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党史研究方法探析

2022-05-30高原

学理论·下 2022年9期

高原

摘要：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毛泽东同志从党史资料、历史时空、党史分期、历史经验和历史背景等方面，明确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需要坚持的基本方法，为系统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回顾毛泽东同志的党史研究方法，可以为今天的党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毛泽东;中共党史;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9-0065-04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主持编纂了第一部系统的党史文献集，并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第一次系统性研究。他从党史资料、历史时空、党史分期、历史经验和历史背景等方面，明确提出研究中共党史需要坚持的基本方法，为系统开展党史研究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回顾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党史研究方法，为今后的党史研究和学习提供深刻启示。

一、基于党史资料的研究，正确理解党的路线和政策

1941年，毛泽东同志主持编纂党内第一部系统的党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以下简称《六大以来》），在党内掀起研究党史的热潮。党以前没有做过系统的历史总结，1942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和中央党校，以及党内一些其他单位都开始研读《六大以来》，毛泽东同志特别指示系统研究党史资料的必要性，广大党员同志们研读《六大以来》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1]399。

基于党史资料的研究，为正确认识党的指导思想提供文本依据。例如，对《六大以来》的研究和学习，使党内曾经存在的两个主要错误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有了清晰可见的文本对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个方面说，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2]194。《六大以来》出版之后，一些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可以看清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如何同“左”倾路线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服从这个思想或者根据这个基本原理办事，并不等同于照搬照抄。而是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结合具体实际不断创新，懂得“有的放矢”。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发生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其中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大。遵义会议时期，党在军事指挥上批判和改变了王明“左”的路线，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进行回顾和总结。1940年3月19日，王明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延安印刷了第三版，继续宣传他的错误思想，并且未做任何修改和补充。王明认为他写的小册子不需要更改一个字，可见这种教条主义何其顽固。然而，对于党内存在的“左”倾路线，即使是部分高级干部也“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2]176。后来，广大党员干部在研究和学习《六大以来》的过程中，才逐渐发现这些原来没有发现的问题，那些曾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意识到问题所在。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把这变化说得很明白，他指出：“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3]655，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是路线错误。这样党通过研究党史文献的方式，考虑过去中国共产党走的路和历史经驗，更好地认识党的路线问题。

没有历史资料的信服是没有根基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4]598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也强调“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5]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以系统的党史资料作为依托，才能更好地把党制定路线和政策的历史研究清楚，这对于“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1]399。这不仅可以正确认识党在历史时期制定的路线、政策和思想，也可以为现在和未来路线的制定提供启示。

二、基于历史时空的研究，科学揭示历史发展趋势

马克思认为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669。任何社会历史的存在都会带有以往历史存在的印记，不存在脱离一切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中共党史不能忽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并且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进程去研究。”[1]400

研究中共党史，不能脱离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一种大历史观的表现，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脉络和趋势。1840年以后，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爱国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毛泽东同志曾提问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都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中转变思想，由民主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以非资产阶级为主要参与者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它并未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孙中山组织的多次革命运动也未能阻止中国进入军阀割据、南北分治的局面。这样的历史背景与五四运动贯穿起来研究，就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相比，可以看出历史进展的螺旋式上升，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因为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克服了辛亥革命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的弱点，发展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大革命时期，共产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发展，党的诞生和领导革命是历史必然。

毛泽东同志提出运用“古今中外法”研究中共党史。这种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历史的比较研究作为理解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如马克思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7]287对于党史上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具体而言，既要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还要联系这个问题在世界的情况，这样才能辩证地看待和评价历史。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为例，要理顺无产阶级的历史脉络，这是“古今”。中国的无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外商企业中，这是中国第一批工业无产者，由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在近代社会，他们遭受着三重压迫，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另外，还要研究世界上无产阶级①的发展，这是“中外”。世界上的无产阶级产生于古罗马时期，兴起于资本主义以后的14、15世纪，大量的农民因失去土地等沦为无产者，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和剥削的对象。这些无产者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一无所有，同样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西方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起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革命。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最基本动力。这样对中国无产阶级产生的问题就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最后，要强调的是“古今中外”是相对而言的概念，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一方面“古今”是历史的发展，“中外”是己方和彼方;另一方面，没有“古”就没有“今”，也就是说没有“这方面”，就没有“那方面”。不要片面地、孤立地理解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全面地、联系地研究历史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强调研究中共党史，也要研究党建立以前的历史，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既要考虑国内因素，也要考虑国际因素，在时空交叉中，多角度、多因素、多方面地研究党史。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续传承和发展这一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5]，深刻地总结历史规律，准确地揭示历史趋势。

三、基于党史分期的研究，准确把握历史进程与阶段性特征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和政治路线出发，将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关于历史分期的论述，是中国最早运用历史分期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的论述。这一研究党史的基本思路影响深远。今天，党将百年党史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各个阶段各有其主要任务，但是又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不变的主题贯穿其中，各个时期接续过渡，不可分割。这是对党史分期的科学运用，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总进程与阶段性特征，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党史分期方法，为现在党史研究和分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前一阶段人的实践所创造的历史现实，成为下一个阶段人的社会实践的前提和条件。但是不同阶段具有各自突出的特点，研究清楚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同志阐述的三个历史阶段，中国的革命任务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但在不同时期帝国主义含义不同，共产党反对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第一阶段侧重于反对北洋军阀。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军阀混战、割裂统治的悲惨局面。北洋军阀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对外丧权辱国，卖国求荣;对内争夺土地，压迫人民。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官僚资本主义工业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帝国主义控制着主要的工业部门，在帝国主义的束缚下，民族资本不可能得到長足发展，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第二阶段侧重于反对国民党。此时研究历史资料就不能局限于共产党的各种宣言和政策等，还要研究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策。了解到国民党向帝国主义的妥协，才能正确认识国共合作破裂，进行内战的必然性。第三阶段侧重于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府。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必须进行全面抗战。然汪精卫政府发表的宣言和政策重点却仍然是反共。此时我党意识到保存独立军队的重要性，也因此更清楚地认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除了革命对象，还有群众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不同，这些不同在各自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但是又相互交织紧密联系，揭示了党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同志在提出历史分期的时候强调：“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他只是将这个三阶段的分法“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的党的历史进程的分法更好”[1]400。这表明毛泽东同志对党史研究的重视和严谨态度，希望学者多研究、多思考。同时他自己也在思考这个分期是否适合，在第一阶段之前，他又说：“还有一个准备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1]402。尤其是五四运动对于思想解放所做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强调：“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1]402。毛泽东同志将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前期的这个时期称为大革命的直接准备阶段，并认为这个阶段可以划分到第一阶段。将“七七”（指“七七事变”）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大体形成的阶段划分到第三阶段。这样又将原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进行了补充拓展。总之，从不同的侧重点可能会有不同划分历史的方式，但无论如何，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进程，指导未来实践。

值得强调的是，对党史进行分期，并不意味着割裂历史。例如不能因为分期而分裂大革命前和大革命后的历史，也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等。历史分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研究清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和人民的任务、矛盾、政策和路线等。要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来制定政策路线，这样才能清晰地认识到哪个政策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哪些是需要注意和加以改正的。正如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1]399。

四、基于历史经验的研究，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阐明：“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8]534。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同志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1]407。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的历史发展，才能正确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更好地指导实践。不以中国为中心，会使政策和实际相脱离，那么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甚至会阻碍中国的历史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407。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领导了十月革命。中国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更复杂，以中国为中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1941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同志任局长，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中国实际的了解，为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指导各项工作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等提供了重要现实依据。

延安时期，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一些人以外国为中心来制定在中国实行的政策，这些政策有些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从苏联机械地搬过来的，这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例如，1937年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虽然这个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上有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抹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路线的原则区别，忽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王明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并宣称“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9]272。这是王明受到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影响的结果，因为这次大会制定的总纲领及其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战线。王明以苏联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片面地强调统一战线，这是苏联的政策，而不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的中国政策。1938年2月，王明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以国民党为中心，赞成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认为共产党的人民军队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脱离实际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导政策得到传播，对中国革命问题造成了消极影响。

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中国为中心，这是研究党史的基本立场。以外国或者其他党派为中心，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也不能实现科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的结合，更不能指导实践。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符合苏联国情的方针政策，那就是犯教条主义错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研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10]。中共党史的研究，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坚持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

五、基于历史背景的研究，科学评价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1]406。科学地研究党史问题，找出历史事件背后的实质和客观原因，辩证地认识和评价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1]406。要客观地研究党史，跳出所处的谜团，透过表象看到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所发生的客观原因，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党的策略和路线等。例如，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奔走呼号，鞠躬尽瘁，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犯了错误呢？从思想上看，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当时他的思想还限制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先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社会发展成熟再由无产阶级领导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他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软弱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另一个角度也暴露了他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从组织上看，共产国际对蒋介石仍存有幻想，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和指示，中国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加上本身的弱小和年轻，不能够独立地制定政策。从而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一味地妥协退让，对农民运动采取压制态度，不坚持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放弃领导权。于是当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没有反抗之力，最后致使大革命惨遭失败。分析这个问题，要研究历史事件背后的客观原因，抓住事物的本质，考虑事件发生的主观因素，但是要避免从主观出发去评价历史事件。

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同样对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个问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正确评价。“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苏维埃运动末期又走到‘打倒一切。‘联合一切和‘打倒一切都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主持的人却认为是马列主义”[2]191。所以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的问题，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仅由某个人承担。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1]406。要找客观原因，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性，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客观性与关键人物的重要作用并不冲突，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会加速或者延缓历史进程，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就算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社会历史的形成是多数人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共同作用，即历史是多数人创造的，不是少数人创造的。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11]302。这个合力是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多数人的活动。研究历史不能犯主观主义错误，而是要找客观原因，解释清楚问题，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基于历史背景研究党史，客观辩证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历史人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12]24。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和历史进程，更不能忽略或者否认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成功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同样如此。

毛泽东同志对于党史研究方法的指示，不僅在当时被证明是科学的，直到今天，仍然是指导我们学习和研究党史的科学方法。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史研究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13]中国共产党坚持总结历史，善于研究党史，必将带领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习近平.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19-04-21（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王明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N].人民日报，2019-01-04（1）.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