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淑如

新农人

谢先生的农场在广州远郊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到农场的时候，他在摆弄小型挖土机。最近要翻地种番薯。他还不是很熟练，笑着说刚学会操作没多久。我们在刚建好的砖房里坐着，这里是厨房、农具室、产品包装间，也是会客厅。天色渐黑，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谢先生的两个孩子在和农场的黄狗玩耍，妻子在操持晚饭，谢先生边帮忙边跟我聊天。

他说，父亲几年前被查出来癌症，在各种常规医疗手段都失效后，有医生介绍了台湾的生机舒适疗法，通过食用特殊有机果蔬的汁水来治疗，“东西虽然比较难吃，但是确实有用，癌症指标成功被控制了一段时间。” 可叹的是，谢先生的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最终人还是走了。父亲的治病经历让谢先生开始反思饮食和身体健康的关系，“我开始想父亲为什么得癌症。他在我小时候就开始做生意，很少回家吃饭，都是吃快餐，而且抽烟。”父亲的治疗经历更是让谢先生感受到了有机食物的力量，身边恰好有搞电商的朋友，也鼓吹说这是值得投资的生意，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在广州郊区租了一百多亩地。

谢先生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在办农场前，对农业一窍不通。他从零开始学习，通过网络了解了欧洲的生物动力农业和澳洲的活力农耕，参加了各种线下培训班，还邀请专家到农场指导。谢先生承认，现在对农业技术仅懂皮毛，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雇佣了附近的村民参与生产劳动，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经营方面。他很快发现，农场要盈利，只靠种蔬菜基本不可能，因为消费者对蔬菜挑剔，而且溢价不高。连续亏损两三年后，他把红薯作为农场的明星产品，红薯干可以卖到50元一斤，此外，还开发了七彩红薯。但是因为投入大，产量还没跟上，距离收支平衡尚需时日。

像谢先生这样的生态农业参与者被称为“新农人”，他们几乎没有农业经验，有不错的学历，有一定的资金，因为各种原因受到生态农业的感召，继而入坑。

卓玛是广漂的藏族人，她和先生退休后，因为平时也爱好倒腾美食，就寻思搞点健康产业，“当时恨不得第二天就可以弄个小农场，过悠然自得的乡村生活，还能种健康食材，多美。”

2017年，卓玛在佛山相中了前有河后有山还带农家小院的几十亩地，戏称自己是地主，先生是地主老爷。当时卓玛有一百多万的存款，以为折腾个小农场很容易，地租2.8万一年，比起城市的房价，似乎物美价廉，“谁知道，这就入坑了。”

第一年，他们想种香菇，风风火火地建了几间蘑菇房。建房子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建材必须经过一条小桥才能运到农场，但是桥限重十吨，东西必须到桥前卸货，再分批装运，成本一下子多了一半。好不容易搞好基建，再拜托朋友从北京发了一千多条菌棒（连运费一万二千元）。最后折腾半年，香菇卖了8000元，完全不够支付4个工人的人工费以及成本投入。

香菇的路子不通，第二年，卓玛学城里人的思路，看市场上卖什么菜，亲友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种子来种。“但是种菜真的难，本以为农村老太太也会的事情，应该很容易，种下去之后，颗粒无收。”卓玛很苦恼，面对真实的自然，她的生物遗传学位也不顶用。第三年，卓玛开始四处学习，跟香港、广东等地搞生态种植的伙伴探讨，慢慢摸到了一些门道。

她认为，心态很重要，“有时候人不能干预太多，有一年四月份，我回广州市区照顾母亲，剩下地主老爷一个人在农场忙活，当时茄子和辣椒刚种下，我以为要绝收了。五月份回来，发现虽然杂草很多，但是茄子和辣椒都长得奇好，竟然丰收了，地主老爷说连水都没浇过更别说其他管理，都没空多看一眼。”后来卓玛跟其他伙伴探讨过，应该是因为经过过去几年土壤改良，肥力有了保障。

卓玛的菜相对价格不贵，因为很多顾客都是朋友，她不好意思卖高价。春天荠菜旺发，卓玛起早贪黑地挖，一天最多挖8斤，每斤定价23元。辣椒丰产时卖8元，平常叶菜15元左右，曾经有同行提醒过卓玛，叫她参考同行定价，不要“扰乱市场”。她请了三位零工来协助生产，每人每天的人工费需要150元。卖菜的收入勉强能应付帮工工资，但是她和地主老爷只能算免费劳动力。两年前，卓玛把广州的一套房子卖了，继续维持经营。

我刚到卓玛农场拜访的时候，以为到了动物园。她养了山羊、火鸡、珍珠鸡、兔子，甚至还有十来只鸸鹋。卓玛说鸸鹋太费粮食，今年可能得再宰杀一两只，说起鸸鹋肉的鲜美，她又感叹平时给它们那些多的生態饲料没白吃。农场的中央场地是一个精致的花园，布置了天幕帐篷，开满了各色鲜花。卓玛介绍了这个花园的来历，里面种了数十种非本地植物，包括曼陀罗、指甲花、树莓、鲁冰花、凤仙花、南非叶等等。卓玛和她先生是大学同学，她的专业是生物遗传，曾经去墨脱参加过植物科考，自己开始搞农场后，就特意留了一片地方，种上去各地旅行时收集的好玩的植物。

卓玛说，她不后悔当初的选择。现在每天在农场忙得像陀螺一样，生活充实。喂养动物、种菜、分拣、打包，每样都亲力亲为，没空苦恼。她在农场开辟了公共厨房和餐饮区域，今年开始接一些自然教育的活动，带孩子们认识植物，喂养小动物，做植物染剂，参加活动的家庭又能消耗一部分农场自产的鸡、菜。此外，卓玛还计划利用河边和花园的美景，叫摄影师朋友带人来拍户外美照。卓玛希望通过多种经营，把农场办下去。

生态农业，叫好不叫座的天坑

2018年起，我的研究兴趣从菜市场转移到食物供应链的生产端，开始注意到一群有意思的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待遇优厚的工作，但却选择离开城市，到乡村租地办农场，哪怕很多人一天锄头都没有摸过。他们采用最难的生态有机种植方式，完全不用农药化肥，坚持改良土壤，保育生态，用良心的方式生产好的食物。他们开拓了叫生态农业的新兴行业，业内人互称农友。

考虑到消费者对健康食材的旺盛需求，生态农业听起来市场前景巨大，所以最近这些年已经成为一个创业风口。根据业内专业人士估算，当前全国有超过两千家生态农场，且数量不断增加。

生态农业投资需求大，有时候一两百万扔到地里根本看不见成效。但是，生态农业并不赚钱。有农友开玩笑说：“每次农友聚会都是诉苦大会。一个说亏了两百万，愁得吃不下饭。当听到另一个说，五百万已经打水漂了，竟然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 我在珠三角的调研发现，能够达到收支平衡的农场在业内已经算是成功，多数农场处于亏损状态。有不少农场熬不过五年就黯然退出。也有同行说，在北方其实有许多经营比较成功的生态农场，本文仅代表在珠三角地区的观察。

在珠三角，生态农业何以变成叫好不叫座的天坑？即便如此，为什么还有人不断往里跳？我用人类学的方法跟踪调研了珠三角的生态农业，参与各种农友活动，也深入了解了他们苦中有甜的种地故事。

首先是技术问题，像卓玛一样，刚起步时受困于低效生产的农场甚为普遍。生态农业是不同农法的百家争鸣，地里种不出东西来，产量极度不稳定，这是需要跨过的第一道坎。

现在比较流行的农法包括了澳洲活力农耕、朴门永续设计和秀明自然农法等，这些农法“门派”都自成体系，由明确的人地关系理念、原理和操作手法构成。大侠是珠三角生态农业圈一致认可的技术流，他从2015年做生态种植以来的心得是，所有的技术都可以汇聚成一个关键，即土壤改良。打通流派，种贯中西，需要根据农场的土壤质地、小气候、周边生境灵活调整。与其做农法理论家，不如做兼收并蓄的行动家。

我曾见过有农人盯着笔记本电脑看农法视频，看一段，就停下来去地里操作一番，甚像看着小红书和下厨房做菜忙乱的我们。但是农业比做饭复杂得多，有生态农人坚持学习某种农法，发现一入农门深似海。如果一切照搬，只能在草里找菜。一些生态农人走入死胡同，坚信自己的农法是江湖正统，最正确，最高级，并排斥学习其他适宜的技术。但这些农法不会教授他们如何应对珠三角夏季高温高湿的气候，农人需要因地制宜，多向当地老农取经，对付层出不穷的病虫害。

农业是慢行业，没有化肥农药的“加持”，生态农业尤其慢。即使生态农人努力提升生产技术，要把土壤改良到透气性好、保水性好且肥沃的程度，没有三五年很难见效。所以，刚入行的头几年，种不出菜来是常态。

在销售上，生态农场的农产品一般不流通到常规的菜市场或超市，而是通过自有渠道，绕过中间环节直接卖到消费者手里。生态农业起初的愿景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都市人饮食不健康、食材不安全、食物来源不透明等问题。

有的農场会搞会员制，源自国外的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模式。CSA的本意是，成员预先集资，等于是农场的股东，雇佣生产者经营，共享收成，共担风险。但是国内的CSA农场约等于会员制，会员预付款，农场按照会员购买的套餐定时定量供菜，也不存在风险共担。会员对产品有多样性的要求，毕竟再豁达的会员也难以忍受两个月都吃丝瓜、豆角、番薯叶。因此，CSA农场的生产计划受到较大的限制，一年需要种上百个品种，管理成本陡然上升。即便如此，会员依然会感觉到“每次收到的菜差不多”。

大部分农场比较随性，想种什么种什么，种出来什么卖什么。这种“种着玩”的模式，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市场需求，而且生态产品看起来价格高，但利润空间有限。几乎每个生态农人都吃过包装的哑巴亏，辛苦种的果蔬没包装到位，消费者投诉接踵而至。生鲜娇贵，每个品种要求的包装都不一样，但过度包装又会造成成本上涨，生态农人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在给快递公司打工。再者，这种模式无法制造差异性，邻近的农场生产环境类似，品类也差不多。前阵子，明姐的辣椒丰产，八元一斤“贱卖”依然销不完，因为同期周边的农场都有辣椒供应。

有机认证本身就意味着门槛，费用每年至少两三万，这对很多小农场而言难以承受。即便他们的生产标准比有机还要严格，但也只能在宣传时用“生态、安全”的字眼。现在头部的生鲜电商都在卖有机菜，具备有机证书的生态农场可以成为签约种植户。但是，生鲜电商要求的标准化程度高，大小长短要规整，一份不能超过一千克，天然食物可不会按照这些标准来长。虽然做订单种植不愁销路，但是也意味着农场失去主动权——比如所有土地都种有机番茄，一旦失去订单，来不及转型，对农场而言是灭顶之灾。

这几年，自然教育异常火爆，很多机构找生态农场合作开发活动课程。陈毅的农场比较幸运。四五年前，他和伙伴在惠州搞了二十多亩地，取名叁物园，有“三生万物”之意。陈毅本想锻炼自己的生态种植技术，准备在山脚下建个大棚。一开挖，发现都是水，原来山上的水源不断往下流，这样的湿地建大棚成本太高，于是作罢。撂荒两三年后，竟然发现萤火虫越来越多，原来无意中挖开的水沟恢复了植被，给萤火虫创造了天然的栖息地。萤火虫给农场创造了意外的收入。每年五六月份，萤火虫富集的时节，叁物园爆满从深圳过来夜观萤火虫的家庭。萤火虫团带来的收入，足够支撑农场整年的运营费用。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认知鸿沟

老李在江门的生态农场，前后投资了半个亿，光有机认证的土地就有五百多亩，设备齐全，现代化管理。但是去他地里参观，看不到什么菜，不是因为种不出来，而是担心种出来以后卖不出去。抛荒地不种只亏地租，种了没销路还要亏成本，越种越亏，所以心里打鼓，不敢多种。老李不是个例，大部分农场为了降低风险，耕作面积控制在一百亩以下，但是生产销售一肩挑，很多农场主迷失在市场，叫苦不迭。

目前生态农产品的市场仍处于萌芽阶段，市场趋势难以捉摸，愈发挑剔的消费者也不容易伺候。如何理解生态农产品的价值，生产者和消费者各有话说，二者存在认知鸿沟。

生态农人对自家的产品绝对有自信，毕竟一蔬一叶都凝结了自己的汗水，吃起来格外香甜。林哥在一所农业大学毕业后，和几个伙伴合资办了生态农场。在林哥看来，生态农产品，不仅仅是没有农药化肥、天然有机这么简单，除却食物品质，还蕴藏着对生产者的尊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对农村发展的关切等“附加”的可持续价值。也就是，吃生态食物不仅自己的身体变好，周围的人、社区和环境也会因此更好。

“道理我们从业者都很明白，但是一开始口号不能喊得太响亮。我们也试图宣传过生态农产品的各种价值，但是消费者不理解，也不买账。所以，在宣传的时候，还是要主打安全和健康牌。” 林哥说。

消费者的确非常关注食物的品质。目前生态食物的价格比常规食物贵不少，珠三角生态农场的蔬菜每斤15～20元，土鸡120～180元一只，猪肉鱼类每斤60～100元。这种价格让想尝鲜的消费者咂舌，有零售商说：“曾经有个客户让他女儿到我们店里买大白菜，我们卖80多元一棵，她大骂我们黑店，她潜意识里大白菜就不值这个价。” 高价格让消费者对生态食材的品质有了更高的期待。80元的大白菜，得吃出来80元的味道，这是多数消费者的想法。

但生态食材的味道，未必让人惊艳。生态农业让动植物自然生长，不用激素，理论上会让食物累积更多风味物质，口感更好。这种风味的差别，在肉类、水果上能体现得更加明显，但是在蔬菜上，差别微乎其微。而且，食物味道和产地、品种的关系密切，名产地的常规食物未必落于下风。期待生态农产品一定更好吃的消费者，有时难免失望。

消費者不仅期待生态食材好吃，而且期待它们好看。但是生态种植的干预少，菜叶有虫眼，水果有斑点，大小不均匀，样子七扭八歪的“丑食”比较常见。而且，农场在郊区农村，消费者在城市，较远地理距离决定了买生态食材多靠快递。肉类只能先分切冷冻后再运输，夏天溽热，蔬菜容易蔫烂。吃生态食材要和追求新鲜的天性做斗争。

消费者还希望吃生态食物可以显著帮助身体健康。在惠州开农场的美姐说：“夏天我卖苦瓜，广州的客户跟我说，有没有别的菜，苦瓜凉，不能吃太多。我送给他们都不要。我卖通菜，客户说吃通菜会缺钙，骨质疏松。” 生态食材虽然安全健康，但是如果只是偶尔吃一两顿，也难以改善体质。

生态食材价格高，不一定好吃，品相不诱人，对身体的影响非肉眼可见，谁会买单？

目前，生态食材只吸引了小部分人。这些人未必是所谓的中产，但至少对食材安全有较高的要求，以宝妈居多，或者因为自身或者亲人的身体变故而主动寻找更可靠的食物来源。也有一些忠实消费者认可生态农人的价值，他们都曾经到农场仔细看过种养的过程，和经营者有深度交流，被他们的故事打动。广州的生态食材共购小组群，目前有500人左右，核心成员在全国各地搜罗生态食材，发起团购，偶尔一起探访农场，深聊食物话题。

生态农场经营者也花大量的精力维护和消费者的关系。农场的客户群每天都要发生产的视频照片，随时回答各种问题。但消费者同时加了好些个农场群，线上的消息爆炸让人疲惫。农场的消费者，其实在选择值得信任的生产者，而不是在选菜。

作为研究者，我也入坑了

现在的生态农业，三五年换一茬人，行业发展基本靠后浪陆续跟上。前浪牺牲的原因大抵相同，靠热血情怀开农场而缺乏详尽的定位规划，拍脑袋搞种植而不钻研技术，靠运气做销售而无法和大众消费者共情。很多业内人感慨，生态农业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缺乏人才。

在珠三角，也有少部分生态农场经营得不错。苗哥夫妻是最早入局生态农业的一拨人，苗哥本来是某进出口公司的财务，因为公司老板比较注重食材的安全健康，2012年起在东莞郊区包了几亩地种菜专供公司，苗哥夫妻出于对农业的兴趣，就把这个工作承包下来。后来苗哥把农场盘下来独立经营，2018年农场生产面积超100亩，在丰产的十月至次年四月，月产量可超两万斤。农产品主要供应苗哥夫妻和几个合伙人经营的有机生鲜店。2022年，生鲜店扩展到12家店面，年营业额超过两千万。

苗哥看起来热情朴实，头脑里装满了经验。苗哥说，他经历过两眼一抹黑的阶段，但是他适应得快，没有觉得某一套农法就是绝对正确的，“最开始行业里鄙视用地膜和大棚的做法，觉得那样不够纯粹，但是在广东这地方，不用地膜夏天根本无法种菜。如果觉得地膜不环保，也可以换成甘蔗渣嘛。”

苗哥的农场如今也累积了一批忠实客户。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双向筛选过程，“我们每年都有会员在流失，也有新会员喜欢我们。有些客户与我们价值观不符，比较挑剔，又只看价格，那会员到期只能自然流失掉，我们也不会专门去挽留。”

在店里，员工要反复跟顾客科普生态农产品的特质。“客人一年到头都想要最好的，但是食物的生产有自然规律。有客人问我们夏天的猪肉为什么没有雪花纹了。我就必须反复给他们解释，夏天热，猪吃再多也不长膘，冬天才可能有雪花纹。”

在经营模式上，苗哥认为要有核心产品，也不要打孤独的仗。苗哥农场的西芹和番茄是拳头产品，风味独特，受到消费者的广泛好评。他尽量扩大优势产品的种植面积，减少种类，“如果我们一年种一百多个品种，会太分散，而且增加管理成本。” 这并不意味着生鲜店的菜品选择会少，他们从云南、广东、四川等地的生态农场调菜。生鲜店的合伙人之一是专业买手，跑遍全国各地的农场筛选优质、溢价高的生态产品，比如草莓、樱桃、水蜜桃等。

苗哥农场的良性运转难能可贵，证明经过约二十年的淬炼，中国的食物分销系统已经培育出生态农产品的利基市场。创办于2010年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是另一个具有共同体意义上的标杆案例，在此不赘。

除了经济上的可能性，对许多入坑的人而言，生态农业还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生活方式。

我走访过的生态农人，不管营收状况如何，几乎没有人说后悔当时的选择。大侠的农场在生态农友圈子颇为有名，他跟我分享过心路历程，当年他不顾家人强烈反对，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本村办农场，而且农场在2018年之前一直在亏钱，所以心态上反复焦虑。几番调整后，心绪平稳了些，专心搞种植，农场终于实现了小额盈利，现在经营得越来越好，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大侠说，办生态农场就是一场修炼，和农场同呼吸共命运。经历这些年的折腾，他说不图赚大钱，能维持生活就满足。他一家老小住在农场，种菜卖菜是他的日常，生态农业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一叶舟是一位在食通社支持下到农场做志愿者的年轻人。她在食通社的文章分享了她的农场生活，“把身体从大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去种地和劳作，让真实的生活充盈自己，让实在的土壤支住身体。”对于在场的农人而言，阿伦特的劳动、工作、行动不再分裂，而是三位一体的实践，简单而有力。

作为研究者，我也入坑了。研究生态农业也让人容易幸福，我舍不得停止這项研究，因为每位伙伴都踏实赤诚，我的探访请求几乎没有遭到拒绝，每个人都满怀热情地邀请我倾听他们的故事，把日常生活赤裸在我面前。而在菜市场，我需要费力自证身份，反复告诉摊贩，我不是来搞批发的。这种有趣的反差，恰好证明了生态农业强烈的社会属性，以人的联结为核心。

作为消费者，我明显感觉生态农业愈发有活力。早几年只能作为偶尔的补给，今年发现，周边生态农场的供给能凑出一桌好菜了。我也经常看到消费者在微信群里感谢生态农人生产出好食物。在食物溯源信息被不断掩盖的今天，知道自己吃的食物来源自哪里，让人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