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恒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了宏伟蓝图。文化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作出明确论述和具体部署，集中体现为“两个结合”的高位领航、“四个坚持”的方法论遵循和“五条路径”的持续发力。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我国文化发展将遵循一条与西方文化现代化侧重“自由化”“个体化”模式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更好彰显中华文明属性与社会主义属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取得更高文化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两个结合；四个坚持；五条路径

［中图分类号］B27；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2）11-0011-05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庄严使命、中心任务和重大理论命题，也是对当前和未来各项工作的总纲领，对于在文化领域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之下，文化的现代化也必然要遵循中国特有的国情与规律进行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定义中一条重要特征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本质要求”层面则被表述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1］这与报告的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紧密承接，构成系统的逻辑结构，体现了与西方文化现代化着重彰显“自由化”“个体化”模式不同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导向与理论意蕴。

中华文明是世界各大古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且发展至今的文明，我国也是一个以文化立足并传承发展的大型政治—文明共同体。1840年以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文明蒙尘的焦虑在“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下愈发凸显。“何为文化”“为何需要文化”“需要何种文化”“怎样建设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需要积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全盘西化”“食古不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文化现代化这一历史命题，一方面承担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而始终承担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征论述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这当中包含深远意蕴的重大论点。其一，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并论，把“理想信念教育”与“传承中华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两大重要任务，这是对邓小平“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08，也即“两手抓、两手硬”观点的发展与丰富。其二，把文化建设连接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之中。在党的文献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一般与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和改善民生、共同富裕等议题相联系，而文化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强关联性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突出强调。这也表明，过去我们更多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构建人的全面发展，而在新时代条件下，文化建设、文化浸润与以文化人的作用正在日益彰显，文化既是人的多样化需求开拓之源泉，也是人扩展实践活动与个性、丰富社会关系的纽带。以文化建设彰显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重要理论创新之处。

一、“两个结合”引领文化自信自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阐述中，除第八部分以专章形式集中论述文化建设以外，还在全文中分散地论述了“两个结合”的实际领航地位。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辟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不断贞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性，让马克思主义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表述不仅更加具体、精确，也更加富有指导意义：“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这段重要论述把“为什么结合”“结合什么”与“怎样结合”阐述得十分明确。第一，关于“为什么结合”的问题。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提法，马克思主义这个诞生在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人类求解放的科学理论，无论在哪国发展都必须要经历一个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衔接嵌入的过程。如果没有与所在国家历史文化的深度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就得不到源源不断的滋养，就会形成与“根深叶茂”相反的“枯萎凋零”的局面。第二，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的“结合点”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的主要集中在五个领域：一是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宇宙观、生态文明观，二是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代表的世界观和优秀政治文化，三是以“为政以德”“任人唯贤”为代表的传统行政管理与选人用人智慧，四是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代表的个人修身与品德建设理论，五是以“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为代表的家风（社区）文化建设理论。所谓这些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高度契合性”，即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上述几方面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价值契合、目标契合、思维方式契合乃至审美取向契合等多重同一性。一方面要把这些体现共同性的文化价值发掘得更加广泛，另一方面则要深入阐释其中的“高度契合”——特别是对我国当代制度建构和文化塑造方面的深远意义。第三，在“怎样结合”这个问题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摆在首位，除了强调“推陳出新”和“古为今用”以外，还特别加上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论”，以及与人民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融通论”。这是在理论界长期以来思考和关注的“怎样结合”问题上的重大突破。“贯通论”的要义在于打破二者之间在理论体系、话语模式和具体观点上的差异，集中寻找其思想精髓的相通之处。而“融通论”的要旨在于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那些日常伦理价值、规范（忠孝、信义等）在潜移默化之中融会贯通，让中国人日用中习惯的共同价值之内涵得以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延伸；反之，也可以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日用哲学”与“日用伦理学”，逐渐把一些传统文化中有所欠缺的文化价值新要素熔铸进中国文化的当代表达之中，成为文化现代化“化民成俗”的有效途径。总而言之，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两个结合”的开创性论述蕴含着巨大的思想与理论宝藏，对于推进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起着领航与总揽的作用。

二、“四个坚持”是实现文化自信自强的方法论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报告的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第八部分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坚持”与“五条途径”。过去五年，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中国故事更加可信可爱、生动活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贯彻报告中所提及的文化领域“四个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断开创新成就、铸就新辉煌的方法论总原则。

从方法论视角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抓准了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这一主旨，始终在意识形态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锚定了文艺创作的根本导向，体现了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相统一。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重申了“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的观点，以“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作为优秀文艺作品的评判标准。［3］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保了文化的多样性，使得不同表现形态的文化种群能够在交流互鉴中发扬光大。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能够确保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让悠久传承的中华文化始终散发与今日世界同行的时代魅力。

“四个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传承与丰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4］126，即任何文化创造都离不开历史与社会条件。列宁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缺陷和弱点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5］205，在其名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直截了当地宣称：“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5］68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文化领域的“四个坚持”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国情，特别是立足中华文化土壤之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当代表达。

三、“五条途径”揭示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发力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八部分着力擘画文化现代化的蓝图，从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等五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发力路径。对比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第七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的五点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调整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专节新增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表述，同时对十九大报告中已有的内容更新了表述方式，这既有深远的理论意蕴，也体现了更加清晰明确的战略部署。

意识形态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重要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1］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从“抓牢”到“抓好”的侧重点转移，这将促使意识形态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之中，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根本，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保障，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是导向。相较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更加明确地定义在“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几方面，也即要在中国语境、中华文化语境的基础上重新评估和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标准，更加自觉地摒除一些学科、学术和话语模式长期以来视西方理论为不加反思的真理之弊端。在反思西方学科、学术范式的诸多前提预设的同时，更要注重“接着讲”，立足中国语境研究中国规律，并以此更新、重塑全球相关领域学术范式，把“中国之学”的普遍性彰显出来。这也是从根本上讲好中国故事的奠基性工作。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以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建党精神和精神谱系为依托，把精神谱系与“四史教育”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联系，这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又一次理论创新。从党的文献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党的十八大上最早被提出的，即人们耳熟能详的十二词——贯穿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6］168，逐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结。“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也不断被重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并被提及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成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抓手，更加明确了以“四史教育”和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带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途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觀的认识与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十二词时注重的“现代国家建构与公共价值”向度，到党的十九大丰富了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向度，再到党的二十大强调的“红色历史”向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步步地得到了拓展：其中既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也有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更有对“红色历史”所代表的现代中国精神的持守。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三个向度，也能看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价值旨趣。它是国家与社会、共同体与个人、革命与建设、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与融合发展，是一种在价值上更重协调均衡的文化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现代化偏重“个体精神”“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对集体和国家的优先权，在历史文化上走向传统与现代割断两分、社会价值高度分歧的现代化路径迥然不同。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一节正文中的一个提法，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将其置于节标题，成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发力路径之一，其重要性明显增强。从论述内容看，这一节着重强调了公民道德建设问题。第一，用“家庭家教家风”的提法更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家庭美德”的提法，使“家教家风”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词汇正式进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三家建设”问题，多次就这一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汇聚的理论成果。把“三家建设”摆在首位，说明家风家教建设既是广大人民参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有效的路径和抓手，也是砥砺个人品德建设和政德建设的基石，同时还为我国社会在“少子化”条件下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意见：不能听任高度城市化带来的低生育率及其附随的生育文化无序蔓延，还是要把“三家建设”作为主流文化予以尊崇。第二，把“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作为个人提升文明素养的修身总纲，把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等“五大精神”作为公民德育的必修课程，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现代化之差异。众所周知，西方的文化现代化正是在“实事与价值两分”基础上推导出“公域与私域两分”，这一思潮又逐渐变异为个人极端自私自利基础上的“公德即守法论”与“私德与他人无关论”。这些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潮一道，对西方社会道德文明品質的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也长期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华文化较为重视“私德”建设，忽视“公德”建设，即梁启超先生所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7］16。关于公德与私德之间的关系理论，特别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来论述，可谓理论意蕴深厚。其重要意涵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重申公德与私德是直接相关的，强调了对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等由私德向公德拓展的个人修养提升模式的继承。二是注重“大德”的引领作用，这个“大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相呼应，是国家公共价值、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历史”在个人道德品质建设中的一种彰显。只有在这样一种大德的提撕指引下，私德才能不会仅局限于自身和家族利益考量，不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公德也不会变成“守法即可”的最低道德要求。在倡导“明大德”的过程中既要把私德与公德有机统一，又要引导全社会真正崇尚英雄、见贤思齐。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主体阵地。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长足发展，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得到坚持和巩固。文化产业正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距离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越来越近。与此同时，文化新业态、新平台大量出现，云旅游、元宇宙等新交互模式方兴未艾，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得到空前加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这一节中强调“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与“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1］，又集中谈到了当前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领域的新举措、新理念，如“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等等。凡此种种就是要一方面注重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抓好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弘扬好中华文化，在文旅融合发展中讲好中国故事。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根本导向，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文化建设部分新开辟的一节内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自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来历次重要讲话的思想结晶。文化是否自信自强，社会主义文化是否展现出蓬勃生命力，关键要看有没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没有展现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看中华文化立场坚守得怎么样、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得怎么样、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构建得怎么样。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日益注重讲好中国故事，注重中国形象的国际宣传展示，既注重官方引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党和国家重要节庆与重大节点等领域做好国际宣传展示，又涌现出一批诸如“李子柒”“美食作家王刚”“李永乐老师”等传播中国故事的自媒体者，还出现了像“歪果仁研究协会”“郭杰瑞”等一批致力于传播真实中国故事、具有新媒体影响力的国际友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充分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世界文化交流新格局中所应有的角色和分量。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增强，既是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吸引力高于资本主义文化的鲜明体现，总体上呈现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方案。

结语

树高百尺，其根也广；水流万里，其源也长。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自信”之后又增加了“自强”二字，其理论意蕴也是十分深远的。自信是既往，自强是开来。自信重在坚守和固本，自强则重文化的再生产与再创造。深刻领会“两个结合”重大理论意义，坚定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四个坚持”“五个途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J］.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2017（11）：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7］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丛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