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吉尔曼的《她乡》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均描写了三个男性进入女儿国的奇异旅行。这两篇小说在描写女儿国时情节设置类似，均批判了父权制社会，也都提到了女性气质的建构。只是，李汝珍笔下的女儿国仍是二元对立机制，吉尔曼笔下的女儿国只是单一性别的理想国度。两种女儿国的差异产生与两位作者所处时代及他们各自的思想意识有很大关系。通过对比两个女儿国的异同，分析两位作者所受局限，有助于探寻构建一个两性平等、和谐共存的理想国度。

关键词：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李汝珍;她乡;镜花缘;女儿国;男女平等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女儿国仅仅是文人骚客们编造出来的一个名词和一些故事。事实上，现实中确实有女儿国的存在，除了世代在泸沽湖旁边居住的摩梭部落，在我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也都存在过女儿国。据资料记载，女儿国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与吉尔曼创作的《她乡》类似，国内完全没有男性存在;另一种与李汝珍创作的《镜花缘》中的女儿国类似，这类女儿国男女共处，男女性别、容貌几乎与传统男权制社会完全一致，只是男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都与传统男权制社会完全相反，这类国家以女权为核心，在形式上可称为母权国家[1]。

国内对《镜花缘》的研究要比《她乡》更广泛些。早在20世纪时，很多评论《镜花缘》的文章已存在，汪龙麟在其《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中作了详细介绍[2]。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之后，《镜花缘》更是研究热点。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她乡》的文献相对较少。学界一般视《她乡》为一部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有多名学者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有学者从语言与性别关系的角度切入，阐释《她乡》中的解构与重构现象，也有学者将它与其它小说进行对比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她乡》和《镜花缘》中女儿国的异同，分析两位作家创作这两种女儿国时所受局限，指出他们所构建的女儿国的不完美之处，并展望一个男女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

一、类似情节刻画反男权女性

（一）《镜花缘》中女儿国与《她乡》中女儿国情节简介

《镜花缘》是清代李汝珍的作品，该小说前半部分讲述了怀才不遇的秀才唐敖与船夫多九公、商人林之洋三人周游海外的传奇故事。女儿国的故事出现在唐敖、多九公和林之洋三人海外历险过程的中后段（小说第32至37回）。初到女儿国时，唐敖因听闻唐三藏西天取经路过女儿国时差点被女国王留下，所以不敢上岸。多九公解释说此处的女儿国原本有男子存在且也是男女配合，只不过“内外之分，却与别处不同”[3]153。经过多九公解释之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唐敖决定进入女儿国以领略奇异之国的风景。他们三人离船上岸后，发现此处女儿国果然是女主外、男主内，处处是女尊男卑的景象。国王为女性，官员为女性，女性掌控国家政权。在唐敖、多九公和林之洋三人逗留女儿国期间，长相俊美的林之洋去皇宫做生意时被女国主看中并强纳为妃，险些被困女儿国，后因唐敖治水有功才将林之洋解救出来。三人心怀惧怕离开了女儿国。

《她乡》是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作品，和《镜花缘》类似的是，《她乡》讲述的也是三个男人出于好奇进入女儿国的故事。严谨客观的社会学家范·戴克、大男子主义的地理学家泰利和温柔多情的植物学家杰夫三人加入了一个科学探险队，参与了一次丛林探险。探险途中，向导提道当地有一个全是女性的神秘国家。受好奇心驱使，范·戴克、泰利和杰夫决定驾驶飞机深入密林，一探究竟。三人误打误撞进了她乡，分别对三名当地女性产生了爱慕之情，并与之步入了婚姻殿堂。后来，泰利在其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企图强暴妻子，被逐出女儿国。范·戴克带着他的妻子也离开了女儿国。杰夫则完全接受了女儿国的生活，留在了她乡。

（二）《镜花缘》中女儿国与《她乡》中女儿国情节的比较

这两个女儿国故事，不仅采用了类似的“探险—逗留—离开”的情节，而且均表达了作者的反男权制思想。两部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深刻印证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形成的[4]。两个女儿国中的女子身上都不再有男权意识里女子应有的“女性气质”。

《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女子掌握国家政权，女工精明能干。女子从事男权意识里男性才能从事的打铁造器具之事，做得比男性更出色，且比他们更易于沟通，“这些工人，只消略为指点，全都会意”[3]171。反观那些男子，因当地风俗，全都涂脂抹粉、穿耳缠足，行动时似弱柳扶风，腰肢颤颤巍巍。走到人多繁华处，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十分娇羞。男女本没有严格意义上必须有的气质，只是男权社会中女性为了更好地生存而逐步形成了“女性气质”。在女儿国中，奉行的是女权意识，所以，那些天生的男子，后天逐步形成了男权意识里的“女性气质”。正如凯特·米勒在其《性政治》中向我们揭示的一样：男权主义的运作策略是男性通过在意识形态、经济、心理、教育等各个方面向女性灌输“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并不断进行巩固，直到女性将其内化，认为这种性别秩序普遍存在且不可改变[5]。

《她乡》中的女儿国，女性与男权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相似处。“女性气质”基本荡然无存。在体力方面，《她乡》的女性跟男性相比毫不逊色，“这些女人明显的身手矫健，完全称得上敏捷有力”[6]26。在气质方面，她们个个才华横溢，既精明能干又理性果敢。值得一提的是，在几乎完全没有男性存在的她乡，女性的才能发挥得淋漓盡致。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文明创造高度完善，其中，环保、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均有独到之处。严谨客观的社会学家范·戴克在了解了她乡人创造的成就后，表达了他对她乡人的赞美。他盛赞她乡人没有战争，没有阶级统治，所有人像姐妹般平等，一同成长，且成长方式“不是通过竞争，而是依靠团结合作”[6]66。

二、不同体制反映受局限作者

两篇小说里的女儿国都反对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也都刻画了一群精明能干的女子。可是，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女儿国推行的仍是封建意识形态下的二元对立思想，仍有性别尊卑和阶级差异。而吉尔曼的《她乡》，没有男子的两千年是一个相对更加和谐的社会，而当男子再次出现时，则显得不那么和谐完美。

（一）《镜花缘》中女儿国：二元对立

《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女性被解放，不再被禁锢家中，不再为了取悦男子而缠足穿耳、涂脂抹粉。可是，与此同时，女儿国出现了由男人转变而来的男权意识形态下的“女人”。这里所说的“女人”不是指生理性别上的女性，而是指带有社会和文化特征的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林之洋在女儿国由男人变“女人”的过程，揭示的正是男权社会中女人是如何变成“女人”的。林之洋本是有江湖豪情的男子，到了女儿国，他被女国主因缘巧合地选作妃子，之后的痛苦遭遇让人看了不觉心寒。在他尚不知自己被女国主看上时，就已被女儿国中力大无穷的男宫娥脱光了衣服，强行换上凤冠霞帔，戴上簪环首饰。在知道自己被选为妃之后发生的一切更是让他叫苦不迭。他先是被几个身材健壮、满嘴胡须的中年男宫娥不由分说地穿耳、缠足，后又因不服从女国主统治被毒打，且倒悬梁上。他所遭受的一切折磨只为使他屈从于女国主，甘心做她的男玩偶。

在李汝珍描绘的女儿国中，女性可以作为主体存在，但是男性却被迫沦为玩物或附属品。这样的女儿国，是女儿的天堂、男子的炼狱。在这种体制下，久而久之，男性会不满、会感到压抑，会有和男权社会中女性一样的遭遇和感受。女儿国的描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李汝珍自身所处时代及他的个人意识对他所塑造的女儿国的局限。他所生活的清代，虽逐渐萌生了对女性的关注，但那毕竟是一个男权意识形态极其盛行的朝代，李汝珍作为男性，即便愿意积极为女性争取更好处境，却也极难真正为女子代言。他笔下女国主的蛮横也反映了这一问题。他笔下的女国主，只顾个人喜好，看上林之洋便强行纳他为妃，不管他是否愿意，是否已有配偶。林之洋实在难以忍受，拒绝被缠小脚时，便被下令杖责或倒悬梁上。女国主的种种暴君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李汝珍的个人意识：女性不适合执掌国家政权。这显然是他受自身的男权意识影响，觉得女子不应参政。他可以通过想象勾勒出一个女权至上的社会，但仍无法从真正意义上摆脱男权社会奉行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因此，在他的女儿国里，仍有封建阶级和性别压迫。

（二）《她乡》中女儿国：单一性别理想国度

《她乡》中的女儿国，没有了阶级，没有了被女性化的男性，但她们对待男性的方式，表面平等和谐，背后仍存在一种不和谐的权利模式。范·戴克、泰利和杰夫出于好奇误闯她乡后，被她乡向导强迫同行，当泰利企图挣扎时，“立时被五个女人抓住，每个人或抓手或抓脚或抓头”[6]27。三人被抬进一间内厅，并被她乡人用麻醉药迷倒。三人醒来后，发现他们已被囚禁，“五人小组明显地是为了防范我们逃脱”[6]32。她乡人的完全平等似乎只适用于女性，对外来闯入的男子，她们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监控。虽然她们给范·戴克、泰利和杰夫三人提供舒适的住所、可口的饭菜，可并不为他们创造平等自由的生活环境。对三个男士来说，她乡最多只能算是舒适的牢笼。此外，她乡人还在他们满足口腹之欲前，强行对他们进行教育。泰利脾气暴躁，不堪忍受她乡的各种遭遇，意图带领范·戴克和杰夫逃脱，结果又被她乡人“平静地”带了回来。以多欺少的平静，对误闯女儿国的三个男子来说，不是真正的平静，而是实属无奈。

三个男子与她乡的三个姑娘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并步入了婚姻殿堂。假如婚前的各种不愉快是因为她乡人两千年来不曾接触男子而对三位男性好奇、对他们来自的那个陌生世界好奇，那么婚后种种不和谐则透露出一种别样的男女不平等、不和谐的权利机制。文化的差异引起了三个外来男子与她乡姑娘对于家庭及婚姻意义的不同理解，继而使得三人的婚姻矛盾重重。范·戴克和杰夫用各自的方式避免了冲突的发生，然而大男子主义又脾气暴躁的泰利则采用武力方式迫使妻子服从于他，被判处驱逐出她乡。泰利被驱逐，表面上看是她乡的女子获得了胜利，维护了她乡的安全，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泰利被驱逐实际上是不同于男权至上和女权至上的另一种权利机制。杰夫归顺了她乡，接受了她乡文化，正如男权社会中女性将男权文化内化一样内化了她乡文化。范·戴克和泰利最终离开了她乡，标志着父权文化在她乡惨遭颠覆，被迫向她乡文化低头。三个男子的出现及他们最后的去留并没有打破男女二元对立的局面，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吉尔曼虚构的她乡，是女子的理想王国，而不是一个两性平等、和谐相处的社会。

三、结语

《镜花缘》中女儿国解放了女性，却使得男性沦为被压迫对象。《她乡》塑造了一个只有女子的理想国度，可当男子出现时，她乡人要么将其同化，使其完全认同她乡文化;要么将其驱逐。两个女儿国，男女都无法和谐平等地相处。假若社会朝着以上两种女儿国的任何一个方向发展，日久年深之后，男性必将像男权制度下的女性一样逐渐产生反抗意识，继而进行各种斗争。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在其文章《娜拉走后怎样》中对“娜拉”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后的前景所作的冷静预见。鲁迅先生指出，从事理上推想，“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7]。男权意识将造就无数女娜拉，女权意识也会造就无数男娜拉。所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彻底摒弃男女二元对立思想，主张并实践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和谐共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曾鸣.女儿国：男权社会的反讽[D].成都：四川大学，2006.

[2]汪龙麟.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61-66.

[3]李汝珍.镜花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Beauvoir，Simone de. The Second Sex[M]. H.M. Parshley trans. New York：Knopf，1952：267.

[5]Miller，Kate. Sexual Politics [M]. London：Virago，1977：23-57.

[6]吉爾曼.她乡[M].林淑琴，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7]鲁迅.狂人日记[M].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9：80.

作者简介：赵秋玲，硕士，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