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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张鷟《游仙窟》内涵的多重阐释

2022-05-30姚瑶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22年9期

姚瑶

内容摘要:唐人张鷟之小说《游仙窟》内涵丰富,包罗广泛。本文从幻梦与现实二层面,兼及文人文化心理、宗教、社会与历史等角度,对《游仙窟》进行多重解读,望能更好地理解其文化意蘊。

关键词:唐人张鷟 《游仙窟》 多重阐释

唐人张鷟之《游仙窟》,以自叙形式描绘了主人公在奉使河源途中于一处“神仙窟”的神奇遭遇。其内涵丰富,并不止于艳情。本文试从不同角度,对《游仙 窟》进行多重阐释,以期对其内蕴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幻梦——艳情与遇仙之梦

幻梦,是排遣世间纷扰的避风港,是作者心中的桃花源,在这里可以忘却现实的烦忧,抚慰心灵的创伤。古今文人士子均神往于陶渊明的“桃源梦”,同时,也有部分失意文人从艳情与遇仙的幻梦中寻求慰藉与超脱,张鷟《游仙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一)文人艳情伊甸园

《游仙窟》叙述了一个带有艳遇色彩的行旅故事,主人公 “余”与两位女子宴饮欢笑、吟咏赋诗,营造出一个带有艳情色彩的“伊甸园”。从文人文化心理 角度分析,这有其产生的必然性。首先应从张鷟其人谈起。张鷟,字文成,自幼才华出众,屡试皆列甲科,文名远播海外,两《唐书》均载。但由于其人个性褊躁,不检小节,出语多讥讽时事,批评朝政,故一生怀才不遇,沉沦下僚,无怪

乎《游仙窟》篇首即感叹“嗟命运之迍邅”了。失意文人在仕途中郁郁不得志,往往需要通过其他渠道来得到补偿,以实现心理的平衡。此时,爱情或曰艳情,便成为抚慰其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替代手段,一部作品的创作即是作者寻求满足其欲望的补偿物的过程。在社会政治生活、日常家庭生活当中,个体  的文人遭遇穷困挫折,导致心理的多重创伤和失衡,累积形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因此,他们渴望得到一种消解或补偿的渠道,通过某种意义上需求的满足来覆盖  或压制内心的不平和痛苦。 《游仙窟》中所呈现的艳情故事正体现出作者张鷟的这种补偿心态。其于行文中借主人公“余”之口自述现状,描绘了一位身居低位,沉沦下僚,贫贱不已,疲于应付上级命令,空想报国,但奔波忙碌,无暇他顾,终于碌碌无为的士子形象,基本上是对张鷟本人怀才不遇、沉沦下僚遭遇的复现。 才华超群,却仅被授予最低品级的职位:县尉官秩九品,河源军记室参军仍属平级。朝廷任命的频繁、行政事务的冗杂已让他疲于应付,加之出使河源路途艰险, 山川阻隔,车马劳累,更加剧了心理的激荡与失衡,他深感痛苦。在无力改变令人失望现实的情况下,张鷟——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游仙窟》中的——借助幻  想编织出一个“白日梦”,作为对现实中困顿落魄遭遇的一种补偿。此种文人文化心理,正是 《游仙窟》中艳情梦之内涵。

(二)遇仙模式之变体

遇仙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高唐赋》、《神女赋》描摹过楚王与神女的遇合。六朝志怪小说更是出现了大量的神仙洞窟题材作品,以至于形成了仙界奇遇的“幸入——复出”模式。发展至唐代,亦不乏遇仙类故事,《游仙窟》即为一例。

《游仙窟》保留了六朝遇仙模式的基本结构,而稍有变化:主人公并非在某种偶然的状况下 “幸入”仙界,而是自发地、有目的 、有意识地“求入”其中,可谓是遇仙模式之变体。主人公先是正心诚意,斋戒三天,然后沿着细葛, 乘轻舟逆流而上。身体好像腾空飞起,如梦似幻之间,来到一处松柏岩,桃华涧,顿觉香风遍地, 霞光漫天。这一有目的的“求入”活动透露出某种道教意味。为了 进入神仙窟,主人公进行了一系列宗教性的礼仪活动,如正心诚意,斋戒三天,这实为道教斋醮科仪的体现。“斋”指斋戒清洁,“醮”指祭祀祈祷,斋醮科仪是祈求进入仙界的道教仪式。在道教文化中,神山仙岛、名山大川是仙境的延伸,也是个人修炼的上佳场所, 而《游仙窟》故事发生之积石山即属于其中之一。作品开篇即言:积石山就是神仙窟,这里遍布高山、深谷、泉石、烟霞,分明就是  道教修行之圣地。再加上充满宗教神秘色彩的古老传说:在这个人迹罕至之地,竟时常有香果琼枝,天衣锡钵(或许是某位道教仙人的所属物)漂浮而出,都表  明“游仙窟”之地就是道教修行之所。主人公在进入此地的过程中 “身体若飞,精灵似梦”、“须臾” 、“忽至”,明显带有道教白日飞升的意味;而“松柏”与“桃”也均是充满道教色彩的意象,前者象征长生不老,后者象征福寿吉祥。张鷟于《游仙窟》开篇即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一幅道教的“神仙境界”,  包含了大量的道教元素;在作品结尾,又反复表达了望神仙而不可得的怅惘之情,此处之“神仙”亦可指道教仙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游仙窟》也在“求入——复   出”的遇仙结构下内涵性地表达了道教追求与超脱意味,主人公最终未能由凡入仙,则可以看做是儒家思想对于文士根深蒂固的作用与影响(“王事有限,不敢 稽停”。

二.现实——贵族妇女婚外恋

文学艺术源于现实生活, 文学现象总是对社会现实的曲折再现。那么,《游仙窟》故事在本质上又反映了唐代怎样的社会现实呢?陈寅恪先生认为,到唐代,“仙”多用来指称妖艳妇女,甚至是倡伎之类。袁行霈等人认为,“神仙窟”实际上是妓院的代称 。将“游仙窟”看做是一次逛妓院的经历,这其实是一种未经论证的固有看法,因为狎妓风流普遍被认为是文人士子的天性。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游仙窟》中的十娘、五嫂并非暗指妓女,而是指代现实 社会中的唐代贵族妇女。十娘与张郎的恋爱反映的正是唐代贵族妇女的婚外恋现象。

众所周知,唐代社会婚恋观较为自由与开放。朱熹曾指出,唐源出于少数民族,所以闺门失礼之事,并不足怪。唐太宗以弟媳杨氏为妃,唐高宗以其父之才人武媚娘为后,唐玄宗娶儿媳杨玉环等,均是唐人所周知的,而当时人很少以此为怪事。处于这样开放自由的婚恋环境中,唐代贵族妇女婚外恋现象的大量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旧唐书》卷五十一 《后妃上·中宗韦庶人》直接记载韦后与武三思等人私通之事。此外,唐朝宫廷中不少公主也是这样,太平公主、襄阳公主等人都有与外人私通的记录。在达官显贵之家,也时见对于贵族妇女此类行为的记载。《旧唐书》卷八十二记载了许敬宗长子与继母的不正当关系,《旧唐书》卷七十八更是记载了贵族妇女与官员的私通事件。

鉴于唐代此种社会、历史状况,联系《游仙窟》文本实际,更有理由认为《游仙窟》中男女主人公短暂的恋情是唐代贵族妇女婚外恋现象的反映。首先,文本记叙十娘、五嫂均来自唐帝国的世家望族,出身于魏晋六朝传承下来的贵族大姓——清河崔、太原王。十娘是清河崔氏家族之末孙,五嫂是太原王氏家族之第三女。清河崔氏家族是唐代众多显赫家族中的一支。它形成于魏晋时期,经过东晋十六国的发展,到北朝时期达到鼎盛,与博陵崔氏一起成为崔氏大家族的两个重要分支。 进入隋唐时代,据《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记载,王、崔、卢、李、郑为当时之世家大族。可见, 崔氏家族在唐代仍保持着旺盛的发展态势,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太原王氏家族在唐代也是门庭显赫。王氏家族的始祖是黄帝第四十二代后人王子乔。王子乔本为太子,定居于太原地区。因为是王族之后,因此以“王”为姓氏, 开创了太原王氏家族。从汉到唐,太原王氏家族一直是影响巨著的名门大族,并且越传越多、影响越来越广,以致民间有了天下的王 姓皆出自太原的说法。因此,十娘、五嫂的出身不可谓不显赫, 在唐代均属于贵族妇女。

其次,二女容貌绝代、服饰华贵、侍者甚众。十娘的容貌倾城, 姿容华丽,形容是天上都没有能够与之相比拟的;体态优美,婀娜多姿,人间很少有能与之匹敌的;面容润泽,吹弹可破,腰肢纤细, 几乎勒断。服饰更是华贵,穿着金黄色华帔,配以唐代妇女流行的石榴红裙,灵动美丽,无与伦比。五嫂容貌奇异妍雅,令人叹止。脸上一弯新月眉,颊上粉嫩似花开; 细腰微微转动,面上常怀笑颜; 两鬓盘成飞云发髻,双齿洁白如冰似雪,姿容无比,可谓人间断绝。穿着丝衣,五彩缤纷,绚丽的色彩夺人眼球;裙摆飘飞,裙前散发着麝香味;头发在脑后盘成卧龙状,精美的串珠缠绕在翠绿色的衣衫之上,金箔做的装饰物点缀在红色的绣鞋上,罗绮遍布, 珠翠满身,华美异常。她们的侍从更是众多,除负责日常生活饮食的桂心、香儿、绿竹、琴心等一大批婢女外,还备有众多乐工,分散 在北开的门两边,宴饮会客,管弦寥亮。

再次,居处之地富丽堂皇, 绝似宫殿。虽然十娘自谦说居处简陋,但实则是金银台阙,遮天蔽日。外观上直冲云霄,像铜雀台、灵光殿一般宽敞。大梁为桂木所制,屋檐上有瓦头雕镂文采的殿亭屋脊,柱子上镶嵌有水晶,窗户由美石裝饰点缀,能够反射日光。长廊四面环绕,椽上用均匀的玳瑁片装饰。楼阁高大,共有三层,均用琉璃瓦建造。墙壁由白银砌成,台阶围满碧玉,排列的非常整齐,令人叹为观止。大堂内更是丰姿俊秀,金银曜眼。五彩的龙须席子,用银丝绣在毡子边缘;象牙床计八尺长,用绯红的绫子贴饰在褥子上;玉石等宝物繁多,映照着昙花;玛瑙与水晶等宝石穿在一起,熠熠生辉;几案上都画着豹头,用的是兰草制成的灯芯,并烧着鱼脑油。后花园有各类果树,万株青绿;鲜花散布,红紫相间;清澈的泉水击打山石,岩壁上有凿出的脚蹬;池水中停泊有画舫,水面露出芙蓉花;千亩竹林,柳丝纷飞。可见环境富丽,布局繁复,绝非一般居所。

此外,宴饮珍馐,极度奢华。酒池迂回曲折,酒器品类多样, 有金有银,有细有粗。饮食奢靡, 穷尽珍馐。有东海的鰡鱼条、西山的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烤鱼、雁肉和荇菜制成的酱、鹑肉羹、桂米羹、熊掌兔腿、野鸡肉、豺嘴肉, 更有鳖肉酱、鹌鹑羹、麒麟肉脯 、纯白熊腥、纯黄蟹酱、鲜切鱼肉 、青丝凉肝等,还有新鲜果蔬如葡萄、甘蔗、软枣石榴、岭南红橘、肥美的桑葚、敦煌产的八子柰、青门销的五色瓜、太谷的梨子、房陵的李子、东王公的仙桂、西王母的仙桃等,千名万种,不一而足。饮食用度,亦非一般供给。

最后,她们在与男性调笑时的优雅风流表现出在后世女主人公身上看不到的大胆与自信, 并于言语中流露出对感情生活的期盼。这在戏语叠出的五嫂的话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她在初见男主人公时的调笑:既然娘子是主人母,少府应须要做主人公; 在劝男主人公饮酒时说道:  女婿是媳妇家的狗,打杀任由, 无话可说。一定要倾杯而尽,不要无端制造各种借口;在行酒令时说道:真正思念她,不用到远处就有;在赌酒时说道:用不着赌来赌去的,今夜知道娘子肯定免不了 等等。此外,十娘在与张郎、五嫂吟咏赋诗的过程中也大量地咏叹、指向男女恋情,大胆比喻, 无形邀请,用意显然。综合以上五方面内容,从两位女主人公十 娘、五嫂的仪容服饰、侍者数目、起居用度、宴饮规模、优雅风流等方面,可以推知二人并非普通民间妇女,亦非娼妓。结合唐代社会现实背景,有理由得出结论: 《游仙窟》中女主人公的身份是贵族妇女,其与男主人公的短暂恋情正是对 唐代社会贵族妇女婚外恋现象的曲折反映。

以上从幻梦与现实两个层面对《游仙窟》的内涵进行了初步阐释。小说意蕴丰富,阐释亦无穷尽,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发现、进一步探讨。郑振铎曾经表示,《游仙窟》一类的著作对于文学史家或小说研究者而言是珍宝,或许正为此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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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恩施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