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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政策在高校历史类课程中的融合与传播

2022-05-30王学深

关键词:高校课程一带一路历史

摘  要: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紧扣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中东西交流的理念,以整体史和通史形式讲授中国与世界互动交流的具体史实。课程以教学团队集体备课的形式开展教学任务,在教学内容、教材编写、教学方式等方面协同分工,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以文育人”的目的,是高校思政类课程融入“一带一路”政策的有益探索与尝试。

关键词:“一带一路”;历史;中国与世界;高校课程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國,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形成的中华文明不断滋养着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生生不息。与之同时,中华文明很早就已经开始同世界建立起联系,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当今,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和践行“一带一路”政策,有机地将中国与世界整合在一起。这不仅有助于实现“经济全球化”,而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在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1]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是教学团队认真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课程紧扣“一带一路”政策中东西交流与互动的理念,把握“一带一路”的历史内核和新时代内涵,开展课堂教学工作,强调以高校课堂作为传播平台,实现“一带一路”政策知识与理论的立体化传播。

一、《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意义与教学团队建设

《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通识主干课程,共计32学时,2学分。课程以本科生群体作为授课对象,开展团队教学,注重协同合作理念,突出知识普及、文化传承和历史学“知古鉴今”的功能。自课程开创以来,选课人数不断攀升,每学期平均200人以上,课程成为了学校内名副其实的热门课程。

课程教学团队包括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7位教师,包括教授1人、副教授3人、讲师3人,平均年龄42岁,均有3年以上的一线教学经验。此外,团队成员绝大部分拥有一年以上的海外学习与交流经历,有各自重点关注的中外交流区域,包括美国、日本、荷兰、比利时、新加坡等。每位教师根据自己的教育经历和研究领域,形成各有侧重的教学内容。

按时间段划分,古代史部分中国与世界的教学由4位老师构成,包括刘丹忱、王学深、王敬雅、郑云艳,由其分别讲述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近代史部分教学由3位老师组成,包括赵国辉、胡小进、王静。除去按照时限讲述外,每位教师还会引入1-2个专题,具体论述东西方交流的实例和观念认知的转变,如中西书籍交流史、耶稣会士的知识传播、海外汉学的兴起与传播、佛教东西融合与本土化、近代留学生群体等。

教学团队不仅统一备课,同时课题组还集体编写《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教材,严把教学与研究的质量关,将团队成员的共同智慧,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在课堂和书籍上与学生分享。此外,教学团队成功入选中国政法大学第二批“课程思政示范课”,这一成绩为教学团队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化课程示范引领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抓手。

《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紧扣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中东西交流的理念,以整体史和通史形式讲授中国历史上与世界互动的史实,其教学目的是希望选课学生掌握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前沿问题,帮助学生理解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共性和差异性及其形成的根源和过程,进而引导学生积极汲取历史上东西交流的“正能量”。

站在中国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能够为研究历史和认识现实提供不同的视角,以全球视野审视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兼顾中国史与世界史,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和整体史,为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学育人模式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

二、《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的教学内容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今天的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破除了国家之间因地理因素产生的隔阂限制,而且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人们共用的卫星信号,到航空公司的洲际跨洋航线,从多种多样的视讯软件,再到跨越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这些元素无不体现着当下生活的“零距离”状态。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同样频繁与密切,“丝绸之路”“玄奘西行取经”“马可·波罗与利玛窦来华”以及“瓷器与茶叶的外销”,以上均是历史上东西交流的具体内容。在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史事之外,又如玻璃制品的引进、技术的交流、族群的迁移、战争的爆发,甚至是环境的变迁、物种和疾病的传播也都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主题。

鉴于以上所述互动内容的广泛性,以及数千年长河中所发生的无以计数的历史往事,《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教学团队引入“全球史”观念深化学生对历史的认知。实际上,近二十多年来“全球史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十分流行,我国也多有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例如,首都师范大学夏继果教授编辑出版的《全球史读本》[2]就是致力于研究和推广“全球史观”的一种尝试与努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团队会介绍和引用杰里·本特利(Jerry·Bently)的“跨文化互动”理论,以作为理解“全球史”观念的注脚。本特利在他一篇重要的论文《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史分期》(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3]中提出并强调“跨文化互动”的概念。他力图打破国界之间的限制,摒弃“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以更加广泛的社会空间代替传统的国别史研究范式。在本特利看来,这种跨文化的互动使得“世界不只有一个中心,在不同的时期,世界可能有着多个不同的中心,形成了多种不同的传统,因而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4]在这种观念下,本特利所关注的“全球史”内容主要包括:长距离的贸易、物种的传播与交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帝国的扩张与军事冲突、移民与离散社群、疾病的传播以及环境气候的变化与影响等。

《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在学期的教学过程中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教学内容,具体主题包括《孔子与柏拉图治国思想之比较》《中国古代天下观与西方世界秩序观》《丝绸之路与汉唐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宋元的海外贸易与中外关系 》《“西洋风”与“中国热”:明清时期东西文明间的对话与汇通》《西学东渐——传教士东来与西学在华传播》《博览会与近代中国》《晚清中国人的海外旅行与书写》等。

以“丝绸之路”的开辟历史和命名史为例,就可以看做课程教学内容的缩影。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出于军事战略考量,派遣张骞率一百余人出使西域,意图联合西部的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在西行途中,张骞被匈奴人抓获,羁留匈奴十余年,最后逃脱抵达月氏。但是,当张骞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大月氏自西迁后,“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5]最终导致他出使西域的战略意图没有实现。张骞在无奈东返时又被匈奴俘获,拘留一年时间,最终回到汉朝。虽然张骞出使西域没有达到联合月氏抵抗匈奴的军事战略目的,但是他却掌握了大量前所未闻的关于西域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加强中原和西域的交流,甚至为打通中国和西方贸易交流和物种交换的陆路交通奠定了基础。所以,历史学者将张骞出使西域称为“凿空”之举。由此形成的途经天山南北的西域北道和西域南道以及众多小线路所形成的联通东西的陆路交通网络,将我国两汉时期东西方的汉王朝、贵霜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联通起来。

“丝绸之路”這一概念虽然为世人熟知,但却并非张骞出使西域后就立刻出现的概念,而是将近2000年后,在公元1877年由德国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提出的。他用“丝绸之路”一词来指代汉朝丝绸外销的线路,但却不包括汉代以后的历史。另一位德国人赫尔曼则直接将“丝绸之路”一词用于他在1910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标题中。虽然在著作中赫尔曼对于李希霍芬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的时间和内容总结有误,[6]但却使得这一概念广为人知。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赫尔曼著作的传播,国内外学界已经逐渐出现“古丝商之路”或“蚕丝贸易通路”等说法出现,此后又出现“丝道”“丝路”等提法并广为传播。据学者邬国义的研究,“丝路”的概念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逐渐出现在当时的中学地理课本之中,使得“这一时期已经约定俗成地称为‘丝路或‘丝道,其概念业已进入大众视野,传播普及到了广大的学生和普通民众层面。虽说此后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其名称和基本概念仍保留并传承下来”。[7]

“丝绸之路”绝不是一条单一沟通中西的道路,而是指代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之间、贯穿欧亚的道路网络。荣新江指出,“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其所连接的空间“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中亚、南亚的交往,还包括西亚、地中海世界,以及海上丝路所连接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8]对于张骞此行的意义,刘迎胜认为“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波斯和相继而起的亚历山大政权将驿站体系和交通网络从西亚延伸至欧洲,而张骞出使西域则将连通亚欧交通的东段路线构建起来”。[9]

以上释义就是课程讲授内容的片段,不仅让学生了解“丝绸之路”的开辟历史,而且理解“丝绸之路”名称的演化史。此外,课程还会讲授汉唐的贸易与人口的流动、火药的传播与热火器的应用、科学技术的东西互鉴、佛教的传播与本土化过程、物种交流与交换、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郑和下西洋与朝贡体制的形成、东西方人员的交流互访以及宫廷内的西洋风等。在全球化时代,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国际性的宏观视野和包容差异的开明心态,而上述通识主干课程有助于该目标的实现。

三、《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的教学手段

课程以线下教学为主体,融入线上教学手段,形成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传统线下教学过程中,按照教学团队成员每人两周,依次接力授课的形式展开教学工作。其间,教师不仅有多媒体教学手段,而且有设定的讨论互动环节和VR引入尝试环节。具体而言,多媒体教学手段主要向学生展示历史上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考古发掘品图片、视频,以实物的形式让学生直观感受历史上中国与世界交流内容的丰富性。在具体互动讨论环节,教学团队会设计具体的开放性问题让选课学生讨论,甚至是辩论。在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中,让学生切身感受文化的传承与交流。VR引入环节主要是对现存清代宫廷内的一些含有西洋元素的原状陈列给予展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参看宫廷内的西洋钟表,“驻足”在融合东西方建筑形制的灵沼轩前,欣赏郎世宁融汇东西的绘画技法。再如利用电脑三维复原图,向学生展示圆明园的大水法、线法桥和海晏堂等建筑。传统线下教学方式令听讲人代入感强,互动直接,连贯性好,也是目前课程最为主要的授课方式。

在传统教学方式之外,近两年来“线上教学”成为线下传统教学的重要有机补充。它的特点是互动及时,课堂活跃度高,不受气候、传染性疾病等客观环境的影响。许多在传统课堂中不愿参与讨论或不敢提问的学生,由于线上教学的引入,减少了提问的顾虑,更加自由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以文字、语音、表情等形式和授课人展开交流。目前课程采用“超星学习通”“腾讯会议”“雨课堂”和录屏等多种方式开展,保证了高效、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例如,在课程的第三、四周,笔者利用学习通讲授“全球史观”和具体史实。在此次课堂中,学生相较于传统线下课堂,更加踊跃地参与到课堂讲授中来,不仅在线上留言区有很多评论,而且会主动提出问题或看法,对授课内容和效果给出及时反馈。这种反馈可以更加高效地对教学方式进行调整,相较于传统学期末的统一反馈节省了大量时间。因此,基于教学大背景,今后课程将保留和进一步丰富“混合式教学”方式,将“直播课堂”作为线下教学的有益补充。经过数年的连续教学积累,《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将进一步探索慕课的可能性,逐渐将课程实现全网络化,以达到更大范围推广课程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课程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还计划开展“读书分享会”环节。课程在开设前两周,教学团队的每位老师会给出专业阅读书目,形成一份大约50本的选读书单,包括刘家和著《古代中国与世界》、阎宗临著《中西交通史》、梅天穆著《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欧阳泰著《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卜正民著《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宿白著《考古与东西交流》、容闳著《西学东渐记》、汪荣祖著《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马敏主编《博览会与近代中国》、张西平著《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等等,囊括古今中外的诸多名家名作。课程教学团队力图改变原来期末一次性考核模式,鼓励学生在书单中选取一本自己感兴趣的著作,让学生在课堂设定的周次和全体同学分享,其内容包括作者简介与学术理论、著作的主要内容与核心观点、閱读所得与著作的优缺点等。这样不仅锻炼学生勤于思考、勇于表达的能力,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次完整的过程性考核成绩,进而淡化期末考核的比重和“一锤定音”的考试理念。

四、结语

《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紧扣“一带一路”政策理念,让学生清晰地看到了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形态与融合趋势。正是在“全球史”的观念下,东西方超越了边界,跨越了文化,克服了距离的阻隔。从贸易互通到文化交流,从军事技术到医学典籍,从物种交换到族群迁徙,所有这些内容都构成了全球史观念下中西互通的内容,而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参与其中。以史为鉴,是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以高校课堂作为平台,更好地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动“一带一路”政策具体结合。“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时,我们更应该积极汲取历史智慧,“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更好地发挥与传承历史上中国与世界交流、互动的经验,共绘“无问西东——共享未来”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 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N].人民日报,2016-05-01(01).

[2]夏继果,(美)杰里·本特利.全球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Bentley, J. H. . (1996).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3), 749.

[4]魏凤莲.新全球史与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史观[J].史学理论研究,2008(02):144-147.

[5]班固.汉书(卷61)[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88.

[6]杨俊杰.“弄丢”了的丝绸之路与李希霍芬的推演[J].读书,2018(05):26-34.

[7]邬国义.“丝绸之路”名称概念传播的历史考察[J].学术月刊,2019(05):145-167.

[8]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

[9]清华国学院.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7.

责任编辑  邱翔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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