯人院里的艺术家们，更是着墨生动而隐含寓意，让人抚卷深思。语言上的避忌隐晦，往往闪射出内心深刻而无从言说的“困境”。对《黑池坝笔记》卷二中的部分笔记，我们可视为虚构文本，不必着相于真实性，否则会坍缩为形式主义、唯心主义，陷入死循环争辩。关键是，要领会诗人只是想借此表达言说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日常困境中深蓄神秘诗性的意图。

“困境”与认知差异和社会高度分化有关。科学家研究表明，人类依赖的生理感官就具有天然差异性和欺骗性。认知世界，从最初的表象开始，分歧就已产生，无法统一于共同“凝视”。正如“湖畔的光线，在穿过树梢时裂开”，脑瘫孩子的视线无法和诗人一样聚焦正前方;芭堤雅街头忙于揽客的性工作者和埋首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学者目光也少有交集。

语言天然带有神秘的属性，同时也是各类分歧诞生的渊薮。《圣经·旧约》上说，在古巴比伦，全人类曾合力建造一座直达天庭的巴别塔。上帝为阻止这疯狂计划，让人类说不同语言（原本只一种），人类最早的登天大计就此终结。巴别塔是语言分化造成歧见带来困境鸿沟的一个喻体。因此，“我在我永远都会缺席的那地方”的遗憾，也是因为无法克服差异性达到统一，明示理解之难和曲解的真相：普遍存在的经验认知“困境”。

柳之舞动“迅疾”“猛烈”，是自然发生而又难以抑制的选择，它们的行为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它们既是对象也是媒介，既是它者也是自身。在陈先发笔下，最终通过开放的文本结构形成无限意指链，成为借助无穷能指摹画出的“踪迹”，孕育出真幻交错的黑池坝。那黑池坝边的柳树始终在困境里生长，它们是参照物，是喻体，是陈先发对世界进行观察、解读和验证的工具。它们历“凝视”而成为黑池坝的凸出象征，也因侧身于陈先发思辨里的黑池坝而得以长存。

四

“枯”是陈先发在《黑池坝笔记》第二卷中提出的又一诗学概念。如果读者视为“困境”说衍生体，那就是“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外显。

“枯”，源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在该领域，它有一个飘逸且极富想象力的名字——“飞白书”。传为东汉书家蔡邕所创，后脱离书法的拘囿，画家也竞相效法。所谓“飞白书”，指用墨少，笔锋极速擦过纸面形成书痕，因墨痕浅淡疏离，故称“飞白”，又名“枯笔”。到后来，“枯笔”由形入意，从单一的用笔法升华为风格取向。宋元时期，文人书画兴盛，“枯”法最被推崇。究其原因，应与彼时文人崇尚“逸品”“士气”有关。北宋画家、诗人文同曾沉浸“飞白”，画中多“枯”，如枯木枯枝横斜。苏轼自己也擅画枯木，和文与可的怪诞不同，他追求粗犷写意，不求形似但求神合。赵孟頫画中枯木则脱俗飘逸，但其木多立于嶙峋大石之畔……这与文人个性有关，甚至隐隐勾勒出人生的轨向。八大山人朱耷对“枯”法深有领悟，陈先发很喜欢他的画，评价其“笔法至简，在偌大的纸上只画一条枯鱼，连波浪都无须画上”“他的抑制令他自简中出神，他的鱼是自由的”。我们细心观察朱耷之鱼，就会发现，这鱼大多白眼向天，悠游寥阔天地间，其实也就是赤条条摆脱世俗水草浪波捆缚的“余”。可见艺术领域中的“枯”蕴含丰富之极的意味。

在诗学领域，陈先发率先提出“枯”之美学，无疑是在现代汉诗诗学的荆棘丛中劈开一条新路。他在一则随笔中写下：

无数根枯茎伴着无边的湖水，一个我

捂住苇管中另一个我的嘴巴，只留下薄霜的声音

纯白的压迫的宁静。

一根枯苇在翠鸟振翅起飞时

双腿猛然后蹬的力中，颤动不已

这枯中的振动，这永不能止息，正是我的美学

——（《黑池坝笔记》卷二，第○九九则）

这不同于某些人习惯作儿戏式的命名，陈先发对“枯”作了非常深入的探究。他曾经年累月环绕着“枯”字疾走“凝视”，不断去发掘蕴藏其中的美学价值。第二卷第五七四、五八三、五八五则笔记后，缀以连串的注解条目，都是对“枯”展开的思辨。读者如能用心读完这很长的三组批注，应该能比较系统地把握他的“枯”之美学要义。

“枯”作为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命经验，每逢金秋，衰草连天，我们就无法视而不见，所以也才有“无边落木萧萧下”和“枯藤老树昏鸦”这样的句子存在。自然或人生际遇的肃杀秋风、横空冬雪的“尽头感”，都会对一个人的视野、情志、想象造成全面压制，引发“不安”，带来“必须说”却又“不可说”的困境，这就是语言本身的临“枯”。然而，万物若不枯萎凋零，哪来新生？不“枯”，则不足以挣脱旧躯壳，换取新肉身。对语言来说，同样可以适用。不历格律之“枯”便没有新诗之“荣”。陈先发以达摩为喻，阐明“枯”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且此种力量少有人知，更少有人能自如驾驭。他所理解的“枯”即“不是单向的议题，它更宜成为结构性议题：最好的体验，当然是建立在语言经验和生命体验之上的双向击穿，甚至是多向击穿，类似一种‘语言的漩涡。”正是“尽头感”的压制，随后带来草尖与闪电的锐利刺破，带来绿意和春雷的惊人喷发，这是置死地而后生的智慧和阴阳消长的自然辩证。“枯”是“尽头”，同样也是起点。经历“枯”的意志，就是陈先发所言，目击伴随毁灭的“道存”而涅槃出的“新我”。世间的枯藤、枯茎、枯枝、枯草、枯叶、枯苇、枯鱼、枯坐、枯体、枯竭……无不包含那隐去身形十年面壁“日日临枯”的达摩。唯有“枯”，才有寓旧于新的诸多可能，才有“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刺破境像，才有陈先发“借助新芽”来“展示自身的神韵”的春天。

“枯”更是现实的、当下的。陈先发说：“枯，貌似一个没有‘现代性特征的蒙面人：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它由来已久，但它毫无疑问地又是以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以‘速度追逐为核心的当代社会最为本质的特性之一。”枯被語言之力撕裂或洞穿后，它立即体现为不可预知的“彼岸”景象，而非“石榴枯后再生石榴之芽”这样线性的“归位”。它解除的是既有的宿命，爆破的是已知的稳定性，将有“另一种现实”和“另一种构成”，前来迎接我们。既有返照、重临之唤，更有“新位置”的动荡与迷人，所以它是摄人心魄的。

这两段话对理解“枯”的现代性很有帮助。历史上（整体的或个体的）经历“困境”，在突破“枯”这层障壁后，都呈现出“另一种现实”“另一种构成”，那是“错位”与“归位”、“旧位置”与“新位置”的叠加。所以说，绝非简单的线性演进。如在表象层面上，这雪再次落下，但已不再是去年的那场白雪。春草在田野萌发，也已不完全同于去年的那些柔草。陈先发的这两段话还涵盖“新”的机缘以及忒修斯之船的悖论。我们所面对的现代性就是这样，立足之处，其实总是新旧交融，而“枯”始终存在。“审美趋向的过度一致、精神构造的高度同构，是一种枯。消除了个体隐私的大数据时代之过度透明，是一种枯。到达顶点状态的繁茂与紧致，是一种枯。作伪，是一种枯。沉湎于回忆而不见‘眼前物，是一种枯。对生活中一切令人绝望的、让人觉得难以为继的事件、情感、现象或是写作这种语言行动，都可以归类到‘枯的名下进行思考”（《黑池坝笔记》卷二，第五七四则）。

“枯”是衰变的临界态，介乎生死之间，存在与虚无的交汇处，是思想者探索更深刻的“无”必经的门槛，仿佛亘古之“道”为我们投射下的一缕虚影。但在陈先发之前，没有人深入过这神秘的“枯”。陈先发将“枯”置于辽阔的语言学领域展开追问，探索其本体性，具有先行的意义。

“枯”是现象的，还是本质的？“是镜，还是灯？”。陈先发说，需要“众多的我围攻这个黑暗的硬核（枯）”。也就是说必须从认知入手，对“枯”长久参悟，让这时时刻刻处处存在却被视而不见的“枯”成为理解上的“困境”，让“枯”涌出语言的新芽，呈现“语言与个人生命状态的奇异互动”，把“枯”变成对生命对存在不断深刻介入的“语言漩涡”。陈先发的苦思冥想最终让“枯”的现象特征一日日清晰活泼起来：不可逆转，不可复制，自带星空般的秩序，且“不是思的困境和诗的困境”，是一切存在的共有困境。它的标志是无相、无别的“中心之枯”，即决定其本体属性的衰变萎缩。它可以是渴念、期许，可以是“绝境的美德”，也可以是某种物极必反的登临。

如何在艺术创作中实践这“枯”？陈先发认为，必须对这无相、无别的“中心之枯”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作持久而严肃的语言触碰。面对某种枯象，我们在内心很自然地唤起对原有思之维度、原有的方法、原本的情绪的一种抵抗，我们告诉自己：这条路走到头了，看看这死胡同、这尽头的风景吧，然后我需要一个新的起点。所有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的人，或许都曾“在枯中比别人多坐了会儿”。写作不能回避“枯”，若不能如此，“我们便无法听见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于万事万物之内核上的、更为本质的物哀。”。这物哀，我们可以借用一个常见词语来表达——“无常”，让存在物无力保持表象稳定性的客观规律。

这是陈先发基于“枯”的参悟，玄妙中包含深刻而严谨的逻辑。陈先发的文本，也实践了他的“枯”之美学思想。如八大山人的鱼或“枯山水”派的园林一样，陈先发的作品中同样存在大量的留白——“让空白与缄默显形”，计白当黑，多觉参与，使“见枯”从现象层面转入无穷变化的语义场域。他解释说，“……布置大片的空白，是容纳别人在此处的新生。或者说我在此处的枯，是他者永不可知的肥沃土壤。诗人的身份，令我乐于做这样的‘旁观者”。我们可以视为这是诗人的知行合一。

自2021年初春开始，笔者就已展开对《黑池坝笔记》第二卷的阅读。随着时间的延续，重读次数的增加，越发心生敬畏。《黑池坝笔记》不仅是才子书，更是智者书。陈先发投下一粒词语的种子，用绵密无间的思辨让它生根发芽，最终长成生命力旺盛的大树，并且如他的诗集《九章》一样，每根枝条还在在向着无限深远处蔓生。笔记的内容驳杂丰富，囊括万象。有与前贤隔空的对话，有自我争辩的闪烁机锋，有“对个体心理困境、对欲望本身的纠缠等掘进”。思之深邃厚重又强度惊人，环环相扣如卯榫密合。同时还呈现出一种轻，即行文的举重恍如无物，行云流水般因势赋形。

海德格尔在《诗歌中的语言——对特拉克尔的诗的一个探讨》一文中说“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于一首独一的诗来作诗”，我们也可借陈先发的随笔验证出这个看法的正确性。据陈先发说，多年来，他从未停止阅读，从未停滞过黑池壩笔记的写作。虽然诗人已从黑池坝居所搬迁至别处多年，但持久“凝视”下足以聚沙成塔，目前黑池坝笔记已达数百万字之巨。今后，将会有更多随笔卷本付梓。我们研究现代诗学，《黑池坝笔记》这样深井海眼般的重要作品肯定绕不过去，对之深挖非常重要且必要。如开篇言明，这只是笔者就第二卷涉及的几个诗学词语作局部管窥。虽然也曾尝试使用现代统计法来辅助分析，譬如研究词频、常用字熵值等等，但最终发现只是徒劳。确如哈耶克所言，思想是无法简单地用二维线形图表来描述的。

西边，本名甄建军。当代诗人、评论家。199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诗刊》《诗歌月刊》《安徽文学》《中国诗歌》等多家刊物。曾获曹植诗歌奖、紫蓬山诗歌节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