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这么早来电话？！”正在准备早餐的母亲抱怨着冲出厨房，拿起话筒。接着，她的脸色变得非常严肃。她认真地听着，不停地点头，却一直到最后才开口说话。“我当然会去。”她肯定地说。

电话是她的一个堂妹从广州打来的。她告诉我母亲，她们独自住在长沙的姑妈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她最后问我母亲，会不会去参加她们姑妈原来任教的那所著名中学为她筹划的追悼会。

而我母亲从来就不喜欢应酬，近些年来，对奔丧更是相当忌讳。就在前一天下午，她还用悲观的语气与我谈起故乡。她说她越来越不愿意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因为到了她这个年纪，来自故乡的消息都不是好消息。接着，她又激动地说她已经决定将来不再参加任何人的追悼会。

不过，我母亲说的“当然会去”还真是让我有点感动。我马上想到她这位终身未婚的姑妈是她父母双方众多兄弟姊妹里最后一位离开的。她的离开不仅意味着我父母双方上一辈的近亲已经从这个世界彻底退场，也意味着我们家与故乡关系的进一步简化。

接着，在吃早餐的时候，我母亲突然问我已经多久没有回过长沙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已经有十多年了。

我们在举行追悼会的当天清早到达长沙。第二天上午，我母亲按原来的计划去看望她当年就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时最好的朋友，而我按原来的计划去寻找当年长沙城里名声最大的米粉店。长沙米粉是我认长沙为故乡的两大理由之一。不管身处何处，关于米粉的记忆总是唤起我思乡的感觉。毫无疑问，如果能够重新品尝记忆里那种米粉的味道，我就会再次体验到回家的温馨和喜悦。

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那家米粉店。我的大方向当然没错，但是走着走着，我发现城市的所有街道都变得“徒有虚名”，与我记忆里的现实完全脱节。而当我最后站在那家米粉店原来所在街道的入口，更是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只是一条约三米宽的小路，现在怎么变成了将近二十米宽的大道？我仍然跟随着受辱的记忆左转，沿着那条“同名异构”的街道走了一段，到最后肯定自己不可能再如愿以偿。我绝望地在那块巨大的广告牌前停下脚步。我不想再看到这座我自以为最为熟悉却已经变得完全陌生的城市。

我拦住一辆出租车，报出酒店的名字。车刚在酒店门口停稳，我就看到我母亲正从酒店大堂里走出来。我匆匆下车拦住了她。她说她想去找一个地方吃午餐。我好奇她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没有留她吃饭。她失落地说：“我特意没有事先通知她，想给她一個惊喜。没想到，她得了帕金森，连我是谁都已经认不出来了。”母亲说她与朋友的儿子简单交谈几句就离开了。

就这样，我们根据酒店服务员的推荐，一起垂头丧气地走进了位于酒店后面小街上那家新开的米粉店。

我向店主打听那家百年老店的下落。店主露出诧异的表情，说想不到现在还会有人问起那家米粉店。他接着说，因为城市大规模改建，那家米粉店在三年前就已经拆迁，搬到靠近江边的大农贸市场旁边的美食街上去了。他继续说，其实拆不拆迁对它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几经转手，店的声誉和米粉的口味都一落千丈，已经到了要关门的地步。他敢担保现在长沙城里的任何一家米粉店都比那家店的口味要好。“时代不同了，”店主在将米粉端上来的时候不无得意地说，“现在的长沙已经不是从前的长沙了。”

我和母亲相视苦笑一下，接着又都看了一眼我们面前冒着热气的大碗。我相信跟我一样，她也马上就看到了店主最后这句话的证据。我们根本不用伸筷子，就完全可以肯定大碗里盛的已经不是“从前的长沙”的米粉，那令人回味无穷的米粉。

（选自2021年第6期《作家》，本刊有删改）

—— 鉴赏空间 ——

中国人对故乡有着独特的情感，于是故乡也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鲁迅的《故乡》写于1921年，薛忆沩的《故乡》写于2021年。如果说鲁迅的《故乡》敲醒了千年的乡愁旧梦，那薛忆沩的《故乡》则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时代快速发展下乡愁无处安放的图景。

—— 读有所思 ——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南朝诗人江总将故乡情寄托于那篱边的菊花。同学们，请结合文章，说说两位作者分别借助哪些事物来寄托那浓浓的故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