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罡

1919年1月18日召開的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国人对这次会议最关心的，莫过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否收回战败国德国大战前在山东的特权，不能让日本要求接管山东特权的企图得逞。当时，各国记者云集巴黎，美、英等国有200多人，日本也有30多人，中国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采访的惟有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

当时，有采访巴黎和会愿望的报社不仅《大公报》一家，但国内绝大部分报社经济窘迫，难以负担不菲的国外食宿交通费用。胡政之能够前往，得益于他的老上司、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王揖唐出资相助。1918年12月4日，他由天津出发，绕道日本、美国，于1919年1月23日抵达巴黎，此时距1月18日会议开幕（在巴黎市内法国外交部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过了5天。

到达巴黎后，胡政之即以新闻记者身份领取了法国外交部发放的会议旁听证。从1月25日第二次全体会议到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订，他亲历了和会的主要过程，并把所见所闻第一时间发回国内。

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之时，胡政之本以为可以从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得以解脱，中国外交可以与各国拥有平等地位，并对战后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提升满怀希望。但是，当他1月25日踏入会场，这些幻想和希望顿时灰飞烟灭了：“会场布置，当中横置长桌一排，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中坐为主席，美总统威尔逊、英首相劳合·乔治分坐左右，更次则英美其他代表之席。后竖置长桌两排分列左右，为各国代表之席……会场座次中国代表与日本代表正对。”他还发现“和会纯由五强把持，二三等国家代表不但无由发挥意见、实行主张，即欲一探五强会议之内容，亦不可得”。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也有差别：英、法、美、意、日五强各有代表5人，比利时等二等国有3人，中国等三等国仅2人。他愤然写道“公法固不足恃，即人道正义之说亦欺人之谈”，并发出了“国之不可不自强也”的呐喊。

巴黎和会上，美、英、法、意、日五强首脑都在争取各自最大利益，山东问题只是各国讨价还价的交易砝码，而且中国代表只参加过3次有关会议，其余决定都是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的会议上作出的。意大利在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宣布退出会议;日本以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为参会前提，扬言要求得不到满足也退出会议;英国和法国则已经和日本私下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最初同意将山东归还中国的美国也做了妥协。最后，英、法、美等国首脑不顾中国代表的请求，答应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之中。

6月27日夜，在国内民众和国外华侨的强烈抗议和巨大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就是否在和约上签字彻夜召开会议，最终临时决定不去参加签字仪式。胡政之以会议现场的第一视角，介绍自己观察到的世界局势动态，撰写了《平和会议之光景》《外交人物之写真》《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纪》等通讯，就巴黎和会推出了一系列深度报道。

6月28日，协议国代表与德国代表在凡尔赛旧皇宫签订和平条约。采访会议的记者蜂拥而至，尽管会议组织者为记者编了旁听座席号，但大家纷纷抢占有利位置，竟致无人遵从。胡政之拿到的座位号为296——这是非常靠后的号码，见此情形，他一改昔日谦谦君子之态，“亦参加座位战争”，终于占据了最前面的一块地，“虽席地而坐，然会场景物无不一一入吾眼帘也”。

在通讯《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

八日与中国》中，胡政之详细记述了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的重要历史时刻：“会议代表席中，有两空位，即中国代表所应坐之处也。先是我国代表签字与否，余于是日午前十时晤见顾（维钧）专使时，尚未确定，盖犹希冀保留一层可以做到，即不作决绝之举;追午后三时，代表座位犹虚，余等断其不来，分告各国记者，一时争相传告，遍于全场。”

他还绘声绘色地记录了美、英、法、日等国政要和记者对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各种表情：“有嗟叹者，有错愕者，亦有冷笑者。”法、美两国人多有“怀惊诧叹服之感”，“英国人多露轻蔑之色”。威尔逊的笑容，劳合·乔治的蛮态，和平时并无二致，只有克里孟梭“颇有不悦之相，或者此倔强之老翁，以彼为能令举世大政治家对之低头，而不能压服一积弱之中国，引为深憾耶”。日本新闻记者，有故作冷静者，有来问胡政之的，“大抵是绝对想不到而已”。一位美国人大呼：“今日中国真中国也！”一位法国人对胡政之说：“此日本人之切腹也。”其意是，日本强压中国，是日本的自杀政策。

散会后，胡政之立刻来到中国代表办公处，拿到拒绝签字的“宣言书”。他对“宣言书”做了压缩之后，请在法国找的帮手谢东发翻译成法文，分送巴黎各通讯社和报社，广为宣传中国代表拒签的理由，并称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竟然要在战胜与自由的名义之下，将40万人口的领土作为对日的赠品，这种不公正之事在世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签字无异于“引颈自决”，“中国之不签字，得保其国家之尊严与名誉”。巴黎多家报刊登载了“宣言书”，有的报纸还发表文章指责法国政府一味迁就日本，将给远东带来后患。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以及国际报道发出的客观的声音，使胡政之出了一口长长的恶气，“今日之举，真足开外交史之新纪元”。

1919年4月8日至9月6日，《大公报》共刊发胡政之发回的有关巴黎和会新闻报道18篇。其中“巴黎专电”14篇，长篇通讯4篇。当时，国内因无远程无线电收音设备，以致任人操纵。据1919年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主管无线电信工作的吴梯青回忆：“当时有关和会的消息，要通过英国、丹麦设立的大东、大北水线和美国的太平洋水线传递，并由英国的路透社垄断发布。路透社因偏袒日本，往往擅自改动电文或故意延搁。”于是，交通部门在北京东便门外临时架设一条天线，“指向巴黎，以备收听”。胡政之的独家报道，打破路透社的垄断发布，使国人得以了解巴黎和会真相，这在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大书一笔。多少年以后，胡政之在动员萧乾以《大公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欧洲战场时还动情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我赶上，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你遇上了。”

胡政之能完成这次采访，除了他具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游刃有余的社交能力以及灵敏的新闻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如家”的博大胸怀，能够以中国视角和民族立场报道巴黎和会。在他发回的14篇“巴黎专电”中，有12篇是围绕着“山东问题”的事态进程展开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路透社对中国在巴黎和会利益得失的报道内容寥寥无几，甚至对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只字未提。胡政之代表中国记者首次登上了国际新闻战的大舞台，并且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这正是他亲历巴黎和会进行报道的意义所在。

胡政之赴欧洲报道巴黎和会之后，又相继派人采访报道了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大力提倡世界潮流和新文化的新闻思想，并对《大公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增添世界发展趋势、国际形势等报道。正如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所言：“自山东问题起，始唤起中国报界对外之舆论;而驻外特派员，乃渐萌芽。”

（摘自《环球人物》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