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讲述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无情而深刻地抨击了法庭、监狱、官僚机关的腐败与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和反动官吏的残暴昏庸，撕下了官办教会的伪善面纱，描绘出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农奴制统治下的俄国的社会图景。

聂赫留朵夫由传令兵护送着，又来到路灯昏黄的院子里。

“上哪儿去？”一个押解兵迎面走来，问护送聂赫留朵夫的传令兵说。

“到隔离室去，第五号。”

“这里过不去，锁上了，得穿过那门廊。”

“怎么锁上了？”

“队长锁上的，他自己到村子里去了。”

“哦，那么往这儿走。”

传令兵领着聂赫留朵夫往另一个门廊走去，沿着铺木板的路来到另一个门口。聂赫留朵夫走近去，推开门。空中弥漫着熟悉的粪便和煤焦油的恶臭。

镣铐的哐啷声和刺鼻的恶臭，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总是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难受。精神上感到恶心，又渐渐变成生理上的恶心。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相互助长，确实使人觉得特别难受。

旅站门廊里放着一个臭烘烘的大木桶，就是“便桶”。聂赫留朵夫踏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便桶边上。她的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男人，头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的帽子。他们正谈得起劲。男犯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挤了挤眼，说：“就是皇帝也憋不住尿哇！”

那女人放下囚袍下摆，低下头。

从门廊往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的牢房门都开着。第一间是带家眷的牢房，第二间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过道另一头有两个小间，是关政治犯的。这个旅站的房子原定可关一百五十人，现在却关了四百五十人，十分拥挤。犯人在牢房里住不下，把过道都挤满了。有人在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有人拿着空茶壶出去，或者提着装满开水的茶壶回来。塔拉斯也在这些人中间。他赶上聂赫留朵夫，亲切地同他打招呼。塔拉斯那张和蔼可亲的脸显得难看了，因为鼻子上和眼睛底下有好几处乌青。

“你这是怎么了？”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一点毛病。”塔拉斯笑眯眯地说。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不屑地说。

“为了婆娘，”他们后面有个犯人说，“他跟瞎子费特卡干了一架。”

“费多霞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身体很好，我这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塔拉斯说着走进带家属的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门里望了一眼。整个牢房里挤满了男男女女，有的坐在板床上，有的躺在板床下。牢房里晾着湿衣服，弥漫着水蒸气。女人们一刻不停地叫嚷。隔壁是单身犯人的牢房。这间牢房更加拥挤，连门口和过道里都站满了喧闹的犯人。他们穿着湿衣服，正在分配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說，监狱里有个开赌场的犯人，专门借钱给别的犯人，谁一时还不出就用纸牌剪成纸片作借据。此刻犯人头正根据纸片从伙食费中扣下钱来还给赌场老板。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见军士和一个老爷，就住了口，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在分钱的人中间，聂赫留朵夫发现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费多罗夫身边总带着一个皮肤白净、面孔浮肿、眉头紧皱、模样可怜的小伙子。另外，他还看见一个麻脸、烂鼻、面目可憎的流浪汉。据说这人在原始森林里杀死了同伴，吃了他的肉。流浪汉披着湿囚袍，站在过道里，嘲弄而大胆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就从他的身旁绕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这种景象十分熟悉，尽管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他常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热天，他们在灰砂飞扬的大道上拖着脚镣行进，或者在大路旁休息。虽然如此，他每次来到他们中间，像现在这样发现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还是会觉得羞愧和内疚。尤其难堪的是，除了这种羞愧和内疚感之外，还会产生克制不住的嫌恶和恐惧。他知道，就他们的处境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但他还是无法清除对他们的嫌恶。

“他们过得可舒服了，这些寄生虫！”聂赫留朵夫向政治犯牢门走去，听见背后有人说，“这些鬼东西有什么好苦恼的，反正不会肚子疼。”

人群中响起一阵不友善的哄笑声。

护送聂赫留朵夫的军士经过单身犯牢房时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将在点名前来接他，然后转身走了。军士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提起镣铐上的铁链，光着脚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偷偷地对他说：“老爷，您出头管一下吧。那小子上了当。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竞冒名顶替，说自己是卡尔玛诺夫。您出头管一下吧，我们可不能管，不然会被打死的。”那个男犯神色慌张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立刻从聂赫留朵夫身边溜走。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卡尔玛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相貌同他相似的终身流放犯同他互换姓名，这样苦役犯就可以被改为流放，而流放犯却要代替他去服苦役。

这件事聂赫留朵夫已经知道，因为那个犯人在上礼拜就把这个骗局告诉了他。聂赫留朵夫点点头表示明白，并将尽力去办，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这个犯人了，他当时请聂赫留朵夫替他说情，准许他去服苦役，把妻子一起带去。聂赫留朵夫对他的要求感到惊奇。这人中等身材，生有最普通的农民的脸型，三十岁光景，因蓄意谋财害命而被判服苦役。他名叫玛卡尔。他犯罪的经过很奇怪。他对聂赫留朵夫说，这罪不是他犯的，而是魔鬼犯的。他说，有个过路人找到他的父亲，愿意出两个卢布要他父亲用雪橇把他送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子去。父亲就吩咐玛卡尔把他送去。玛卡尔套好雪橇，穿上衣服，就同那过路人一起喝茶。过路人一面喝茶，一面告诉他要回家成亲，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到的五百卢布。玛卡尔听了这话，就走到院子里，找了一把斧子藏在雪橇的草垫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斧子，”他讲道，“只听得有个声音对我说：‘带上斧子。我就把斧子带上了。我们坐上雪橇出发。一路上什么事也没有。我也把那斧子给忘了。直到离村子不远，只剩下六俄里路，我们的雪橇离开村道，走上大路，往山坡上爬去。我就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这时他又低声对我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你一到山上，大路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他就会带着钱走掉。要干，现在就得动手，还等什么呀？我弯下腰，装作整理一下雪橇上铺着的草，那斧子仿佛自动跳到我手里。他回过头来对我一看，说：‘你要干什么？我抡起斧子，想把他一家伙劈死，可他这人挺机灵，跳下雪橇，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混蛋，你想干什么？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听他摆布。他用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在雪橇上。之后，他就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坐了牢。我们的村社替我说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的东家也替我说好话。可是我们没有钱请律师，我就被判了四年苦役。”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搭救同乡。他明明知道这事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把犯人中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万一人家知道这事是他干的，准会把他活活勒死。

政治犯住两个小房间，门外是一截同外界隔离的过道。聂赫留朵夫走进这部分过道，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西蒙松。西蒙松身穿短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蹲在炉子前。炉门被热气吸进去，不断地颤动。

西蒙松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没有站起来，只同他握手。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正要跟您见面呢。”他凝视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现出意味深长的样子说。

“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

“回头告诉您。现在我走不开。”

西蒙松继续生炉子，应用他那套尽量减少热能损耗的原理。

聂赫留朵夫刚要从一扇门里进去，玛丝洛娃却从另一扇门里出来。她手拿扫帚，弯着腰，正在把一大堆垃圾往炉子那边扫。玛丝洛娃身穿白色短上衣，裙子下摆掖在腰里，脚穿长筒袜，头上为了挡灰，齐眉包着一块白头巾。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挺直腰，脸涨得通红，神态活泼，放下扫帚，在裙子上擦擦手，笔直地站在他的面前。

“您在收拾房间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同她握手。

“是啊，这是我的老行当，”她说着微微一笑，“这儿脏得简直不像话。我们打扫了又打扫，还是弄不干净。怎么样，我那条毛毯干了吗？”

“差不多干了。”西蒙松说，用一种使聂赫留朵夫感到惊讶的异样目光瞧着她。

“哦，那我回头来拿，我那件皮袄也要拿来烤烤干。我们的人都在这里面。”她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靠近的门，自己却往另一扇门走去。

聂赫留朵夫推开门，走进一个不大的牢房。牢房里点着一盏小小的铁皮灯，光线微弱。牢房里很阴冷，空中弥漫着灰尘、潮气和烟草味。铁皮灯只照亮一小圈地方，板铺处在阴影中，墙上跳动着影子。

在这间不大的牢房里，除了两个掌管伙食的男犯出去取开水和食物外，所有的人都在。聂赫留朵夫的老相识薇拉也在这里。她又瘦又黄，睁着一双惊惶不安的大眼睛，额上暴起一根很粗的青筋，头发剪得很短，身穿一件灰短袄。她坐在一张摊开的报纸前面，报纸上撒满烟草。她正紧张地把烟草往纸筒里装。

这里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觉得极其可爱的女政治犯——艾米丽雅。她负责掌管内务，给他的印象是，即使处境极其艰苦，也具有女性持家的本领，并且富有魅力。这会儿她坐在灯旁，卷起衣袖，用她那双晒得黑黑的灵巧而好看的手擦干大小杯子，把它们放在板铺的手巾上。艾米丽雅年轻，并不漂亮，但聪明而温和，笑起来显得快乐、活泼和迷人。现在她就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已经回俄罗斯，不再来了呢。”她说。

这里还有谢基尼娜。她坐在较远的阴暗角落里，正在为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女孩做着什么事。那女孩用悦耳的童音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您来了，真是太好了。见到玛丝洛娃啦？”谢基尼娜问聂赫留朵夫，“您瞧，我们这儿来了个多好的小客人。”她指指小女孩。

克雷里卓夫也在这里。他盘腿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板铺上，脚穿毡靴，脸容消瘦苍白，弯着腰，双手揣在皮袄袖管里，浑身发抖，用他那双害热病的眼睛瞅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正想到他跟前去，忽然看见房门右边坐着一个长着淡棕色卷发的男犯人。这男犯人戴着眼镜，身穿橡胶上衣，一面整理口袋里的东西，一面跟相貌俊美、脸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谈话。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者诺伏德伏罗夫。聂赫留朵夫连忙同他打招呼。聂赫留朵夫之所以特别忙着跟他打招呼，是因为在这批政治犯中，他就不喜欢这个人。诺伏德伏罗夫闪动着浅蓝色的眼睛，透过眼镜瞅着聂赫留朵夫，接着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瘦长的手来同他握。

“怎么样，旅行愉快吗？”他说，显然带着嘲弄的口气。

“是啊，有趣的事可不少。”聂赫留朵夫回答道，装作没有听出他的嘲弄，把它当作亲切的表示。他说完就往克雷里卓夫那边走去。

聂赫留朵夫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对诺伏德伏罗夫却远不是没有芥蒂的。諾伏德伏罗夫说的话，以及他招人不快的意图，破坏了聂赫留朵夫的情绪。他感到沮丧和气恼。

“您身体怎么样？”他握着克雷里卓夫冰凉的手说。

“没什么，就是身子暖不过来，衣服都湿透了，”克雷里卓夫说着，慌忙把手揣到皮袄袖管里，“这里也冷得要死。您瞧，窗子都破了。”他指指铁栅外面玻璃窗上的两个窟窿。

“您怎么一直不来？”

“他们不让我进来，长官严得很。今天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还算和气的长官！”克雷里卓夫说，“您问问谢基尼娜，他今天早晨干了什么事。”

谢基尼娜没有站起来，讲了今天早晨从旅站出发前那个小女孩的事。

“照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薇拉断然说，同时胆怯而迟疑地瞧瞧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西蒙松提过抗议了，但这还不够。”

“还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恼怒地皱着眉头说。显然，薇拉的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就使他反感了。“您是来找玛丝洛娃的吧？”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一直在干活，打扫。我们男的这一间她打扫好了，现在打扫女的那一间去了。就是跳蚤扫不掉，咬得人不得安生。谢基尼娜在那边干什么呀？”

“她在给养女梳头呢。”艾米丽雅说。

“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里卓夫问。

“不会，不会，我很留神。现在她可干净了，”谢基尼娜说，“您把她带去吧，我去帮帮玛丝洛娃。给她送块毛毯去。”

艾米丽雅接过女孩，带着母性的慈爱把她两条胖嘟嘟的光胳膊贴在自己的胸口，让她坐在膝盖上，又给她一小块糖。

谢基尼娜出去了，那两个取开水和食物的男人紧接着回到牢房里。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青年，个儿不高，身体干瘦，穿一件皮袄，脚登一双高筒皮靴。他步伐轻快地走进来，手里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哦，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将茶壶放在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我们买到些好东西，玛尔凯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艾米丽雅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来，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这人的外表、动作、腔调和眼神都洋溢着生气和欢乐。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儿也不高，颧骨很高，生有一双距离很宽的好看的淡绿色的眼睛和两片薄薄的嘴唇。他同前面那个人正好相反，神态忧郁，精神萎靡。他身上穿着一件旧的棉大衣，靴子外面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在艾米丽雅的面前，对聂赫留朵夫只点了点头，但眼睛一直瞅着他。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玛尔凯。玛尔凯参加革命活动时已是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纳巴托夫却是十八岁时参加的。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小学读书，因成绩优良进了中学，并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得金质奖章，但他没有进大学，还在念七年级的时候就决定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去教育被遗忘的弟兄。他真的这样做了：先到一个乡里当文书，不久就因向农民朗读小册子和在农民中间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第一次他坐了八个月的牢，出狱后暗中仍受到监视。他一出狱就到另一个省的一个乡里，在那里当了教员，仍旧搞那些活动。他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狱中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爾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一次被捕，又坐了七个月的牢，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又因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流放雅库茨克区。因此，他成年后有一半日子都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暴躁，也没有损耗他的精力，反而使他更有精神。他喜爱参加活动，胃口奇好，永远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干这干那，忙个不停。不论做什么事，他从不后悔，也不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而总是把全部智慧、机灵和经验用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了监狱，总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奋斗，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劳动者。一旦坐了牢，他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同外界保持联系，并且就现有的条件尽量把生活安排好，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集体。他首先是个村社社员，总是以村社的利益为重。他自己一无所求，但处处为集体谋利益，并且可以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出身农民，勤劳机灵，干活利落，善于控制情绪，待人彬彬有礼，不但能体贴人家的感情，而且能尊重人家的意见。他的老母亲是个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纳巴托夫一直照顾她，没有坐牢时常去看她。他每次回家总是仔细地了解她的生活，帮她干活，并且同他以前的伙伴来往频繁。他跟他们比武斗拳，说他们都受了骗，应该从这种骗局中醒悟过来。每逢他思索或说明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时，他这个平民出身的人总认为人民的生活条件将与原来相似，只不过将拥有土地，而且不会再有地主和官僚。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基本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同诺伏德伏罗夫和诺伏德伏罗夫的信徒玛尔凯的看法不同。照他看来，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

对待宗教，他也采取十足的农民态度。他从来不思索虚无缥缈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本源，也不猜度阴间的生活。他和阿拉哥一样看待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是他至今还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世界是怎样创造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关心。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他却觉得这种学说同六天创造世界一样，无非是思想游戏罢了。

他对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的面前总是摆着人怎样才能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的问题。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从不考虑。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从祖先那里传下来并为种田人所共有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世间的一切动物和植物永远不会消失，它们只是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例如粪肥变成谷子，谷子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实变成橡树。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他有这样的信念，因此总是无所畏惧，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并且坚强地忍受各种导致死亡的痛苦，但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一类问题。他热爱工作，总是忙于事务，并且推动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工作。

在这批犯人中，另一个来自民间的政治犯玛尔凯的气质就完全不同。他十五岁当上工人，开始吸烟喝酒，以排遣心头感觉到的屈辱。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屈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当时，他们在做童工，被带到工厂老板娘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戈比的小笛、苹果、用金纸包的核桃和干无花果，可是老板的儿女得到的都是些奇妙的玩具。他后来才知道玩具的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到他们的厂里做工，她发现玛尔凯超人的才能，就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并且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他处于这种悲惨境地的原因和改善生活的办法。一旦他明白自己和别人能从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中获得解放，他就越发觉得这种不合理的处境是极其残酷、极其可怕的，他不仅强烈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造成和维护这种不合理局面的人。人家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知识。玛尔凯就废寝忘食地追求知识。他不清楚怎样依靠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相信，知识既然能使他懂得他的处境是不合理的，那么知识也就能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再说，有了知识，也可以使他显得比别人高明。他因此戒绝烟酒，一有空就读书，而他自从当上仓库管理员以后，空闲的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读书，对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特异能力感到惊讶。在这两年里，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涉猎了各种文学作品和评论类的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

后来女革命家被捕，玛尔凯也一起被捕，因为在他家里搜出了禁书。他坐了牢，后来又被流放到伏洛戈德省。他在那里认识了诺伏德伏罗夫，又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并且将之记在心里，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放期满，他领导一次大罢工，最后砸烂了工厂，打死了厂长。他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

他对宗教也像对现行经济制度那样，抱否定态度。一旦看出他从小信奉的宗教的荒唐无稽，他就毅然地把它抛弃。开头不免有点顾虑，后来却觉得轻松愉快。从此以后，他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

长期以来，他养成禁欲的习惯，对物质的要求极低。他像一切从小劳动惯的人那样，肌肉发达，不论干什么体力活都得心应手。他十分珍惜时间，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始终努力学习。他现在正在钻研马克思著作的第一卷，小心地把这书藏在袋子里，当作无价之宝。他对同志们都比较疏远、冷淡，唯独对诺伏德伏罗夫特别崇拜。诺伏德伏罗夫不论发表什么意见，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认为女人是障碍。不过他同情玛丝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一个实例。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交谈，不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同他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