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精神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既是融合，又是创新，和而不同是“会通”精神的思想基础。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淀了丰富的理论价值，又经过今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了重要的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力量的强大，但没有软力量，则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这个软力量就是文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前提。而在今天，想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提炼、展示出来。“会通精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精神标识，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人文精神，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相契合，将极大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笔者将就“会通”精神的内涵及其所蕴涵的诸多价值作一探讨。

1“会通”精神的内涵

“会通”精神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需对“会通”精神的内涵作一梳理。

1.1“会通”一词的来源

据古籍记载，“会通”一词最早出现于《易传·系辞》上，原文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近代学者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说将其注解为：“此言圣人有以见到天下事物之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合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之典章制度。”“会”是会合，“通”是贯通。把“会”“通”二字合为一起则可理解为：把诸多观点、思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贯通于各个观点之中的新思想。所以，“会通”强调的不仅是融合，还有创新的意思[1]。

1.2“会通”精神的思想基础

“会通”精神的思想基础是“和而不同”。中华民族从产生之初就具有包容多元、和而不同的思维特征。首先，从民族血缘看，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梁启超先生在其《饮冰室合集》一书中便说过“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2]”可见，中华民族在早期融合过程中就是通过去异求同的方式以实现民族融合的。其次，从民族崇拜看，原始社会时，各个部落都有自己信奉的图腾，但随着民族融合，图腾也在不断综合，最后有了“龙”和“凤”两大神灵艺术形象，后来图腾崇拜又发展为英雄崇拜，上古时期我们尊崇三皇五帝，这些崇拜的对象都是组合而非独尊。

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万事万物没有完全相同的，世界之所以多姿多彩，就是由于多样性的统一。据《国语·郑语》的记载，周幽王时有一位史官叫史伯，在谈到周王朝為什么衰落时，史伯指出是因为“去和而取同”，把不一样的观点都排斥掉了，进而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指的是多样性的统一，与完全同一的“同”是截然对立的，强调只有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出新的事物，而完全同一，事物则不能继续发展。这一思想后来被孔子继承了下来。孔子将“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强调为人处世要包容多样、互相尊重，而不是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可以说，从中华民族产生之初至“和而不同”思想的提出，“会通”精神的思想基础逐步奠定。

2“会通”精神的价值

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会通”精神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既积淀了丰富的理论价值，又通过今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时代价值。这些重要价值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重要的精神动力。

2.1“会通”精神的理论价值

2.1.1“会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高度契合

2021年，我们在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由以往的“一个相结合”首次提为“两个相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产生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文化背景都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发展是缘于“会通”精神，但其最终为我们普遍认可，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说明两种文化在内涵上肯定有共通的地方，有共通才能够实现彼此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的地方很多，其中“会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质便是相贯通、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初，内容上便充分吸收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益成分，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与“会通”精神融合创新的精神内涵是相一致的。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我们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依据”，但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只是奠定了基础，我们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所有说，我们今天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两个“相结合”，而如何实现结合，就需要“会通”精神发挥重要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特质与“会通”精神相贯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理论自信”。

2.1.2 “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活力之源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说世界上的所有文化都只有一个周期：从形成到鼎盛到一现而过。这个观点源自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但雷海宗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却发现这个观点并不完善，对它进行了发展创新。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作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今天来看，四大文明中有三个都遵循了这个文化周期律，消亡掉了。唯独我们中华民族跳出了这个文化的周期律。所以雷海宗先生提出，我们中华文化经历了两个周期，首先是从远古到秦汉而盛，至魏晋而衰。但中华文化衰而不亡。由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起死回生，由衰转盛，进入第二个周期。

中华文化之所以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从未中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会通”精神。“和而不同”，保留差异，多样统一。中国文化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消化外来的、不同的民族和宗教的文化，丰富、壮大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说，这种“和而不同”的“会通”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2.2“会通”精神的时代价值

2.2.1“会通”精神在治国理政中创新转化

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合于所有国家的一种政治制度模式，正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是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也体现的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数次入主中原，更有元、清建立了大一统王朝，但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的多元一体格局始终未曾改变，这都是得益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会通”精神。中国共产党很好继承了这一人文精神。战争年代，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统一战线成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实际出发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都是在充分考虑了国情的基础上确定的，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会通”精神在治国理政上的创新转化。特别是多党合作和项治协商制度，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以西方政治学理论来看，政党的产生就应该是以执政为目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相互竞争的。而我们国家执政党、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它就是合作、协作，不是竞争，这正是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孕育而成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会通精神。也正因为，我们今天国家的主要政治制度是“会通”精神在治国理政中的创新转化，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制度自信”。

2.2.2“会通”精神为国际交往提供中国智慧

如今国与国之间交往更加密切，国家利益多元化，但彼此文化、文明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因此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我们应放下偏见，放下歧視，秉持平等和尊重，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而如何实现文明的交流对话，就需要我们“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会通”精神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首先是将“求同存异”的“会通”精神用于外交。第一次把求同存异用于外交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提出中国的外交方针是求同存异。这一外交方针的提出打破了困顿的外交局面，把纳赛尔、苏加诺、尼赫鲁、奈温等各国领导人都团结了起来。而且就在万隆会议上，根据求同存异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显示了“会通”精神的巨大能量。

其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这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并被写进了联合国的重要文件。始终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对他国道路的尊重也将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道路自信”。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因此，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要把自己发展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也发展好，比如我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些理念，都是“会通”精神在今天为国际交往提供的中国智慧，而且随着文明的发展，“会通”精神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被称作“一代宗师”。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问题[3]。钱穆先生将文化分为三个阶层，分别是：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当文化发展到达第三阶段后，将超越斗争、超越组织，最终实现一种精神的、心灵的、道德的融合。这就意味着，伴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文化最终将走向融合，而如何实现融合，就需要“会通”精神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了。

3 结语

今天我们正处在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接近的历史时期，面临的挑战空前艰巨复杂，“会通”精神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依然是我们前进路上不懈奋斗的重要精神动力。“会通”精神所蕴藏的巨大价值仍然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深入探索。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世界因此而多姿多彩，异彩纷呈。面对差异，面对矛盾，不能回避、不能否定，需要我们用好“会通”精神，掌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问题，在“四个自信”中弘扬“会通”精神，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引用

[1] 张岂之.论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J].中国文化研究， 2011.

[2]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3] 钱穆.文化学大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李江灏（1988—），男，山西侯马人，硕士研究生，就职于中共晋中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