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伶杰 罗丹 张政

摘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档案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关疫情档案的概念呈现出混杂使用的特点。该文立足于已有研究和新冠疫情档案管理实践中对疫情档案相关概念的使用，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梳理与比较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异及其适用场景，以期为该领域内的研究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疫情防控档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 疫情档案 概念辨析 适用场景

抗击新冠疫情现已成为全球人民的重要任务，这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国家与政府的治理体系与能力。当前，我国以檔案馆为主体的档案机构正在有序地推进疫情档案的收集，部分档案馆新冠肺炎疫情档案已经移交进馆，并在其门户网站中公之于众。诸多疫情档案实践工作表明我国档案工作者具有较强的档案意识，但透过学术界与档案实践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大家对围绕疫情产生的档案并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甚至出现了“疫情防控档案”[1]“疫情档案”[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3]等多个概念交织和混淆使用的局面，表现为概念表述多样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梳理相关概念，探讨其适用场景，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一、相关概念

诸多概念名称存在语词上交叉使用的现象，故笔者将出现频次较高且使用稳定的“疫情防控档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疫情档案”三个概念名称作为研究对象，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探讨各概念的含义。

（一）疫情防控档案

国家档案局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工作的通知》里最早给出“疫情防控档案”的概念，它“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真实记录”[4]。张斌、杨文认为，疫情防控档案“是在疫情防控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有利用价值的各种门类与载体的文件材料和数据等”[5]。在属概念上，国家档案局认为疫情防控档案具有档案的属性特征，必须具备保存价值的真实记录方可成为档案，落脚点在于“真实记录”；张斌与杨文认为属概念是“文件材料和数据”，并列举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档案的文件材料。其他研究者对疫情防控档案下的定义基本上沿用上述两种。

疫情防控档案强调是在“疫情防控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故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产生的档案则不属于该定义范畴。学者们按照来源主体的不同大致将疫情防控档案分为三类：国家机构与相关部门下发的文件通知、医疗卫生部门的诊疗记录及来自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这与国家档案局概念表述中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直接形成的”异曲同工，皆是按照档案的来源主体划分的，不同的是国家档案局强调了“直接形成的”作为外延范围的限定。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重点强调是在“处置或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形成的。“突发”与“公共卫生”均表明事件所具有的特征，即突发性与产生领域的特殊性。这一概念，“一方面强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是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这一档案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对特殊事件性质与范围的划分界定”[6]。在属概念上，唐菊华[7]、龙际[8]二人直接使用了“档案”或“档案记录”，刘云霞、姚蔚迅[9]则认为属概念是“数据、信息和知识”，其他人使用“历史记录、真实记录”，间接认为属概念为档案。面对不同的属概念类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概念内涵不仅与医卫系统产生庞杂的医疗数据材料相关，还反映了在此系统中档案工作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外延的探讨呈现两种特点。第一，总的逻辑是按照载体的不同来界定，如唐菊华、王为久等人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是“文字、声像、电子文件、标志性实物等不同载体、不同形式的档案总和”[10]，陈霞[11]将“文字、图表、磁性载体和电子文件等各种载体”并列放在一起对其外延进行阐释。第二，具体的划分中出现多种划分规则的情况。刘云霞与龙际在划分的列举里分别提到了“信息”与“信息数据”，就词语本身的含义来说，信息的范畴具有广泛性，而“信息数据”是把信息内容以数据的形式符号化，是狭义的范畴，可以看到不同学者对此定义外延的认识并不一致。

（三）疫情档案

“疫情档案”并不是在新冠疫情下出现的全新概念，早在“非典”时期就有学者使用过，张志学、孙锡萍给出的定义“是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通过长期、连续地收集、整理、分析传染病的动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资料所组成的，记录传染病及发病情况、流行病学三间分布、疫情动态变化趋势以及传染病流行规律等信息的历史记录”[12]。当前，疫情档案又被赋予更丰富的意义。姚楚晖等人认为“疫情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主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包括文字、图像、视频等形式在内的真实记录，客观反映了社会各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过程”[13]。年文平更是指出“在防控重大疫情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像、声像、影像等不同载体和形态的原始记录”[14]都可被视为疫情档案。从上述两个概念中，可以看到“疫情档案”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突破了档案来源于医疗卫生部门的局限，采用大档案观视角将疫情全过程形成的档案均纳入认识的客体中。以上概念虽然有些许的差异，但无实质区别，都强调是在疫情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由于“疫情档案”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使得此类概念的外延范围较为广泛，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片、影像及相关社交媒体信息等都可被归入疫情档案的范畴。

二、概念比较与适用场景

对于上述三种概念表述，我们可从概念表述的要素属性，即属概念、适用范围、形成领域和存在形式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梳理出不同概念的适用场景，便于档案工作者在实践工作中深化对概念的理解，更好地把握不同概念的适用场景。

（一）概念比较

经过上文分析，三个概念在形成主体方面是一致的，都强调是在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在属概念上，对三者的表述既有交叉又有不同，但多数定义都将属概念表述为“真实记录”“原始记录”，承认档案的本质属性，而“疫情防控档案”则将文件材料与数据作为属概念，这与在疫情发生之初党和国家下发的防控文件密切相关。在适用范围上，三者也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基本上是按照载体的不同进行划分，不同之处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从医卫业务部门的角度更加强调其专业性。在形成领域方面，三种概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疫情防控档案”突出在防控过程中形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则强调不同主体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而“疫情档案”的相关概念则强调是在疫情发生全过程中形成的。在存在形式方面，“疫情档案”相较于其他两种概念，其外延范围包括疫情防控档案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外延之和，且范围更大、更广，这是基于疫情发展周期的阶段性、长期性特点而决定的。此外，为明确新冠肺炎疫情背景，在进行词语组合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档案”和“新冠肺炎疫情档案”词序通畅、词义清晰，而“新冠肺炎”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无法融合，在概念使用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不能完全指代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记录，后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

（二）适用场景

对疫情档案概念的使用因受到使用主体职业与身份的影响，在使用场景上呈现出不同的偏好。“疫情防控”一词多见于政府部门下发的文件及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之中，各类档案馆和政府行政部门的档案科室受此影响，也较多使用“疫情防控档案”这一概念。档案馆按照国家档案局的通知要求，面向社会加强对疫情防控档案的收集和开发挖掘馆藏资源。多个省级综合档案馆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初，就通过发布征集公告的形式，面向社会征集疫情檔案资料。按其表现形式，有“来自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日记、请战书、书信原件及其照片、相关采访报道，还有为抗击疫情而创作的艺术作品、捐赠物资凭证等”[15]。山西、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省级档案馆已阶段性完成新冠疫情初期疫情档案的征集工作，部分已移交进馆。

从宏观防控角度而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档案”的概念凸显了党在领导社会各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伟大历史作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2003年“非典”事件的发生和处置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置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文字材料。这一概念多出现于医疗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当中，其研究者也多为能直接参与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中的工作人员。在新冠疫情期间，档案管理人员遵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文件材料的阶段性、偶然性、分散性特点，更新理念，加强前端控制，及时收集档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认识；省级档案部门发挥馆藏优势，主动挖掘馆藏档案资源，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资料汇编，形成多个“非典”档案编研成果[16]，同时有关部门及时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据资料服务于科研工作，为迅速战胜疫情、稳定社会提供决策支持。

“疫情档案”的使用和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多元主体的参与，包括政府机构的组织引导，医疗部门和科研机构的数据支持与研发，社交媒体的响应及大众的“参与式”构建和反馈。[17]第二，疫情档案的收集与开发利用环节同步进行。如江苏档案馆为首批前线的2820名医护人员建设“援鄂医务人员档案数据库，共收集到了援鄂医护人员的简历、专业特长、医院科室岗位等基本信息”[18]，形成了一人一档的专题数据库，对疫情档案的开发利用已经渗透在收集环节中。

三、结语

上述三个相关概念虽有其形成和使用的特定含义，但结合新冠疫情，笔者倾向于使用“疫情档案”这一概念。一方面，从具体概念的表述中，疫情档案指出了来源主体的广泛性，强调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等主体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个人作为来源主体之一，反映档案工作者在收集工作中秉承的“应收尽收，应归尽归”原则和态度，也是贯彻落实国家档案部门指导疫情档案工作的具体表现。从学术角度而言，近些年大档案观的理论热度有所提升，“可以为疫情档案的征集提供新思路，有利于拓宽征集范围，优化征集方式等，最大化发挥疫情档案的价值”[19]。另一方面，从概念的适用场域而言，不同于国家疫情防控的宏观部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性，疫情档案因其所涉范围之广，更适用于学术研究，可以进一步从不同形态的档案中更好地考察档案工作。

从大档案观的收集理念到强调留存疫情记忆的功能属性，“疫情档案”这个概念的使用更加契合档案工作的实践开展，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概念自身的合理性。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疫情档案的内涵与价值将会更加明确，能够为学术和业务研究更好地服务。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社会记忆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档案管理研究”（项目编号：LJKR0042）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施瑞婷，李欢.疫情防控档案情感价值探析——以全国档案微信号原创热搜榜中新冠疫情相关推文为例[J].档案学研究，2020（6）：60-69.

[2][14]年文平.如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档案管理工作[J].山东档案，2020（3）：56-57.

[3][7]唐菊华.试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与服务途径[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31（1）：91-93.

[4]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档案工作的通知[EB/OL].[2020-02-07].https ： // www. saac. gov. cn /daj /tzgg / 202002/fd8abfed55c54443a8a71214fbe42e5d.shtml.

[5]张斌，杨文.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资料管理的建议[N].中国档案报，2020-02-10（003）.

[6]朱伶杰，罗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开发利用现状与策略研究[J].北京档案，2021（2）：28-30.

[8]龙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管理工作初探[J].山西医药杂志，2020，49（16）：2192-2193.

[9]刘云霞，姚蔚迅.高校档案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策略研究[J].兰台世界，2020（12）：83-85，89.

[10][16]王为久，吴志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档案部门开展工作的路径研究——基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31个省级档案部门工作开展的实证分析[J].档案学研究，2021（1）：87-95.

[11]陈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管理机制分析[J].档案与建设，2021（3）：65-67.

[12]张志学，孙锡萍.疫情档案与疫情分析[J].黑龙江档案，2010（1）：49.

[13][19]姚楚晖，周耀林，衡倩，汪洋.大档案视角下我国省级综合档案馆新冠肺炎疫情档案征集工作研究[J].档案与建设，2021（2）：4-8，25.

[15]江苏省档案馆.关于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资料的公告[EB/OL].[2020-02-17]. http ： // www .dajs.gov.cn/art/2020/2/17/art_ 83_48856.html.

[17]杨智勇.参与式视域下疫情档案信息服务模式建构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1（6）：106-113.

[18]陈向阳，周云峰.江苏省档案馆创建“援鄂医务人员档案数据库”的探索与实践[J].档案与建设，2020（7）：1-3.

作者单位：1.辽宁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2.长江三峡集团江苏能源投资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