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斌　方荣杰

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治理纠纷频发，通常表现为公司内部有两方对峙，争执双方除了在二级市场增持股份、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或发起表决权征集等操作外，还可能采取强行抢夺公章等违法行为。同时，也有部分主体通过申请法院对公司决议进行“行为保全”，通过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来禁止上市公司重要决议的实施，进而限制对手方的相关权利和商业意图。

但是，法院对公司决议进行行为保全的激进性、早期介入性，以及未经过实体审查等诸多特点，与“司法审查应成为权利救济的最后防线”的传统理解有极大差异。特别是，上市公司治理属于股东与公司、股东与管理层在公司法范畴内的私法行为，有相对明晰的法律和章程予以约束，当较为激进且急迫的行为保全措施介入上市公司治理领域时，其带来的辐射效应可能影响数以万计的中小投资者。行为保全制度设置的初衷是避免无法挽回的损失，通过紧急手段对于财产转移予以固定，但在上市公司决议中实施该项制度，是否存在对公司具体经营的不当干预？是否会成为扰乱上市公司正常运行的一种手段？换言之，上市公司治理困境中的行为保全，究竟是解药还是毒药？

现象观察：公司治理困境的万能解药？

行为保全之所以为争执双方所青睐，是因为其本身能起到为申请方争取反应时间、限制对手方权利并进一步策划未来计划的作用。目前，我国《公司法》及其有关司法解释并未对行为保全作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