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

历史的发展路径其实是由一系列拐点连接而成的曲线图。明末，崇祯皇帝试图励精图治，以挽危局，却在继位后短短十七年断送江山，中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步萌芽的时候不得不改朝换代。

稳坐江山的清朝邯郸学步，继承并巩固了明王朝封建专制的衣钵，从而导致共和政体在中国的实现延宕了三百多年——在这个意义上看明帝国的猝死，实有深意存焉。

不妨话说从头，看一下崇祯的努力与失败。

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二十七日，贡生钱嘉征上疏揭露魏忠贤十罪，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并帝。魏忠贤与先帝相提并论，“奉谕旨，必云朕与厂臣”，钱嘉征质问历史上“从来有此奏体乎？”二、蔑后。魏忠贤蔑视皇后，并试图置其于死地。三、弄兵。魏操刀于禁苑之中，玩的就是武力威胁。

崇祯皇帝接到这封奏疏时，年仅十七岁，即位才两个月，而魏忠贤把持权柄多年，试图问鼎最高权力。

但是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刻显示了他的谋略。他召来魏忠贤，令内侍读钱嘉征疏，一条一条读得慢条斯理却又暗藏杀机。十一月初一，崇祯下令将魏忠贤安置在凤阳，三天后，他发出逮捕令，要将已经上路的魏忠贤逮治。已经走到阜城的魏忠贤畏罪自杀，崇祯“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在政治学和生物学上彻底完结魏忠贤这个人或者说社会符号。

应该承认，崇祯帝朱由检最初的突围形象堪称完美。他在逮治魏忠贤的手段和策略上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显示了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老到成熟；并且在后续动作上，崇祯也有成熟设计——这是一个为意欲重生的帝国开山辟路的设计，里面包含了皇帝的雄心与渴望。

天启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开始打击魏忠贤团伙。崇祯帝下诏：“天下所建魏忠贤逆祠，悉行拆毁变价。”包括“五虎”“五彪”在内的魏忠贤集团骨干分子受到惩处。这个历时一年多的打击行动由崇祯亲任总指挥，并最后裁定。处罚结果毫无疑问是严厉的或者说是毁灭性的：魏忠贤团伙中魏忠贤、客氏二人磔死（凌迟处死）。崔呈秀等以“首逆同谋”罪立斩；刘志选等以“交结近侍”罪问斩，判秋后处决；魏广微等十一人与魏志德等三十五人，全都充军，罪名是“谄附拥戴”，太监李实等以“交结近侍又次等”罪，判充军；顾秉谦等一百二十九人以“交结近侍减等”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黄立极等四十四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叙用。

这样在《魏忠贤钦定逆案》中，共有二百六十余人受到处置，与主审官、阁臣韩爌最初试图以四五十人结案的判决设计不可同日而语。崇祯大开大合的处事作风在“诏定逆案”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与此同时，他又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将天启年间被魏忠贤压制的官员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比如重新起用袁崇焕等；为遭受魏忠贤陷害、含冤去世的老臣恢复名誉，比如赠予已故官员杨涟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左光斗右都御史，魏大中、周顺昌太常卿等官衔。虽说这些恤赠都是些死后清誉，却也表达了皇帝与旧时代一刀两断的坚强决心。

这个时候的崇祯，事实上是与时间赛跑——帝国沉疴遍身，他愿意做减负者和治疗师。崇祯或许相信，帝国应该还有救，因为他在发力，全身心地投入，以牺牲者的虔诚或者说奉献，来换取帝国触底反弹的机会和可能。

接下来无数的事实证明，崇祯皇帝是努力想成为一个有为之君的。

在一份崇祯二年（1629年）的京官考察记录上，我们分明可以窥测皇帝对政事孜孜以求、力求完美的心态：“（该年）素行不谨冠带闲住者一百人，泄露降一级调外任者四十六人，才力不及降一级调外用者十七人，贪酷革职者八人，罢软无为冠带闲住者三人。”

崇祯十二年，因清军入塞导致帝国失陷城镇达六十余处。崇祯震怒异常，一口气处死了包括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巡抚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在内的三十六名责任官员。皇帝孜孜以求治，为帝国安危辛勤操劳的姿态在这一事件中展露无遗。

但很可惜，明帝国的崩溃之旅并不以皇帝的努力而改变路径。早在崇祯八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就率领农民军攻陷明中都凤阳，烧了龙兴寺，捣了皇帝的祖坟。崇祯九年四月十一日，后金国汗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作为帝国的异数，它鲜明而强悍地存在，时刻威胁明帝国的国家安全。同年，清兵入喜峰口，入昌平，攻顺义，京师再次宣布戒严。

崇祯十年，明帝国的属国朝鲜降清，标志着天下权力秩序发生严重变动，帝国权威受到强力挑战，这是明建国两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崇祯十一年，京城西直门内安民厂发生火药爆炸，方圆十数里内房屋尽皆震塌，居民死伤万余人。这一酷似天启六年（1626）发生的王恭厂大爆炸的事件仿佛末世预警，很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安民厂大爆炸后一百天，清兵入塞，开始了对明帝国长达半年时间的大扫荡。而这又是比火药爆炸更加震撼人心的政治事件，帝国的脆弱在这个年头一览无遗。九月二十四日，京师戒严。随后清军分八路南下，深入中原腹地两千里，俘获人口近五十万、黄金四千余两、白银近百万两。清军这场持续到崇祯十二年三月的军事行动是五年后他们入关的总预演，昭示帝国的覆亡已无任何悬念。崇祯十二年正月，目睹国事艰难，翰林院修撰吴伟业忍不住感时伤怀，他上奏崇祯说：“今日阽危至极，皇上当下哀痛之诏，悯人罪己，思咎惧灾……”吴伟业如是用语，仿佛从帝国内部发出预警——王朝大去之期不远矣。

崇祯十五年，两个人的降清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一个是祖大寿，另一个是洪承畴。这两个帝国抗清的标志性人物在这一年做出的令世人震惊的政治抉择，说明世道人心的改变已是不可遏止的潮流——人人裹挟其中，不进则退，不生则死。这一年，清兵再次入塞，连下八十八城。帝国几无抵抗能力，鲁王朱以派自杀殉国。

崇祯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崇祯帝在召巡抚保定右佥都御史徐标入京奏对时潸然泪下。因为徐标向他描述的一幅末世情景实在是耳不忍闻：“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崇祯听了，泪如雨下、心如刀割。此时，离大明王朝的最后覆灭只剩下不到一年时间。而李自成和张献忠在这一年分别建立政权，他们与辽东的后金遥相呼应，准备完成对明帝国的最后一击。

这一年，崇祯皇帝做的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向李自成、张献忠二人发出悬赏令，所谓立“赏格”，规定：“购李自成万金，爵通侯；购张献忠五千金，官极品。”这道悬赏令是皇帝六月十五日对外发布的，这个夏天，帝国闷热异常，是崇祯即位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但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

因为他再也看不到崇禎十七年夏天的太阳了——崇祯十七年春天，皇帝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江山易主。

可以说从崇祯元年开始，在接下来十七年的时间里，崇祯皇帝悲欣交集地完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收官动作。这实际上是没有多少悬念的旅途。因为作为两百多年来，朱元璋制度设计的实践者和破坏者，朱的子孙们演绎了种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当所有风景看遍、激情耗尽之时，帝国的宿命也就呼之欲出了——这不是崇祯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的。

历史大命运走到了拐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