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梓恒

摘要：习近平战略思维是习近平思考、分析、研究治国理政问题，并通过复杂实践固定下来的思维方法，是习近平以新兴大国领导人的身份，战略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体现为一种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维方式。考察习近平战略思维的时代背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成为习近平战略思维的重要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习近平；战略思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哲学方法

习近平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要善于在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 [ 1 ]。可以说，习近平战略思维是习近平思考、分析、研究治国理政问题，并通过复杂实践固定下来的思维方法，是习近平以新兴大国领导人的身份，战略地认识问题和战略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也体现了习近平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需要确立一种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有鮮明中国特色的哲学思维方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时代交汇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着力点，必须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当下中国“在何地”“向何方”的重要战略问题。习近平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 2 ]。战略思维方式因其自身的独特品质，特别要求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野，以保证一切的战略认知和战略决策能够自觉地反映全局的要求和长远的需要。十八大以来，世界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战略思维统揽全局、抓住根本、把握大势、预见未来提供了巨大的“问题域”。习近平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 [ 3 ]，全面认识时代之特征与时代之问题，以“时代之精神和文明活的灵魂”为改革和发展谋划出路，成为习近平战略思维产生的重要背景和依据。

一、“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认识世界要抓住时代的特征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下均引用过唐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中“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即要求统治者善与审时度势，顺应时势，结合具体情况研究、分析和决策，才能够取得成功。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4 ]。习近平重点关注的正是其中的“时”，并赋予其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含义。在历史延续的进程中把握21世纪鲜明的时代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哲学是时代精神之精华”。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渐显露出重重弊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必须承担起“时代精神的精华”之责，学哲学、用哲学，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养；从空间上看，习近平则侧重于在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把握时代的特征。从国际环境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对于国际形势的精辟论断，结合现实实际来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大国博弈、中美竞争共同构成了世界的“复杂本体”；从国内看，我国物质基础坚实、人力成本富足、制度优势明显、市场经济活跃、发展潜力巨大。然而也必须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了相当的风险挑战，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围剿”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展开；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中没有触及的深层次矛盾及新产生矛盾也在伴随显现。对于这种“复杂本体”的分析，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的全景式的哲学思考，深入剖析“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哲学本质，抓住时代的特征，方能在战略上取得成功。

二、“百舸争流”：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所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5]。因此社会革命和变革的时代便伴随着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到来。生产力发展和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导致的，追索“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5]，最终还是“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6 ]。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分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博弈，造就的正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新态势。

21世纪以来，经济重心、政治重心均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转移，世界历史呈现出一种超出预期的复杂性，要求中国必须以“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为“大变局”产生的唯物论基础。一方面需要中国坚定不移地快速提高综合国力以撬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根本性变革，不断提高提高国际影响力，在新的制度建构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中国要协助世界，构建更为合理的世界格局规则体系。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了“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动”四条原则，在今天看来，习近平的超前认识体现出超卓的战略格局和战略眼光。

三、“风物长宜放眼量”：用哲学眼光把握大变局的变与不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寻求并揭示其演变的内在规律，进而本质上获得关于“大变局”的理性认识。进而在变与不变的辩证认识中，运用哲学方法、提炼哲学理念，将表象认识提升到规律性认识，为当下中国和世界认识新特征、把握新情况、抓住新机遇、处理新问题提供系统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就“大变局”表象来看，无论是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以及与此同时伴随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无不深刻地为这个时代标示出“变”的特征。然而，表象的变化并没有真实的掩盖其背后“不变”的本质规律。《共产党宣言》揭示的“资本主义两重性”表明资本主义仍然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问题显露也随着“生产力跨越式发展”而加速显现。资产阶级作为其自身的“掘墓人”正在加速自身灭亡的速度。习近平战略思维善于“把握大势”，历史发展过程中纷繁复杂的表象最终会在历史发展中得以“消解”，资本主义的消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社会主义的胜利最终会以“历史必然性”的“现实化”进程逐渐显现。习近平引用毛泽东“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一诗句，体现的正是对历史大势的精准把握，在坚定不移的战略定力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明方向

“兼相爱、交相恶”是墨子哲学的认识论，也是其方法论。“国与国不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展现出的平等、和谐观念为整个世界的“变局”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矛盾着的双方因“同一性”原则，最终成为世界新秩序建构的指导思想。

在“大历史观”之下审视现阶段的世界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从“东方从西方中独立出来”，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东西方的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以西方率先完成百年现代化进程为基础，进而妄图将“新自由主义”强加于东方，引导东方国家走上一条“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路径中显现出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全球性的资本循环为形式，不断榨取东方国家更多剩余价值；资本的“无序扩张”，将资本与劳动、劳动与人的“异化关系”扩大到世界范围，形成了现存世界格局之下的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进而在东方和西方、资本主義和社会主义、发达国家与后进国家之间形成了“国与国相攻”的“乱局”。习近平敏锐的把握了“大变局”这一特征，在统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抓住“斗争本质”，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智慧，为“大变局”未来发展“愿景”擘画出一幅“兼爱、非攻”的理想画面。

五、“人间正道是沧桑”：积极有为地引导大变局的走向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期间曾引用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来强调“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应有的紧迫感和危机感。面对“大变局”所展现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斗争性和艰巨性，习近平深刻发扬了毛泽东“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大变局”之种种复杂挑战的鲜明态度：世界固然变幻莫测、波诡云谲，但中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解放作出的一系列努力，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希望，不仅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能够积极引导世界发展的走向，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中国式”的贡献。

习近平深刻认识到“大变局”中的中国是能够在积极作为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识变、应变为前提，以主动求变为方法，以强烈的人类文明情怀和世界视野关照“大变局”中的问题，以建设性的积极姿态开创新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M].202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携手同心推进合作-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20.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