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民

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文玩市场，以及一些家庭的厅堂里，经常能看见郑板桥“难得糊涂”的书法拓片。

在“扬州八怪”中，郑板桥不是领军人物，但他在民间的名气最大，他的名声，是和他画的竹子连在一起的。谈到画竹，内行外行都绕不过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县长作为礼品送给他的上级领导的作品，也是他广为人知的画竹题诗。他借这首诗向上级表明心迹：我在基层经常下去调研，心系人民。哪怕听见风吹竹叶的声音，也以为是群众在衙门外反映问题。我虽只是个正县级，官位低，但我的心是和人民连在一起的。

郑板桥画竹，从一开始就考虑画与诗的政治、社会内容，直至辞官到扬州，都没有脱离这个艺术创作的方向，甚至可以说，他的一肚子不平之气，更加重了他的作品的社会因素。

在山东做官十几年，潍县任上，他开仓赈灾， 救活灾民，人民群众建生祠感谢他，众口一词，都说他是好官。但是，他没做到既让群众满意，又让领导满意。他不请示、不汇报，自作主张开仓济民，明显地违法违纪，目无领导，受到严重警告。他不想干了。这样一个小官，朝廷不认为他是“股肱之臣”，不会慰留。他在潍县留有政声，连对他有意见的潍县大商人也说了句公道话：“郑令文采风流，施于有政，有所不足。”

康熙、雍正、乾隆三世，清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扬州更是经济文化的中心，为画家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郑板桥两袖清风来到扬州，如鱼得水，很快就融入书画界，并以他独有的风格打开了市场。当时，扬州有名有姓的书画家就有一百多人，郑板桥经常来往的同道有二十几位。他们聚在一起，文酒诗会，当场挥毫，切磋技艺，形成一个扬州画派;后人又把这个画派的八人称为“扬州八怪”。

“八怪”中，有一半的人做过官，大都是县处级，所以，郑板桥用他那真隶综合的六分书写过“七品官耳”四个字，意含不屑，语似自嘲，也是牢骚。这个画派的画家，没有为艺术而艺术，大都在山石梅竹中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少是对现实的批判。郑板桥画兰，既画兰的幽谷之芬芳，又要让他的兰叶长棘刺，挑明现实世界并不总是和平安宁的。“八怪”出入于市肆酒楼，买醉于豪门官邸，泛舟于淼淼太湖，议论于书斋画室，在仙人都要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来的扬州树起一面艺术旗帜，为绘画史添加了一页华彩。

我最早读《郑板桥集》，是从他给他弟弟的信看他对读书、文章、立身处世的意见。他性格执拗正直，看不惯社会的不良风气。他即使做了官，也坚持自己的一套处世原则，始终没学会圆滑。他爱发牢骚，做起事来直来直去，不会转弯，不懂官场潜规则，因此，他画的竹总带怒气。

他有一封致弟弟的信，很是看不惯“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在他人，见此怪现状，闭上眼睛不就得了？但郑板桥就要说出来。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性格。他谈写文章，说：“横斜疏放，愈不整齐，愈觉妍妙。”我读过古今中外不少人的文章，自己有四十年写作经验，对他这个文论，十分赞同！在评论前贤时，他说：“东坡一生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处。”他同弟弟谈到理想中的归田园居，用文字描绘一番，然后说到安全问题：“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这就是郑板桥性格的又一表现。对贫民、灾民、平民，他能打成一片，却偏偏处理不好和上级领导的关系。

常言道：“怒写竹，喜写兰。”郑板桥退居扬州时已六十多岁，思想已定型，他也无意改变自己，迎合市场需求。他用绘画语言对世界发言，犹嫌不足，在画纸空白处又添写满满当当的诗文，尽量吐出胸中的那口气。那不是“逸气”，而是不平不满之气。他怒写竹，写兰也不喜，还要画棘刺在兰草间，堪称是一篇有花有刺的杂文。“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按当年商业繁荣的扬州市场需求，这不是職业培训和根据需求发展花卉产业吗？酒楼茶肆需要歌女，官府豪门需要花卉，种粮食改栽花有何不可？但在郑板桥，诗里含讽刺：他不高兴！

郑板桥后十年栖居在扬州，终于完成了自己。“难得糊涂”四字箴言，曾流行一时，现在已不多见了。在手机视频里，我发现民间喜欢的是“鸿运当头”“大展宏图”的国画和毛笔字。可惜，郑板桥没写过这样的字。

【原载《今晚报》】

插图 / 做派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