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党组织中党员的思想状况及形成背景

2022-05-30王苏林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22年10期

[摘要]郑超麟作为党的早期工作者，曾在欧洲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长期参与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工作。郑超麟较早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加入党组织，其所著《郑超麟回忆录》对党的早期活动作了丰富翔实的记录，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意识形态演进及对部分历史细节的考证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旅欧学生；五四运动

[作者简介]王苏林，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19。

[中图分类号] D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2）10-0032-05

一、《郑超麟回忆录》中旅欧学生的思想状况

（一）旅欧学生群体内部思想状况的嬗变原因

1.儒家学说正统地位受到冲击

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国的旅欧学生，尤其是旅法学生，相当多一批于1919年五四运动后离开中国去往欧洲求学，希望借助西方相对先进的科学知识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国。

绝大多数旅欧学生在出国前思想受到五四运动中新思潮的冲击，并逐渐对以儒家经学思想和诗词歌赋为代表的旧学产生怀疑，转而更加注重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了解和研究。这些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旅欧学生视野更为开阔。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记述，载有众多中国学生去往欧洲的船上，各地学生都有，其中以南方人居多。学生之间交换读物借以打发时间，《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是非常流行的，这些宣传新思想的杂志在学生间有较大的影响，学生们常常互相传阅这些杂志。①从中国去往欧洲大陆的数十天旅程中，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新思想以报刊为载体在留学生群体间广泛传播开来，新思想的革命性对深受传统儒学熏陶的学生冲击很大。

对旅欧学生影响最大的刊物当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郑超麟第一次看到陈独秀对孔子的批判时是十分震惊的，郑超麟回忆说，“有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次看见陈独秀文章，我想定又是讨论这个问题了。看到后面，才知道是根本反对孔子。读书人反对孔子，古已有之，《庄子》里面不是有许多反对孔子的话么？但激恼我的，是文章最后几句话。作者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文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学写日记。这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②但是，渐渐地，鄭超麟和同学们愈加对新学感兴趣，郑超麟回忆道，“于是同学们中大多数，无论福建人，或是外江人，都渐渐闭口不谈孔学，转而议论起德先生同赛先生了”，之后作者又回忆说：“《新青年》杂志，以及这一类杂志，从此吸引了我，愈有反感，愈想借来看，渐渐地对于线装书不感兴趣了。十二月七日在马赛登陆时，我的外表虽同香港上船时一样，内心则完全改变了。潜伏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从此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再不是父师及其他长辈给我安排的家族链条中一个环节了。”③在到达欧陆后，学生们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了相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社会人文理论，加之较国内更加自由的气氛，儒家学说更是被青年留学生们遗忘在一边了。

2.民主科学代替儒家思想成为青年精神生活主流

五四运动的意义，除去在行动的层面上，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武器施展对北洋政府的批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救亡运动。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引发了广大青年学生思想领域重大变革，思想上从此变得进步了起来。

自五四运动开始，民主与科学成为了中国青年们的共同精神追求。这一点，能在郑超麟的记叙中找到佐证，他说：“幸而五四运动救了我。我说的不是打章宗祥的，罢课游行的，抵制日货的，爱国的五四运动。我说的是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同梦魔似地压在我身上的孔子道统被我踢开了，连带着做这道统补充品的老庄哲学也被我抛弃了。从此我只过着一种生活，我所行的只是我所思想的。而这是经过严肃思考和内心斗争而达到的，并非为了趋时和从众。”④

五四运动唤起了学生们的爱国意识，使得学生们作为实践主体深入社会参与政治。正所谓不破不立，在探索救国道路的实践中，束缚他们意识形态的藩篱——儒家思想也被冲破了，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旋律的各路近代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内容成了相当一部分青年精神生活中的主流，无论其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的。

在欧洲，留学生们一面学习外国语言文化融入当地社会，一面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只潜心于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解放等观念，亦有不少学生对科学技术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郑超麟本人就一度对微积分等数学知识产生了极大兴趣，并翻译了相关数学书籍。当然无论这些学生更着眼于自然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社科知识，毫无疑问他们当中大多人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也将会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作出一定的贡献。

（二）旅欧学生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历史性结合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近代落后的民族与国家带来的示范效应，五四运动中大放异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旅欧学生中掀起热潮，这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的革命精神在异国他乡学子群体中的延续。

许多青年学生在旅欧期间思想进一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学生间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与传播的日益广泛，使得一大批中国旅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好感乃至于产生了信仰。这对于日后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为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奠定了人员基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对旅欧学生的后续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郑超麟在回忆录中写到：“同行的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半年，一年之后，几乎全体都会写白话文，都会谈新思潮，甚至也有人走到共产主义来了。”⑤

正如任何意识形态最初的流行一样，一种思潮的信奉者，不免有一些人是人云亦云的，实际上并不十分了解自己所选择信奉的意识形态。对于共产主义这样当时颇为新潮的主义，有的信奉者，并不十分了解，有的对共产主义只是跟风或者抱有好感，或是受周围的人影响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郑超麟在书中记载过这样的情况：“熊雄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向我津津乐道这项事业。他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个人恐怖的，实在说他至死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⑥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有的青年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抱有好感的，不少无政府主义者都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例如在描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的时候，郑超麟记叙到：“父亲是民主主义者，儿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父亲在中国前进到共产主义，儿子在法国也退回到共产主义来。”⑦旅欧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在半工半读的生活中同无产阶级群众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最终于1922年6月一同团结在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旅欧少年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应被看作是彼此独立的关系。旅歐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与国内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认真聆听自国内新来欧洲的党员所汇报有关国内党的情况并讨论，积极组织党员学习国内党组织的各项会议精神与革命的阶段方略。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在回国后身份亦转换为党的早期领导人或工作者。无论是旅欧少年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两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理论遵循，并且通过斗争的方式排除了组织内部的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

二、旅欧少年共产党党员的思想状况

（一）“意识形态战争”：共产主义者战胜党内无政府主义者

辞去北大教职的陈独秀在上海组织起半工半读组织，一同组织起来的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但为争取组织合法化，故而没有公开采取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因此混入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者。乘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的大好形势，在第三国际的支持下，很多青年团成员由中国共产党委派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存在已久。⑧在东方大学，少年共产党成员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他们与混入党组织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错误思潮展开了坚决斗争。根据郑超麟的记述，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由中国来苏联的青年团内部就存在着，少年共产党与少年团两方人员在东方大学的会师则把这个斗争推向了高潮。

据郑超麟描述，东大“旅莫支部”内的斗争早已进行了数轮，并将大量非共产主义者过滤了出去。1923年东方大学青年团的人员构成已经以数次斗争后的面貌呈现，无政府主义者们失败了并被排挤了出去，他们回国后就退出了革命运动，胜利者也有回国的，但大部分留了下来。东方大学中国学生内部的斗争既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这两种思想间的斗争，也夹杂了学生中两种意识形态拥护者在组织上的斗争。郑超麟将失败者与胜利者划分成两个群体：前者表现为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威权的，但不坚定，性格柔软，倾向于空谈；后者表现为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威权、容易屈服于威权。尽管这种概括体现了鲜明的郑超麟个人观点，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失败者大多是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而胜利者，也未必如郑超麟所形容的这般平庸，只能说明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是从普通的青年学生党员做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工作中逐渐迈向成熟。

东方大学乃至整个苏联的革命热潮都在高涨，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倾向与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无处藏匿。在斗争中前一类型人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若以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也未免过于夸大了，因为二者的支持者出身的社会阶级相差不甚远，引导斗争的主要因素本质上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较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有了具象化的表现——两种意识形态各自拥护者之间的主义之争在这里爆发了。在中国留学生当中，这包括自西欧辗转而来的与原本就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两种意识形态的分歧无法得到调和。

意识形态对人的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否兼容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这两种意识形态所掌握的群众分别属于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在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掌握着无产阶级群众，而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则掌握着小资产阶级乃至部分资产阶级的群众，这两种群体又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表达不同的诉求，他们对立着的观点在阶级的斗争中暴露无遗。

（二）东方大学留学生党员坚决维护中共中央

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凡由中国来到莫斯科留学的党员，均参与党的组织生活，这种组织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的组织下进行，虽然这种组织生活未必是合乎规定的，因为据作者提出：“按照第三国际章程，一国共产党员居住他国，就应当参加他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既然在莫斯科，就应当由中国组织证明和介绍，编入俄国组织，而不应当在俄国设立什么支部。旅莫支部是怎样存在的？它是合法的吗？”⑨尽管郑超麟的观点具有局限性，也未从中国留学生党员们对党的组织生活的需求角度出发，故而不完全合理，但作者给出了第三国际的相关规定作为其观点的依据。可见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展了党的组织生活。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张太雷给东方大学支部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彭述之召集全体会议作报告。旅莫学生们得知了李汉俊在三大上反对加入国民党，两党实行党内合作，推进全国革命的战略决策部署，都纷纷表示反对李汉俊的主张支持中共中央推进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旅莫学生党员们都纷纷支持党中央的决策，表示赞成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初级阶段，国共两党分别作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为了共同的敌人，即封建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买办地主势力，有必要进行一致的联合，这次会议，充分显示了早期党组织内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全党维护中央，几乎没有人赞成反对者的意见。

（三）列宁逝世前后苏联意识形态话语权乱局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

马恩逝世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难以取得较大突破，唯独在俄国开花结果，列宁则成了最为群众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主义事业的领袖。

1924年初，因遇刺而留下后遗症并饱受折磨的列宁基本已经失去活动能力。在苏联，几位苏共领导人已经展开了就由谁来作为列宁遗志继承者的争夺，这也对相当多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对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对于留学生当中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无论谁当选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和苏共总书记，当选者必定会对当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部分内容作出具体的调整或表现出某些倾向的规定。

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几位苏联领导人纷纷试图扩大自身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影响，这样做自然是希望对未来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学生产生影响。于是接下来几个月中，几位领导人纷纷到东方大学发表演讲，但只有托洛茨基主义受到了最明显的抵制：“渐渐听到俄罗斯共产党内部发生争论的消息。我们这个‘斯大林大学共产党支部，是莫斯科反‘托洛茨基主义最激烈的少数支部之一。”⑩几位苏共高级领导人用演讲的方式于是乎将中国留学生党员的思想轮流清洗了一遍，这对于学生党员们后期回国后意识形态的分化埋下了种子。

三、国共合作破裂前后的党员思想状况

（一）黨员普遍对北洋军阀的强烈斗争意愿

1924年底，郑超麟奉命回国到上海。此时的中国，无论关注政治的人还是各党派的成员，普遍觉得中国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大家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普遍高涨。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在共产党组织内部尤为突出，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对于革命运动是利好的：首先，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衰落，其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裂，眼看已经无以为继。其次，自鸦片战争几十年以来，一支新的社会力量产生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即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支革命的进步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且在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这鼓励了全国相当多的无产阶级群众，且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乃至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都消除了对北洋军阀的恐惧并希望大革命到来。面对此情此景，党内众人依据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很容易产生乐观的判断，认为是时候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或阶级战争来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全国一统了。

（二）合作破裂前党内思想路线分歧：两条路线之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国民党进行革命工作，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等也曾一度在国民党中央部门任职。今天看来，这个举措是适应当时革命工作实际需要的，但最后错在放弃了党在革命中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导致最终革命成果被蒋、汪反革命集团窃取，以至于最后宁汉合流，革命失败。

但是在当时，能否说是赞成与国民党展开党内合作的意见是压倒性的呢？从《郑超麟回忆录》的记述来看，事实并非如此。郑超麟在书中回忆：“第三次大会中，马林要求正式议决这个路线。他遭遇反对。反对的，不仅有李汉俊、而且有张国焘，甚至陈独秀。最后，马林拿出了第三国际命令。”?可见在当时，党的高层中，的的确确是存在反对意见的，但是并不能据此假设倘若执行了反对者们的意见会怎样，因为历史容不得假设，亦无法假设，历史向来是单一向度的。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到印证：党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是缺乏一定独立性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也在回忆录中得到了作者较为中肯的评价：“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那样的政府，因之需要第三国际及其中国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的存在，则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在这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分歧与交锋中，为什么另一条路线没有被得到采纳，郑超麟给出了当时不少人的看法：“苏维埃外交利益就是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利益。”对此，郑超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是，事实上，恰恰从那几年起，苏维埃外交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开始分离了”。?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显然也意识到了不能完全以苏联的角度来考察指导世界各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第三国际在20世纪40年代也解散了。

（三）合作破裂后党内意识形态分歧：主流与托派之争

1927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组织的处境一时凄惨无比，党员被抓被杀者很多。

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方面而言，革命失败的原因，今天基本能认定主要责任在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在当时，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一开始就不应该与国民党方面合作，与国民党合作完全是错误的，也是没必要的，因为新成立的国民党除了沾染孙中山的名气以外，完全就是一个空壳子，共产党人自己能做的事情，完全不需要借助国民党的名义。

一方面，包括郑超麟在内的党的一部分人开始重新思索革命性质的问题，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认为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认为革命失败后，应该采取国民议会的斗争策略，因为从理论上讲，国民议会斗争对应资产阶级革命，而斯大林提出的苏维埃口号则与斯大林自己也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相悖，托洛茨基就显得更高明了。而且因为托洛茨基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从结果来看，似乎是托洛茨基更加有先见之明，于是党内此时有了很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除此之外，可能鉴于反革命大屠杀后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党员所受心灵创伤过于巨大，认为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共中央没有诚心诚意地帮助中国革命事业，而是基于苏联利益的角度来错误地指导中国革命，于是这些悲观的党员也一股脑地接受了托派主张。

另一方面，随着朱毛红军在湘南赣西井冈山地区活动，党内少部分同志“都感到了‘红军问题的危险性，害怕党会因此抛弃正当的革命工作，完全去做军事冒险，结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而成为代表农民，甚至土匪的党”。?显然，郑超麟在内的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死板与教条，他们无法理解在中国怎样由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他们拘泥于“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表象，主张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毛泽东对此作过解释：“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他联合。”?

八七会议及中共六大以后，陈独秀、郑超麟等人渐渐成为了党内的反对派，他们以托洛茨基主义来对抗党中央。从1929年起，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分子们开始逐步有意识地结合起来组成反对派，准备从理论和组织上分裂出去，他们同党中央实际上已经分裂了。1931年“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从党组织中作为托派分子分裂出去了。这个党派以陈独秀为首并吸纳了托派分子以及一部分非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反政府人士，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郑超麟晚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撰写了《怀旧集》等回忆录。

[注释]

①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51页.

②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64页.

③⑤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65页.

④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68页.

⑥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80页.

⑦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77页.

⑧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26页.

⑨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2页.

⑩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页.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10页.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