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泽华 安丽娟 张宾

封禅是古代帝王报功于天地、彰显正统的高等级祭祀活动，是统一中央集权王朝对古代各种山川的神圣祭祀和齐鲁地方祭祀传统进行整合而形成的祭祀活动。封禅的次数稀少，自秦始皇至宋真宗，共有六位帝王封禅，历次封禅大典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泰山作为唯一的封禅之地，拥有众多封禅遗迹，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名山的文化特质。

封禅是古代帝王前往名山祭祀天地、彰显德行功业、报功于天地的高等级祭祀活動。自《史记》起，封禅就一直记录在正史中，为历代帝王所推崇、尝试。但最终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六位帝王完成了这一耗时日久、声势浩大的祭祀。

封禅以泰山为主要地点。封禅历史断断续续绵延了千年，在泰山周边形成了独特的封禅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封禅文化遗产。

封禅起源

封禅起源于古人对自然的畏惧和崇拜，对自然的祭祀自传说时代或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存在了。

考古发现中有对古代祭祀天地自然的留存，比如特殊形制的埋藏和岩画等。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群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坛冢遗存，古人堆石成坛，围以特殊陶器，规模宏大，展现了当时先人祭祀天地的景象。西南地区骆越人族群遗留下来的花山岩画，其中就有祭祀天地日月的图画。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是对古人祭祀太阳的有力佐证。山东地区也有早期祭祀自然山川的遗迹，比如乳山市刁虎山南侧山麓发现的方坑遗迹、章丘桃花山发现的铜器窖藏，形制单纯，周围没有生产生活的遗迹。考古工作者依据其地理位置、出土的器物以及不同于生产生活遗迹的独特特征，判定其为祭山遗存。

早期祭祀普遍存在于先人的生活之中，随着部落、国家的形成，也逐渐形成了更大规模的高等级祭祀，有了更加统一的祭祀对象和祭祀仪式。各王国对山水自然的祭祀，由当时的王朝加以整合，《礼记·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1]即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各地祭域内山川。依据当时国都所在地及诸侯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对名山进行了统一。汉宣帝时朝廷颁发诏书，正式将五岳定为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霍山（即今安徽天柱山）、北岳大茂山（即今河北大茂山）、中岳嵩山。此后由于疆域和时势的变化，五岳所对应的名山也有所变化。现今的五岳定于清顺治年间。

战国时期，齐地早期的各种祭祀最后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祭祀体系——八主祭祀。《管子·牧民》记载：“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2]具体来说，这一祭祀系统祭天、地、月、日、阴、阳、四时、兵八神，并在境内八处建有祭祀祠所。考古工作者在日主祠所在的成山头和阳主祠所在的芝罘都发现了精美的玉璧、玉圭。《周礼》早有记载“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3]。在四时主祠所在的琅琊台发现了秦汉时期的高台建筑，可以依此确认齐国四时主祠就在此地。这些都与文献记载的八主祭祀系统十分吻合。

现今留存的最早提及封禅仪式的文献是齐国书籍《管子》，但古籍古礼损毁严重，《管子》记载的“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自述至著书时只能列出无怀氏、羲、神农、炎黄、颛顼、帝喾、尧舜禹汤至周成王等12位古圣先王的封禅之事，并且只记载了泰山、云云、亭亭、社首等山名，封禅所用礼仪、人物、祭品等细节都没有记载。

秦一统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除了统一文字度量衡、修建驰道等，还整合了礼制，“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4]。秦国吸纳齐地礼制，保留了《管子》中记录的封禅之事。《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于二十八年（前219）与齐鲁儒生议封禅之事，最终重定礼仪，登泰山封禅。

自此，开启了信史中星星点点却又绵延千年的帝王封禅祭祀活动。

文化线路与考古发现

封禅是一个历时长久，跨越多个王朝及疆域的大规模、高规格祭祀活动。因泰山远在东方，封禅往往从帝都出发，一路东行，直至泰山，这个过程还包括帝王巡视抚慰各地。因此，封禅活动具有完整的文化线路，并留下了大量遗迹。相对于其他祭祀活动，封禅虽宣扬天下，祭祀级别极高，但两千年间举行不足十次，细节秘而不宣，人们对封禅活动的认识不足，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对封禅的认识。

秦以前封禅泰山活动已十分频繁，《管子》记载：“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因年代久远，众多封禅中仅有一两例留存，缺少实证。一是在泰安今灵山大街与校场街交叉口东南灵应宫处，考古工作者曾发现正对泰山日观峰一字排开的七个长方形土坑中，共出土了六件铜缶、一件三足铁盘。这样奇特的埋藏方式，显然是对泰山的一种祭祀。但因无一字直接提及封禅，我们只能遗憾推测其可能与封禅有关。二是在费县南张庄乡台子沟村，考古工作者在群山环抱的水库中心的高台地上发现了两件东周时期的徐国铜鼎，周围无其他文物和遗迹遗址。东周时期，诸侯国在泰山周边有专用于配合祭祀泰山的“汤沐邑”，这两件铜器有可能是位于江苏的徐国在泰山周边的汤沐邑祭祀泰山时所用的祭祀之物。三是在今泰山主峰东北的大津口乡，有遗址周明堂，此处的地表散布着东周至汉代的砖瓦残片。文献记载泰山东北有古明堂，此处可能是文献所记载的汉明堂之前的明堂所在地。四是在今泰山主峰南向和东南向处，有梁父山和云亭山，文献记载禅云云、亭亭、云亭、梁父，但对具体位置并没有做详细介绍。但在这些地点，还是发现了疑似东周汉代的陶器，可以推测与封禅有关。

自秦始皇起，封禅正式进入历史舞台。秦始皇封禅是在东巡中进行的。秦始皇自咸阳出发东巡郡县，先到邹峄山，又至泰山，封于山阳至巅，于北侧下山，禅于梁父，然后继续东巡，至渤海东，过黄、腄、成山、至罘、琅琊，祭祀八主之祠，然后经彭城、衡山、南郡、湘山祠，经武关回咸阳。按当今的地理视角，就是从现在的陕西咸阳出发，至山东泰山封禅，东至渤海沿岸，海陆巡行至江苏，跨淮河向西南至湖南，乘船经长江至湘山，再到湖北，最后返回咸阳。此次封禅在山巅留下了秦刻石，也就是现在位于岱庙东御座院内的李斯碑。东巡沿途秦始皇勒石留记，现在也还存留着琅琊刻石，可惜《史记》记载的五大夫松已经不在，仅剩历代所植的古树。

汉武帝曾八次封禅。公元前110年，经过多年对封禅的讨论，汉武帝开启了第一次封禅之路，并将年号改为元封。汉武帝自长安出发，先到太室山，然后一路向东上泰山，因天气寒冷草木未生，于是先东巡祠八神，至四月返回奉高，于梁父祠地主，再至泰山登封，东北至肃然山禅地，再至明堂受群臣朝贺。封禅完毕，武帝又东巡海上，至碣石经辽西、九原，最终返回甘泉宫。“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直接证明汉武帝时可参考的前代封禅遗迹也并不多，以此推断，武帝时留下的封禅遗迹也不多。但考察泰山周边汉代遗存，证明汉代封禅的遗迹证据仍有不少。一是岱庙中有汉柏，传为汉武帝所植，在仁安门附近整修时还发现了汉代的“千秋万岁”瓦当[5]。二是汉明堂遗址上散布着的汉代砖瓦残件，泰山主峰正北的清阳台、冬冻台发现有秦汉时期砖瓦残件。三是当时泰山周边有燕语城、文姜城、奉高城、羊祜城、望儿城、博城等古城，这些古城现今也普遍发现了周汉时期的器物。四是青岛的琅琊台遗址，不仅有琅琊刻石，还发现了秦汉时期的大型夯土台基建筑。这些发现证明，以上地点可能直接或间接与汉代封禅相关。

东汉光武帝的封禅之路在《封禅仪记》里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光武帝从洛阳出发，至鲁地孔宅，继而至奉高，于泰山南行燎祭，至泰山极顶封，再至梁阴禅地。光武帝的封禅行止相当清楚，但因时间久远，未见具体的遗迹，只能确定秦汉封禅的确在泰山极顶。

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封禅之路也详细记载于正史中。封禅线路自东都洛阳经荥阳、荥阳故城、原武、卫南、濮阳、寿张、郓州、平阴、齐州、灵岩寺、泰山顿至泰山封禅，再至曲阜孔子庙祭孔，最后经邹县、亳州、真源老君庙、洛阳、合璧宫，止于长安太庙。高宗封禅之路记录清晰，但是具体的地理位置已经无法考证。但考察唐代黄河故道可知，高宗东封之路基本与当时的黄河河道平行，两者相印证，高宗应该就是沿着唐代黄河南岸东行。至于封禅遗迹，一是岱顶有唐高宗《朝觐碑》可考。二是大观峰唐宋摩崖下方的桃花洞，洞口东向有“乾封元年二月……宫府寺丞、检校造封禅行宫门整备大使等官”的字迹。三是灵岩寺有诸多唐代建筑基址，并有李邕所作《灵岩寺碑颂》，印证了唐高宗封禅行经灵岩寺，之后灵岩寺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四是岱庙现存的《双束碑》，佐证了高宗及武则天对泰山的推崇。

唐玄宗的封禅之路与高宗差别不大，也是从洛阳出发，经嘉会顿、成皋、濮州、阳谷、长清、来苏顿、岱宗顿，至于泰山，又前往曲阜孔子宅祭孔，经任城、宋州、汴州返回洛阳。这个线路也同样是沿着唐代黄河南岸行进的。玄宗封禅有岱顶《纪泰山铭》摩崖及蒿里山出土的禅地玉册为证。

宋真宗封禅，经停之地有开封城北的含芳园行宫、陈桥驿、长垣县、韦城县、卫南县、澶州、永定驿、濮州、范县、寿张县、郓州城、迎鸾驿、翔鸾驿、奉高宫、奉符县、太平驿、回銮驿、兖州、曲阜文宣王庙、中都县等。这条线路与唐高宗、玄宗东封线路出入不大。此时黄河仍处于稳定期，宋初时黄河河道与唐高宗、玄宗时基本一致，沿黄河南岸向东仍是一条通畅的东行之路。宋真宗为进行封禅，制造了众多神迹，举办了各种祭祀和仪式，但具体的遗迹大多在漫长的历史中被损毁，只留下了岱顶的宋真宗《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摩崖、蒿里山顶出土的宋真宗禅地玉册，以及存于岱庙的《大宋天贶殿碑》《大宋封祀坛颂》《大宋封东岳天齐仁圣帝碑》《青帝广生帝君赞碑》等碑刻。现今位于泰安肥城西北的牛山资圣院遗址，县志记载真宗东封至此改过山名寺名，这也是真宗东封的一个印记。

封禅的演变

北宋以后封禅活动不再进行，但由于历次的封禅活动加深了泰山的崇高地位，使其不同于其他名山大川。此后历代对泰山多有祭祀。

南宋及金时期南北对峙，两朝为证明自己的正统性，灵活采用郊祀和在泰山祭祀、合祭和从祀等方式，保持着对泰山较高频率的祭祀。元代则采取派遣官员或道士代替皇帝祭祀的方式。继宋代加封“天齐仁圣帝”后，元代加封泰山为“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进一步提高了泰山的地位。到明代，明太祖以“神之所以灵，人莫能测，其职受命于上天后土，为人君者何敢预焉”，去除了历代对泰山的尊号，仅以东岳泰山之神为名。虽然历经这一波折，但明代在吉凶兵戎旱涝等大事发生时仍保持对泰山的祭祀。清代在发生登基立储战争等吉凶大事时仍遣使致祭泰山，清圣祖、高宗均亲至泰山，但此时泰山的神圣地位已有所下降，圣祖对泰山的祝文为“屹峙东方，育成庶类”，高宗的祝文仍倾向于对东方名山的尊崇，但逐渐多了对古迹胜景的赞叹，祭祀祝文中也出现了“披翠色于仙闾”“三霄景丽”等不甚庄重的景色形容词。现今岱庙仍保存有众多高宗游幸泰山景色的御诗碑刻。

历代封禅多以最高规格祭仪在泰山祭祀，也都建造了圜台祭坛，但是因封禅之事多秘而不宣，故历代封禅均重订礼仪，始皇之礼近似“太祝之祀雍上帝”，汉武帝如郊祠太一，东汉光武帝有柴祭特牲，唐高宗时武后为亚献，真宗详订礼仪。历代未达到封禅级别的常祀和各种祭祀虽有承继，但多有变化。存于岱庙的清代祭器，是前代没有的藏满佛器贲巴壶、八宝等，这也可以看出祭祀的变迁。

历次封禅与历代祭祀，在泰山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无论是相关的封禅之名、祝祷之文，还是封禅之线路、祭祀地点，或是遗留之石刻、铜器、玉册等器物，又或是间接联系的诗文游记碑颂，都层层叠叠营造了泰山浓厚的文化印记，最终形成了泰山象征国泰民安的东岳形象。

封禅活动作为古代尊崇天地自然、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节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封禅活动起源于古代各地各族的山川、神灵、祖先祭祀以及东方的八神及封禅祭祀系统，发展于历代帝王巩固统治崇祭自然的行为，消失于王权的巩固和神灵祭祀的衰落。

泰山作为文化山和封禅的重要物化对象，是古人心中连接天地自然的具象化平台。这些精神活动的物化对象，是各种封禅活动在泰山留下的各种遗迹，需要考古工作者不断探索、发现和研究。

封禅为泰山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让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底蕴。泰山不仅反映了古代的封禅仪式和帝王的雄心壮志，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祈求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郑玄.礼记正义[M].孔颖达，疏.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0.

[2]房玄龄.管子[M].刘绩，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鄭玄注.周礼注疏[M].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王新民.泰安馆藏文物精品集[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