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新唐书·姚崇传》一书的天头写下了10个字的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作为唐武则天、中宗、睿宗至玄宗时期的四朝元老，姚崇正直敢言、举贤任能、吏事明敏，被后人誉为“开元盛世第一功臣”“救时宰相”。他以民生为重、不信邪的精神，更为后人所推重。

“十事要说”针砭时弊

玄宗即位之初，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则针对时弊，提出10条意见，并表示，玄宗同意这10条意见，自己方可上任，否则，就只好违抗君命了。这10条意见是：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你能否施行仁政？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能否对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能否不让宦官参政？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列举的“十事”，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稳定政局，结束此前的乱政，推行仁政，缓和社会矛盾;二是整顿吏治，赏罚分明，同时鼓励进谏，礼敬大臣，养成良好的政治风气;三是改善财政状况，稳定边疆，反对浪费，禁止建设寺庙、道观等。这10条意见，区区200余言，却都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玄宗悉数采纳，并委以重任。

由于玄宗接受了姚崇的“十事”建议，国家出现了政简刑清、赋税宽平、百姓富庶的局面，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毛泽东非常欣赏姚崇的10条意见，对此批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推行改革发展生产

姚崇辅政期间，在经济上革除了历年来的一些弊政，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

唐朝开国之初，规定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多达140余家，封户遍及54州。到睿宗时，仅太平公主就食封1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压榨封户，给封户增加了许多额外负担。在姚崇的建议下，玄宗改变旧制，规定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开元三年到四年，山东地区蝗灾肆虐。在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下，大部分人认为蝗灾不可抗拒。老百姓不敢扑杀蝗虫，只是在路旁烧香膜拜，祈祷上天消灾。多数朝官也一筹莫展。姚崇则力排众议，主张扑杀蝗虫，并以官职担保除蝗可成。玄宗遂命姚崇灭蝗。姚崇派遣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扑蝗。于是“蝗虫日渐止息”，山东人民免受了一次大灾难。

仓储制度是我国历朝历代十分重要的一项制度。早在西汉时期就曾设置常平仓，而关于常平仓的设想则要更早。所谓“常平仓”，即政府设置粮仓，在市场粮价较低时以适当价格收购农民粮食，当粮价涨高时以低于市場价格卖出，以有效平衡市场粮价。唐代常平仓始建于太宗时期，但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贞观十三年（639年）后，史书上就没有了常平仓活动的记载。姚崇辅政之后，建议玄宗恢复常平仓，并设置专门官员管理。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可以防止“谷贵伤民”的情况，稳定了粮食市场，有利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此外，姚崇还善于抓住现实中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治办法。当时不少富户依托寺院假意出家，以此逃避国家赋役。在姚崇的建议下，玄宗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最终命令1.2万多名冒充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堵塞了国家赋税漏洞，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于国于民均为益举。

自奉俭约操守清廉

姚崇曾作《五诫篇》，提出“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要“唯信去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与其浊富，宁比清贫”，带头移风易俗。

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专门府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廷很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完公事后，常常因路途遥远，天黑前赶不回家，于是就住在宫廷附近的罔极寺里。有一次，他得了疟疾，家人只好来寺里照料。协同他处理政务的宰相源乾曜深深敬佩，建议玄宗让姚崇搬入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立即批准这一建议，但姚崇却以那里有众多公文簿书，不适合让他的家人去为由，始终住在旧址。

有一次，吏部尚书魏知古要去洛阳一带考察官员政绩，当时姚崇有两个儿子正在那里当官。离京前，姚崇一手提拔起来的魏知古特地到姚府辞行，不料姚崇对他十分冷淡。魏知古到洛阳后，私下接见了姚崇的两个儿子。姚崇之子请求魏知古在皇上面前为自己美言，于是魏知古上奏玄宗，极力赞扬姚崇的儿子。玄宗就有意将姚崇的两个儿子升官，姚崇却说：“我这两个儿子才识平平，又不善理政，不足以提拔。”玄宗见姚崇能秉公处事，十分高兴。

开元四年（716年），姚崇因儿子广通宾客，受人馈赠，觉得自己身为宰相，愧对国家，加上自己的亲信中书省主簿赵诲“受胡人赂”，决定辞职，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来接替相位。姚崇自尊自重、知贤荐贤，深得后人赞美。著史者说，姚崇风范之高，“宜后人之莫及也”。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因病去世。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好了，于是厚葬成风，送礼成风。姚崇认为这是陋俗，便留下遗嘱，要求自己死后只穿平常衣服入殓，不写经，不画像，一切从简。他告诫子孙：“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因此，姚崇得到后人的赞颂：“三朝为宰相，惟奉廉慎为铁则;一生重节操，只将俭约传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