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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回馈: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3F”互动模式思维

2022-05-30赵书峰

音乐探索 2022年2期

摘 要: 应用民族音乐学是民族音乐学者将自己的学术理论用于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利用性质的可行性策略问题的研究。其中“田野回馈”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关键词,其呈现的“3F”(Fieldwork——Field-Back——Feedback)互动模式思维,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过程中的效度问题的品评与评估。通过阶段性、持续性的实践策略跟踪与评估进而为民族音乐学者的理论与实践的“再研究”(“重新研究”)提供有效的、可供参考的信息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应用民族音乐学;文化回授;田野回馈;文化互惠;合作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2172(2022)02 -0014-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2.02.002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  Ethnomusicology)是当下西方民族音乐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它受到应用人类学的影响,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开发与应用研究,即将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者的田野工作实践与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的学术与知识的生产方面,强调学术生产与社会生产力产出的互动关系研究。西方与中国民族音乐学界都非常重视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

何谓应用民族音乐学?当今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斯文尼博·帕顿(Svanibor Pettan)  给出的定义主要涵盖4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应用民族音乐学是“行为民族音乐学”(Action Ethnomusicology),是音乐文化的局内人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知识来有计划地改变其所拥有的传统;其二,应用民族音乐学是“文化互动的民族音乐学”(Adjustment Ethnomusicology) ,是不同文化的人们运用不同的文化代码相互作用;其三,应用民族音乐学是 “管理的民族音乐学”(Administrative Ethnomusicology) ,是文化的局外人運用民族音乐学的知识按照某种方案来改变传统;其四,应用民族音乐学是“鼓动的民族音乐学”(Advocate Ethnomusicology) ,民族音乐学家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知识来增长某个特定文化群体的自我决定力量。①从应用民族音乐学概念的4个部分内容可以看出,应用民族音乐学作为西方现代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文化的局内人与局外人在有关音乐文化多样性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种合作与“共谋”的产物,同时也是民族音乐学家运用其学科理论以某种方案来改变传统,并为某个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创新提供某种管理策略的一种研究。杰夫·提顿 (Jeff Titon) 给出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定义是: 实践的自反性理论,它意识到了将民族音乐学置于学术界内部和外部所带来的影响,用哈贝马斯( Habermas) 的话来说,其一就是“调查包含有许多自身利益在内的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构成,而理论正是从这些历史现象的构成就其自身利益中发展而来,也会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其二

“则是研究行为的历史互联性,其中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导方向,可以对研究进行干预”①。

美国历届的民族音乐学年会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会议议题方面尤其重视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而且发表了诸多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当下,国家大力提倡“非遗”的应用性,中央政府成立文化旅游部(简称“文旅部”)的思维,实际上就是对文化进行产业化、应用性。若上升到“非遗”的层面就是“非遗”的“遗产化”策略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研究。近几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界也非常重视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与个案研究。例如,周显宝的《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音乐研究——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几点思考》②是较早关注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之一;张伯瑜的3篇文章分别介绍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理念③;克里萨拉·哈里森的《应用民族音乐学: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④及郝苗苗、梁辉的《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演进与发展动态研究》⑤分别针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性与研究动态给予了初步推介;杨民康的《应用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地方博物馆和音乐院校建设——由邢台传统音乐学术考察想到的》⑥,初步思考了地方高校的民俗博物馆建设所呈现出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综上所述,上述学者的成果针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与现代民族音乐学概念的区别、应用民族音乐学在西方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以及开展国内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与思考。当下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只关注到论题、问题的讨论,而在应用与实践路径以及制定策略方面关注不够,比如如何结合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为“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非遗保护”以及音乐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策略等诸多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与操作。简言之,应用民族音乐学就是聚焦于音乐文化的应用与实践策略的相关研究。

一、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学术内涵

对于民族音乐学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区别问题,有学者认为:“以音乐表演行为为研究对象便构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类型;而以表演背后的组织行为为研究对象则构成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⑦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与艺术特征,以及音乐与文化语境之间互动关系问题的思考,却很少重视将其研究成果实施于应用与开发问题的策略性研究。尤其是涉及到研究对象的应用与开发问题的思考,多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空谈,没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送回自己的田野点来衡量其学术成果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或检视自己的研究成果效度的大小。换言之,应针对研究对象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应用的思维展开研究。虽然很多民族音乐学研究产出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真正给地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带来重要影响的不多;因此,多是一种单向度的学术研究,缺少学术成果的田野回馈性质的反思与策略性研究。比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西格的《苏亚人为什么唱歌——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①,是作者长达20多年的田野再研究与田野回馈研究,该研究成果给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苏亚人这个族群的传统乐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带来诸多影响,作者把其学术成果获得的版权费全部无偿奉献给苏亚人。实际上,西格先生的这种做法不但是一种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回馈”,而且也是一种典型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

当下,民族音乐学家多是基于田野关注基础上的微观与宏观性质的音乐民族志考察研究,在其学术成果的实践性与可行性研究方面考虑得不够。虽然有学者关注到民族音乐学的实践性研究,但是只关注其理论研究的有效性的单向度考察,忽略了理论实践的效度或者可行性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某些研究个案只是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一些具体实际的可操作方案,却忽略了方案策略的实施阶段以及后期跟踪评估阶段的考察研究。换言之,民族音乐学家只关注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理论与个案阐释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忽视了通过田野研究成果的“文化回授”获得的可行性效度评估方面的“再研究”工作,或者“重新研究”。

二、应用民族音乐学“3F”互动模式释义

(一)“3F”互动模式思维概念来源

应用民族音乐学“3F”互动模式思维的构建,是受到人类学“文化互惠”理念以及合作人类学思维的共同启发形成的具有实践性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通过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特性的总结,可以发现,它就是由Fieldwork(田野工作)—— Field-back(田野研究成果回馈)—— Feedback(学术研究成果反馈的实际效度)三部分构成,即应用民族音乐学的“3F”互动模式思维。应用民族音乐学与传统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不同的是,前者尤其强调田野工作与学术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与可行性研究,比较重视上述“3F”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同时,这种三维互动模式思维也是合作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即: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理论为人类学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推动人类经济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治疗人类的疾病,以及构建人类对政治与国家认同等方面提出的一些具有可行性与建设性的意见与策略,并针对上述意见与策略的有效性、科学性、合理性等等进行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方面的评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应用民族音乐学关于“应用性”的实践策略。

总之,应用民族音乐学的“3F”互动模式思维是民族音乐学家将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送回或者返回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与表演语境中进行有效性与可行性评估与分析,并通过相关数据的信息反馈,进而为完善民族音乐学家的实践性“再研究”(“重新研究”)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数据与理论参考依据,并为下一阶段民族音乐學家本人或者他人的学术研究中的田野工作理念提供足够的数据与理论依据(图1)。

(二)“3F”互动模式思维释义

应用民族音乐学是将现代民族音乐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用于传统音乐保护、传承、开发与应用的实践性研究,重点关注音乐与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性保护与开发、音乐产业化研究、音乐与社区文化的和谐治理、音乐与政治、音乐与医疗、音乐与教育传承等问题的实践性研究。以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应用研究为例,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强调基于音乐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可持续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应用研究,而且非常重视民族音乐学者的理论研究对于田野考察对象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地方旅游文化经济的发展与推广,构建和谐社区与国家认同等方面带来的可行性研究策略的思考。传统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多是一种单向度的关于音乐与文化语境互动关系问题的学术创新与学术追问,忽略了其学术研究成果对于田野考察对象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应用问题的有效性、可行性策略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即民族音乐学家不但要进行实地的田野工作,而且要将自己的田野研究的学术成果带回到自己的田野点,能为当地传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原生性问题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开发地方民俗文化经济、音乐文化生态保护等提供有效性的理论策略。换言之,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单单是高大上的形而上理论的思考,更要将田野研究实践运用到地方民俗旅游经济的开发,并为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有效的智力支持,这些才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根本。正如美国布朗大学民族音乐学家杰夫·泰顿所认为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则把民族音乐学的学术成果、知识和理解用于社会实践,使其对人有意义和价值,能够促使社会的进步,产生音乐的利益、文化的价值、经济的价值,等等。”①可以看出,应用民族音乐学“3F”模式之间存在一种合作、互动与品评实践性策略思维,即:民族音乐学家的理论研究是否在开发学术生产力实践方面具有十足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互动模式之间的效度品评是阶段性与持续性的,尤其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理论实践模式会随着所处时代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进行持续性跟踪调适,以便获得更有效的、合理的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实践策略。

三、“3F”互动模式思维在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应用方面的具体实践

(一)田野录音、影像的呈现与音乐历史记忆的重建

“传统的发明”与音乐文化的重建呈现出鲜明的应用民族音乐学“3F”互动模式思维。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文化反哺”行为也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思维,在音乐文化的历史重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下,有的传统乐舞文化已经灭绝,有的已经成为博物馆式的保护对象。在此背景下,历史民族音乐学在音乐舞蹈文化的历史重建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些“非遗”知识或项目的历史重建就是靠早期的田野工作中的影像记忆或历史上遗存的乐舞图像符号来完成的。比如羌族的“夬儒节”仪式文化展演,就是一种依靠民间艺人、地方文化部门、地方文化精英,以及学者的田野研究成果等多方努力的文化重建产物。有学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文化回授”现象。这种音乐文化的历史重建实际上也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思维对于传统乐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创新研究。这种行为也属于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的“田野回馈”产物,即民族音乐学不但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思辨研究,而且更是一种具有应用性、有效性的“田野回馈”的应用性研究。这种通过田野素材与学者的研究成果等重建而成的“非遗”项目,也彰显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关于音乐民族志或者影像音乐民族志书写的重要性。尤其早期的民族音乐学家或者民俗文化研究爱好者的田野录音、田野影像志等等田野材料都是重建“非遗”知识的重要资料库。这种具有“深描”性质的音乐文化志的书写是重建“非遗”知识的一种重要的途径。民族音乐学关于音乐文化志、影像音乐民族志的书写与制作不但有助于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且为“非遗”项目的文化重建带来重要的素材。当下,国家大力提倡“非遗”的“遗产化”,或者应用与开发问题的研究,就是不再将“非遗”知识视为一种完全追寻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与乡愁记忆的重建研究,而是在保护与传承等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对“非遗”知识的应用与开发策略方面进行思考。如今,各种地方民俗旅游村的“原生态”传统乐舞文化展演,实际上就是“非遗”知识的应用与开发的思维,将保护与传承基础上的地方传统乐舞类“非遗”项目置于地方政府打造的民俗旅游度假村中作为“遗产化”行为的一种文化展演。它不但是为了保护与传承、宣传地方“非遗”知识,而且是通过“非遗”的应用与开发策略的推广,为开发地方民俗旅游文化经济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比如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土家族传统“哭嫁”仪式展演。

(二)通过民族音乐学的田野成果来重构“非遗”知识

地方文化部门通过传统乐舞类的“地方性知识”来重构“非遗”项目,也是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比如通过对民间各种自发的“对歌”仪式的重建,实现构建“非遗”项目的目的。比如湘西南苗族的“四八姑娘节”、云南剑川白族的“石宝山歌会”,以及湘、粤、桂区域内的瑶族“盘王节”仪式活动,都是基于其民间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实现的一种传统发明与“非遗”知识的重建产物。这种思维与做法也呈现出应用民族音乐学的“3F”模式的互动思维,因为“非遗”的构建是基于“地方性知识”、官方话语、学者话语等多方基础上“共谋”的产物。这种民间话语、官方话语与学者学术话语合作与互动思维下的文化“共谋”实际上就构成了合作人类学语境中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

(三)应用民族音乐学“3F”互动模式思维的田野个案呈现

应用民族音乐学“3F”互动模式思维就是民族音乐学家或者作曲家将自己的田野工作素材用于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再将其作品或产品返回自己的田野点交给文化局内人进行文化价值观与审美效应、文化认同感的综合评判,进而为民族音乐学家的理论与艺术实践展开的“再研究”(“重新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比如,大家熟知的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是作曲家刘铁山和茅沅于1957年在对连南排瑶“耍歌堂”长鼓舞音乐的田野工作之后创作而成的。《瑶族舞曲》来自瑶族民间,在经过作曲家的加工改变之后作为一种文化经典返回到瑶族地区,进而被瑶族民间艺人和专业人士认定为瑶族文化的经典与新传统进行传播。这首基于民间采风、经过作曲家重新创作的《瑶族舞曲》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瑶族传统文化的一张“国际名片”。这种被重构的、蕴含瑶族音乐元素的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作为连南瑶族文化的一种新传统,被当地政府充分认同。这首别具瑶族文化风味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又重新被连南瑶族以及中国各地的瑶族文化展演作为伴奏曲目或背景音乐播放,这就意味着是一种“田野回馈”与“传统的发明”,以及民族音乐文化(认同)的重建过程。①可以看出,民族管弦乐《瑶族舞曲》的创作就是作曲家在田野工作(采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艺术重建产物,之后将这种艺术加工与创新后成名的民乐作品“田野回馈”到原处的田野点(广东连南瑶寨),进而形成良好的文化艺术创作反响,最后被定为一种创新性的瑶族长鼓舞伴奏乐曲。这种经过“文化回授”重新返回到文化的原生语境中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为瑶族传统乐舞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如湘西龙山土家族“舍巴日”,就是在当地民俗学家搜集、整理与挖掘基础上的一种传统的重建。尤其是湘西龙山县土家族文化研究本土学者刘能朴先生,在“舍巴日”的民俗节庆的整理与挖掘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当下龙山县的“舍巴日”的节庆活动展演的过程与节目安排多是在其指导下进行的。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当下的土家族“舍巴日”也成了一个被重建的“非遗”项目,从民间走向舞台,从原生民俗性走向舞台审美性,甚至还加入了汉族花鼓戏与新创作的土家族民族元素风味的歌曲展演。因此,这种经过多方权力与话语构建的土家族“舍巴日”民俗节庆仪式音乐活动后来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这种民间艺人、作曲家或民族音乐学家的“田野回馈”产物,不但是一种基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应用基础上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而且还鲜明地呈现出文化互惠视野下合作人类学研究思维。总之,应用民族音乐学的“3F”互动模式关系研究就是学术研究与田野回馈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呈现的学术成果的有效性、开发与应用策略的可行性研究,以及田野回馈的效度的不断调试、反馈性的循环互动研究。

(四)应用民族音乐学“3F”互动模式与传统音乐历史文献与音响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针对濒临灭绝与消失的传统音乐展开的录音与影像档案方式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当下,国家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古籍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是基于学术的应用性研究。比如针对民间仪式中的传世唱本的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展开的口头诗学、语音学、音韵学、音乐形态学等跨学科互动交叉研究,就是在强调保护与传承基础上的民间乐舞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的应用性研究(重在强调传世唱本的资料性),以及在上述基础上的跨学科互动交叉性质的学术研究工作(学术性)。比如,笔者目前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中国与东南亚瑶族《盘王大歌》传世唱本的整理与研究”②,是针对中国湘、粤、桂、滇、黔等区域内的过山瑶与东南亚国家老挝、泰国、越南优勉瑶的《盘王大歌》传世唱本展开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该研究不但通过对瑶族《盘王大歌》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的录音、国际音标与音乐的记音的搜集达到整理瑶族传统音乐文化传世文本的目的,而且在对上述研究对象深入田野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口头诗学、语言学、语音学、音韵学、音乐形态学等跨学科互动交叉理论来实现对瑶族《盘王大歌》传世唱本的学术性探索。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数字化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如“数字博物馆”),其核心宗旨就是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就是典型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思维。诸多地方文化部门(如“非遗”中心)与高校建立的传统音乐数据库与开发研究,也是基于鲜明的学术应用思维的产物。当下,有关传统音乐舞蹈文化数据库建设只关注民间素材的搜集与整理,而忽视了这些传统音乐文化素材的学术性应用研究。尤其一些高等院校的音乐博物馆的建设,多数成为被观赏的文化陈列,甚至就是追求文化政绩的一种摆设;在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与传承、素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以及素材的学术性研究方面却做得不够。因此,高校的音响档案馆与音乐博物馆建设不能成为地方民间乐舞文化资料的“搬运工”或“储藏室”,在音乐素材的开发、利用与学术性研究方面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

(五)应用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研究

当下,传统音乐文化进校园与“非遗”知识的校园传播和国家艺术基金“非遗”项目的人才培训班等等都体现出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同时也呈现出研究者的田野研究成果以及田野回馈的效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所谓的“非遗”进校园实际上就是选取适合于校园展演与学生审美特性的传统文化素材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這种教育过程与教育行为实施的可行性与效度,以及教育效果的品评都直接影响“非遗”进校园活动的顺利开展,实际上就是“非遗”知识在校园传承与传播问题的可行性、有效性的评估。

当下,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音乐教育传承问题也属于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策略的可行性研究中关于传统音乐课程设置、教育内容、教与学过程中的习得行为(或音乐教育民族志书写),以及教学效果等等也是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与传承问题的应用性研究。“非遗”在校园中的传承与传播过程、传播策略、传播效度与有效性评估,以及传统乐舞类本土教材的开发与编写都可以纳入到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畴来进行考察研究;传统乐舞类“非遗”项目的教育传承与传播策略问题的研究也属于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围。比如,在传统乐舞类校本教材的开发、编写上,如何更好地传承、传播本土传统文化,如何使受教育者更好地領悟本土传统文化的艺术与人文魅力,以及对于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高度认同感等等,都是基于应用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民族志需要思考的问题。当下,国家实施的有关音乐艺术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从培养方案制定与培养过程的实施策略、音乐会或舞蹈作品专场演出,到学位论文的撰写3个环节实际上也带有鲜明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因为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的仪式作品创作多来自于学生的田野实践素材,这个环节实际上就是田野资料的开发、利用与创新研究,而学位论文是对艺术作品的创作内容、创作思路的一个总结以及整个创作过程的自我实践性反思。

(六)通过“非遗”项目的文化展演来呈现地方政府的文化政绩

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表现在学术研究上,而且也体现在地方政府的各种民俗文化展演中。综合地方民俗节庆仪式音乐文化展演活动与举办宗旨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策划的各种民俗节庆文化展演的目的不但是为了推广、保护与传承地方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为了打造地方文化与政绩。比如,湘南瑶族“坐歌堂”仪式展演由传统的瑶族村落中开始走向由政府打造的移民安置房中或者旅游景区中,实际就是通过地方“非遗”的文化展演来推广和宣传地方政府的文化政绩。通过笔者多年在湘南瑶族区域进行田野考察得知,瑶族“坐歌堂”仪式展演呈现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不但是为了宣传、保护与传承瑶族传统音乐文化,而且是地方政府为了宣传其文化政绩与行政业绩,其目的就是通过瑶族传统仪式展演实现地方政府行政业绩的集中呈现与展示,这种思维实际上就带有鲜明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①

(七)“非遗”保护、传承与应用实践研究

当下,传统乐舞类“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应用实践研究是当下“非遗保护”的重点工作。尤其当下倡导的“非遗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文化自信”十六字的“非遗”保护的关键词,有两种都是围绕传统文化的应用与实践以及以“非遗”项目为载体,结合“文旅融合”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策略。比如刘嵘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声音生态与当代社会音乐文化建设”①与方李莉的“艺术乡建”②的研究都是具有应用与实践性质的民族音乐学与艺术人类学研究。民族音乐学倡导的“音乐生态学”研究就是典型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思维,通过民族音乐学者提供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理论为传统音乐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实践与策略,如近两年各种国家社科项目强调的“流域”文化的生态多样保护问题,尤其是“文旅融合”如何为“流域”内传统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切实的实践策略。不管是声音生态的社会文化建设还是“艺术乡建”的实践理念都是民族音乐学与艺术人类学基于“3F”互动理念前提下的一种应用与实践研究。

结 语

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在长期的田野居住体验式的基础上获得一种“近经验”,在对“地方性知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并通过跨学科互动交叉理论的解读与阐释,将这种研究成果重新带回到自己的田野点,以期对研究对象的保护与传承、可持续性开发与应用策略提供诸多切实可行的智力支持。通过阶段性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性质的绩效评估进而重新审视民族音乐学家的理论研究预设是否具有有效性与可行性,然后通过一系列评估机制给民族音乐学家进一步提出诸多有关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以期能调试自己的研究策略。

民族音乐学主要关注音乐与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研究,尤其是关于音乐文化的整体观研究;应用民族音乐学则更加强调理论的应用性与实践性研究。以“非遗”知识的教育与传承研究为例,重点关注文化的传播给人类学的发展与进步带来哪些有效的理论支撑与可操作的实践策略。因此,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中的“3F”互动模式关系思维,是基于民族音乐学“田野回馈”与“文化互惠”视野下的音乐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与保护、开发策略的学术性实践与反思研究。依据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看出,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与实践策略主要关注学术理论与学术生产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或称之为学术与“田野回馈”“文化互惠”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性研究。总之,应用民族音乐学“3F”互动模式思维就是将民族音乐学家的理论研究成果用于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应用等诸多问题的实践性、互动性研究。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 2022-03-14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与东南亚瑶族《盘王大歌》系列传世唱本整理与研究”(20VJXG022)。

作者简介:赵书峰(1972— )男,博士,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