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立胜 余冰

摘 要：五四时期，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进步青年以笔墨为枪杆，编辑出版了灿若繁星的新兴报刊，发表主张、唤醒国人和示威抗议。这一时期，进步青年显示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出版发行的进步报刊宣传着新文化与新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报刊的出版工作锻炼了青年学生，培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生力量。

关键词：五四运动 青年知识分子 进步青年报刊 编辑出版

五四时期，中国人民积极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寻觅救国图存的道路，报刊出版事业勃兴。在琳琅满目的五四报刊中，进步知识青年编辑出版发行的报纸期刊是独树一帜的景致。五四风雷中，知识分子不再是受军阀政府愚弄的乖从“奴隶”，青年学生也不再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匠”。进步青年以报刊为战斗阵地，以笔墨为武器，编辑出版了新兴报刊，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五四时期进步青年报刊的出版图景

“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其中，不少为青年知识分子独立创办的报纸与期刊，构筑了一幅繁荣的进步报刊出版图景。

（一）青年学生是进步报刊出版的主要力量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走在了时代前列。许多青年在《新青年》等先驱杂志的影响下，开始编辑出版进步报刊来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民》和《新潮》”[2]。

《国民》是进步学生团体国民杂志社自办的期刊。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等学校学生与留日归国学生共同向北洋军阀政府发起请愿，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虽然请愿活动无疾而终，但爱国青年却在活动中为着挽救中国的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同年10月，参与请愿的学生团结成立学生救国会，并组织设立国民杂志社。为了更好地推动年轻人的思想解放和意识更新，国民杂志社编辑出版机关报《国民》，号召广大青年参与当中斗争。

《新潮》是北京大学学生文学团体新潮社的刊物。它以“呼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为“出版之职务”[3]。自出版之时起，青年一代就推动《新潮》加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在文化上赢得更大的影响。“五四以前，《新潮》以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为主，支持、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对新小说、新诗歌的创作做出了比《新青年》更多的贡献。”[4]

（二）覆盖面广是进步报刊出版的重要特征

《新青年》《国民》《新潮》等一批进步报刊点燃了青年学生的出版热情。受此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创刊办报。霎时间，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上涌现。

在天津，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等学校的学生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编辑出版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下简称“《会报》”）。《会报》设置了“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等栏目，“围绕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学生何罪，爱国其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论点，发表过几篇社论，在群众中反应强烈”[5]。此外，周恩来还倡导《醒世周刊》《南开日刊》《北洋日刊》等天津各学生报刊联合起来。各报社成员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核心成立天津报社联合会，“造成强有力的言论，以指导社会、监督政府及会外各言论机关”[6]。

在浙江地区，杭州各学校的学生为“干救国的事业”而建立了杭州学生联合会，并创办机关报——《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学校的学生合作创办《浙江新潮》，以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为宗旨。《浙江新潮》遭反动势力封禁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又创办了《浙人》。在湖南的长沙、湘潭、衡阳等地，几乎每个重要的中等专科学校都办起了小型报刊，如湘雅医专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等。其中，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湘江评论》最有影响力。在武汉，有恽代英、林育南等人主持创办或参与的《武汉星期评论》《学生周刊》。在四川，青年学生编辑出版了《四川学生潮》等刊物。作为五四时期主要的传播媒介，仅1919年“全国涌现的新思潮报刊达400余种”。这一时期，进步报刊百花齐放，“数量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有未经证实的材料说，总数达500多种”[7]。

（三）反帝爱国是进步报刊出版的鲜明主题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进步报刊的出版风起云涌，不可胜数，这些进步报刊都贯穿着同一个鲜明主题，那就是反帝爱国。

《國民》杂志自出版之初就喊出了“反帝爱国”的鲜明口号，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及代表封建阶级的军阀政府。《国民》《新潮》等一批进步报刊的出版打破了中国青年思想界沉闷的局面。进步青年意识到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传播新知识与新思想，改造青年的思想观念，才是扭转国家岌岌可危局面的良策。“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继《新青年》《每周评论》之后，宣传新思潮的刊物纷纷出版，改变了《新青年》孤军独战的局面。这又进一步把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五四运动推向高潮。”[8]进步报刊打开了中国青年了解爱国运动状况与国内外最新思想的大门。青年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他们被唤醒并团结起来，集结在进步出版物的旗帜下;同时，他们拿起了这一武器，投入到反帝爱国的斗争之中。

二、五四时期进步青年报刊兴盛的动因

五四时期，蓬勃的青年报刊出版实践是内外因素交叠、社会客观现实与青年主观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与社会支持，青年知识分子就没有创刊办报的现实基础;没有意气风发、爱国救亡的热血斗志，青年学生就无法成就报纸期刊纷呈的壮丽场景。

（一）五四时期进步青年报刊兴盛的现实基础

从历史来看，通过不断与军阀政府斗争得来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学校校长、教员对学生爱国行为的支持共同创造了青年报刊出版活动的现实条件。相对良好的外在文化环境保障了青年学生报刊顺利出版发行，青年在报刊中释放了活力，奏响了时代强音。

首先，革命青年在与军阀政府短兵相接中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被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奉为圭臬，“被推崇为‘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9]。军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鄂州军政府临时约法》就明确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10]。后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第二章第六条明确规定了人民享有的自由权，其中，“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是重要条款。这些法令为广大青年创办报刊提供了与军阀政府据理力争，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依据。然而，北洋政府当权后，为保障自身权益，蔑视法律，肆意妄为。军阀政府加大力度鉗制社会舆论，以限制出版内容、查封“过激”出版机构等方式试图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不屈不挠的弱冠学子依然在与封建旧势力的斗智斗勇中死守阵地。青年报刊在夹缝中生存。

其次，相对良好的校园环境为青年报刊出版实践活动提供了土壤。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提出“大学校内一切学术活动完全自由，政府不得借故干预”[11]。借此，北大学生组织出版报纸期刊，发表爱国言论等行为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与保护。《国民》杂志创刊之时，蔡元培先生为其创刊号写了序言，寄予“永保此朝气，进行不怠”“唤醒国民”“使学生而外之国民均能爱国，而尽力于救国之事业”[12]的厚望。不仅如此，北京大学还为部分学生杂志社提供办公场地与经费支持。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会址就设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对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的《新潮》杂志，“北京大学每月出大洋400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13]。这也是北京大学能够成为五四学生运动中心的客观条件之一。

从大城市到偏远乡村，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支持。陶钝回忆山东农村的五四运动，“学校当局还有点爱国思想，对学生们的行动明地里不干涉，暗中还支持”[14]。在钳制舆论的高压政策下，学生仍可在校长室中阅读《申报》与《晨报》，获知学生运动的最新状况。在教会学校中，虽然校长反对学生参加社会运动，甚至禁止学生阅读报刊，但不少青年进步教员还是想方设法用进步报刊教化、开导学生。五四期间，在长沙福湘女学任教的舒新城发现“学生无阅读报习惯和不与外界接触，对国家各方面的常识缺乏，爱国热情不足”[15]。于是，她让学生阅读《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杂志的重要文章，明事知理。五四运动后，她又向学生介绍《晨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副刊）等优秀报刊，并积极动员福湘的学生会参加长沙女子学生联合会。

（二）五四时期进步青年报刊兴盛的主观条件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催化下，青年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未来相系。骨子里的抗争精神与强烈社会责任感是他们坚守报刊出版阵地的精神支撑。这是青年报刊薪火相传、接续不断的内在动因。

进步青年具有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五四青年“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面对反动政府的新闻钳制与打压，他们仍然不忘初心。或是易刊，或是另创刊物，他们仍然在报刊阵地中发表主张。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湘江评论》被查封不久后，“毛泽东自第7期起接编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出版的学生刊物《新湖南》”[16]。《新湖南》转型延续了《湘江评论》的战斗风格，以“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为宗旨，成为又一个反对封建军阀，介绍革命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浙江新潮社的《浙江新潮》发表《非孝》等文章后轰动一时，却也引起了军阀政府的不满。尔后，反动派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陷害撰写文章和参与出版工作的青年，阻拦《浙江新潮》杂志正常出版发行。不久，《浙江新潮》被扣以“主张社会改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17]的罪名查封。《浙江新潮》遭封禁后，浙江新潮社的进步成员转战阵地，继续在报刊阵营里奋战。傅彬然加入《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成为主编，并对该报做出重大改革。查猛济则出任新刊物《浙人》的主编。

进步青年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于内面对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于外经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为着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斗争。五四运动前期，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摆在了每一个爱国青年的面前。“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外学生都不能安心求学，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了”[18]。

归根结底，自古以来流淌在中国青年血脉之中的爱国主义是青年创刊办报的内在动力。当时，“不仅大学生普遍办报纸、刊物，甚至连一些天真烂漫的中学生也在自己的刊物上热情洋溢地发言”[19]。面对满目疮痍、山河破碎的国家，青年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忱探索社会改造的道路。进步报刊蜂拥而至，为国家发展与民族的未来出谋划策。历史深刻表明：“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20]

三、五四时期进步青年报刊的实践价值

尽管五四时期爱国青年创办的报纸期刊因出版经费、业务能力、出版发行范围有限且不断遭到反动政府围攻围剿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社会动荡、思想混乱的年代，进步青年态度鲜明、意气满满的报刊出版物却在反帝反封建、促进国民觉醒等方面影响深远。

（一）显示了中国青年的责任担当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21]。正如毛泽东所言，“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22]。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也指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23]。青年一代肩负着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前程。“时代呼唤担当，民族振兴是青年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24]。五四时期，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就是在国家危亡之际，挑起民族复兴的重担，身体力行。五四运动前后，青年以出版报刊的方式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之中。报刊出版工作困难重重，登记办刊、编辑稿件、出版发行各个环节都面临着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无理阻挠与压迫，在爱国精神与民族使命的支撑下，进步青年们意志坚定、固守反击，才唤起了千万中国人的觉醒。青年报刊出版物不仅显示出中国青年潜藏的活力与创造力、先进性与进步性，更凸显了他们的担当精神。青年报刊焕发出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对近代青年人的精神塑造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对中国的民主化与现代化进程起着推动作用。

（二）传播了新兴文化与多元思潮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5]，进步青年报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报刊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一方面荷载新思想、介说新理论、宣传新文化，另一方面及时传递五四时期社会政治与思想运动的最新信息。孙中山曾有言，“報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26]。新文化、新思想、新理论随着青年知识分子编印的报刊传扬全国。五四时期的青年报刊以讨论社会之变革为主题。报纸期刊通过宣扬新兴文化与多元思想，发挥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先导的作用。以报刊为战斗阵脚，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介绍、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青年优秀报刊在内容上导引着先进中国人之觉悟，促成他们开始了探求医治中国病态社会根本药方的征程。

十月革命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进步青年报刊的主要内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这促使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新文化运动领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思想武器。他们开始研究、介绍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学说。很快，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诸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逐渐发展成五四时期革命思想的主流。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专门向国内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而后，《新青年》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国民》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第一个《共产党宣言》译本的前半部;《湘江评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登载马克思主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青年报刊多如牛毛、遍地开花。

（三）培养了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

报刊出版工作锻炼了青年的组织力、领导力与斗争力。青年报刊工作者往往身兼数职，既承担记者，负责撰稿工作，又担任经理、财务等职务，负责学生报社的其他行政工作。从文章撰写、新闻汇集到组织文章，从排版到校对，编辑出版发行的各个环节，青年都参与其中，磨炼了意志、习得了技能。因而，报刊出版实践培育了一批杰出的青年人才，如在《湘江评论》中大放异彩的毛泽东，引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展的周恩来，等等。

五四时期的青年报刊出版实践培育了一批革命先驱者。报刊是人们接触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的重要出版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大都是在参与报刊出版活动中研究、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渐接纳社会主义的观点，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后来，许多有志青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与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27]青年报刊宣传民主思想与真理，熏染和培育了前赴后继的五四青年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人员上的准备，为形成声势浩大的全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