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爱萍

一

生于吴地的唐寅，他自小就深受吴地浓郁的好文风气的影响，“善属文，骈俪尤绝，歌诗婉丽”。虽然他的诗文不如他的绘画成就大，但是在当时时代变更，艺术间交互影响的态势下，特别是科场案后的唐寅，他的诗歌与前期“为诗奇丽自喜”相比，诗歌多不经意之作，不务锻炼工巧，才情富丽，时发奇趣，不忌浅谑，自成一家。偏重于自己真性情的抒发，向世人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诗人情志。

唐寅在他科场罹祸后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如游历山水的纪游诗：“孤峻赠屿插水心，乱流携酒试登临。人间道路江南北，地上风波世古今。春日客途悲白发，给园兵镞废黄金。闻黎肯借翻经榻，烟雨来听龙夜吟”（《游金山》）。诗人登临送目，抚今追古，感叹人世的兴替，抒发心中郁忿不平的情怀。再如《匡庐图轴》题诗曰：“匡庐山前三山桥，悬流溅扑鱼龙跳。羸骖强策不肯渡，古木惨淡风萧萧。”这首诗是唐寅从南昌经鄱阳湖回苏州中途登临庐山而作，诗中抒发其内心难以排解的隐痛和有志难伸的悲愤。唐寅游历山水，一方面借远游来帮助自己从现实生活的痛苦中尽快解脱出来，淡化仕途的失意。另一方面，漫游山水也使唐寅开阔了眼界，对其日后绘画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大自然中的青山绿水，鱼跃鸢飞，成了唐寅转换心境的媒介，也成了他医治心灵创伤的良医圣药。

唐寅还写了大量吟咏自己坎坷落魄的人生境遇和厌倦功名的的感怀诗。如《席上答王履吉》：“我观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诺杯酒中。义重生轻死知己，所以与人成大功。我观今日之才彦，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变时心已变。”诗中表露出唐寅科场失意后倍感世态的炎凉，也只有受倾轧中伤之害的人，才会对口是心非的“今日之才彦”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与他的《一年歌》《世情歌》《进酒歌》等，都流露出了人生无常的消极情绪，反映了唐寅对官场腐败的愤恨，对功名利禄的厌倦。当残酷的现实将他从科场抛到花前月下的时候，使他对“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的黑暗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于是发出了“一年一度埋芳草”的深沉感慨。杨静庵《唐寅年谱》：“观子畏（唐寅字）集中《一年歌》《世情歌》《进酒歌》诸歌，颇多超情拔俗之见，遗世出尘之想。实则明代科举最重，文人不能以科名贡举，显扬一世者，无不为终身之恨。子畏非超人，自难例外。”“不炼金丹不作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与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感怀》）。诗歌概括了他以醉人自乐，以闲人自慰，以仙人自许，寄追求于狂放，寓深沉于豁达的情感。其实，在这万场快乐千场醉的放浪生活的背后，潜流着诗人凄楚辛酸的泪水。在唐寅的感怀诗歌中真切地体会到诗人潇洒风流、坦率任真的个性。

另外，唐寅借物抒情，表达心灵意境和抒发心中苦闷和感慨。如《詠鸡声》：“武距文冠五色翎，一声啼散漫天星，铜壶玉漏金门下，多少王侯勒马听。”诗人借鸡声一鸣使得“多少王侯勒马听”，写出了自己的抱负和志向，狂放的性格和不羁的个性溢于言表。在唐寅的咏物诗中咏花占了很大一部分，诗人在诗中把花作为客观的描写对象，视花为知音，与花同悲共喜，借助花的遭遇抒发自己的不遇感慨、寂寞情怀和人生苦闷。如《山家见菊》：“白云红叶亲残霞，携酒看山日来斜。黄菊预迎重九节，短篱先放两三花。喜看嫩叶娇羞面，笑折新苞插鬓丫。可惜国香人不识，却教开向野翁家。”诗人借花抒怀，抒发怀才不遇、不为人知，命运多舛，身世落魄的感慨。题画诗“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过闽宁德宿旅邸，馆人悬画菊，愀然有感，因题》）。诗人借高雅素净的菊花迎风摇曳、孤独无依，写出了自己坎坷遭遇不幸的命运。《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中“春尽愁中与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风，鬓边旧白添新白，树底深红换浅红”。诗人以花喻人，表达出人生的苦闷。唐寅酷爱花的情愫是非常人所能比。他寻芳赏花，并专门辟出一块地来专种桃花，取名“桃花坞”，并修建一室，号“桃花庵”。以种花为娱，赏花为趣，伴花为乐，希望终身与纯洁的桃花为伴，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的圣土，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而不愿献媚于豪门贵族，充分表达出诗人的人生理想和愿望。

唐寅受科场案牵连，沉沦下僚，胸中块垒郁勃，借助风月以泄之。他曾刻有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风流在别人看来是逾越士人规范的糜烂放诞行为，而对于唐寅来说，是他心灵受到打击后寻求的一种慰藉和解脱。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评价唐寅：“先生才高，少嗜声色，既坐废见，以为不复收，益放浪名教外。”放浪名教之外的风流任诞，“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西洲话旧图》）、“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感怀》）的生活方式，加上明中叶经济繁荣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士林时尚的客观环境，唐寅的世情诗应运而生。如 “春色关心万种情，酒杯聊寞可怜生。折花比对佳人面，把臂相看觉命轻”（《题美人图》）、“天姿袅娜十分娇，可惜风流半节腰。却恨画工无见识，动人情处不会描。谁将妙笔写风流，写到风流处便休，记得昔年曾识面，桃花深处短墙头”（《题半身美人》）。再如：“昨夜海棠初着雨，数朵轻盈娇欲语。佳人晓起出兰房，折来对镜比红妆。问郎花好奴颜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见语发娇嗔，不信死花胜活人。将花揉碎掷郎前，请郎今夜伴花眠”（《妒花歌》）。诗中把美人娇态写得尽在眼前。这与唐寅接近风尘和当时市民关注自我，及时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吴地市民追求声色享受的生活情趣尤为明显。《五杂俎》中记载：“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偏州僻邑，往往有之。”《寓圃杂记》中说：“（吴中）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他在《焚香默坐歌》写道：“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乃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袁宏道说这首诗“说尽假道学”，可谓一针见血。说尽假道学，自是其率真本色的体现，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艳情诗也是唐寅真性情的表露。总的来说，这些诗体现出唐寅的世俗精神，也是表现其诗歌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寅的诗歌创作与其思想性格、坎坷的生活经历有着极大的联系，诗歌中无不表现出唐寅对于人生无常的慨叹，仕进无门而又不甘寂寞的狂放，流连酒色而又不能忘情现实的顿悟。多种复杂的思想感情，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独特的个性风格。

二

在文学发展史上，唐寅并不居于著名文学理论家之列，既没有像“公安三袁”那样提出响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像徐祯卿、王世贞那样著书展示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但是，唐寅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传达出了他对艺术与文学的见解。

祝允明曰：“子畏为文，或丽或淡，或精或泛无常态，不肯为锻炼功。奇思常多，而不尽用。其诗初喜稼丽，既又仿白氏，务达情性，而语终璀璨，佳者多与古合。”钱谦益评云：“伯虎诗少喜秾丽，学初唐，长好刘、白，多悽怨之词，晚益自放，不计工拙，兴寄烂熳，时复斐然。”二人的评述皆道出了他文学创作风格的变化：早年追慕六朝、初唐，崇尚华美。晚年颓然自放，俚俗浅白是其文学作品的主导风格。

唐寅早期与祝允明、都穆、文徵明等倡为古文辞。唐寅对古文辞的学习，更多地偏向于汉魏六朝的文风。“尤工四六，藻思丽逸，翩翩有奇气”。如他早期的《金粉福地赋》语言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婉转流畅，辞情绚丽，文才华美。早年诗作《春江花月夜二首》“嘉树郁婆娑，灯花月色和。春江流粉气，夜色湿裙罗”；“夜雾沉花树，春江溢月轮。欢来意不持，乐极词难陈”，语言精致华丽，色泽绮靡浓艳，音节流荡婉转，颇具六朝之风。

科场案后，抒发真情实感是唐寅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所追求的目标。他也自云：“言寡则可信，情真则可亲。”（《赠文学朱君别号简庵诗》）在唐寅的诗歌中，不论是抒写建功立业的雄心大志，还是抒写对人生遭际的激愤之情，不论是写其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还是写人生如梦的幻灭感，无一不是唐寅真性情的流露，无一不是其真实感情的写照。唐寅重情尚真，能够直面人的真实的情感和欲望，包括物质和色欲方面的享受。他认为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万千快乐醉千场，世上闲人地上仙”（《感怀》）。“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花下酌酒歌》） 。“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花月诗》） 。“酒后看花情不见，花前酌酒兴无涯”（《花酒》）。这些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侧重于性情的抒发和情感的宣泄，强调诗人个体情志的自由表达。且诗歌狂放恣肆，不避俚俗。王世贞评价唐寅的诗“如乞儿唱莲花落”。这也充分说明了唐寅诗风与传统诗歌审美的背离，与当时正统文人雅志相去甚远。如《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来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贱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花酒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诗歌浅显直白，不避俚俗，不加涂饰，描绘了一个凡庸而真实的自我。在古代文人中，这样的诗风真是一绝。陶潜的豪华落尽，李白的清水芙蓉，甚至白居易讽喻诗的平易俚俗，都还不失风雅，唐寅却将“白俗”发挥到极致，完全走向了传统诗歌审美的反面。这种诗不事修饰，不计工拙，成功地表现了诗人的个性。也正是唐寅这种不事雕琢，一任自然的创作风格，使他在明代文化史上，卓然独立，自成一家。

尽管唐寅从未提出过明确的文学创作主张，但他的作品就是其创作理念的最好诠释。他作品中感兴而发，务达情性，不计工拙，不避俚俗的的特点，就是其创作主张的精髓。

三

唐寅一生，颇多坎坷。科场失意，仕进无望，忧愤难以掩抑，沉溺声色而狂放不羁。他的人品诗文，在当时以及后世的正统文化主流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以唐寅為代表的吴中文人在明中叶的文化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唐寅生活的时代，正是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倡导的诗文复古声势煊赫的时期，而唐寅以洒脱不羁、放达自任的个性，率真重情，自然疏放的笔法，通俗平白、不避俚俗的诗歌风格独立不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论及明中叶唐寅及吴中文人时称：“在群趋于虚伪的拟古运动之际而有他们的挺生于其间，实在可算是沙漠中的绿洲。”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唐寅抒写性情，身体力行地表达着自己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尽情彰显自己鲜明的个性，他狂放不羁，任情率性对后代文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他之后的李贽、徐渭、公安三袁等继承了这种作风，他们坚持自己的个性，独抒性灵，特立独行。袁宏道任吴县令，为《唐伯虎集》作的序言中说：“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帖子者矣。”又称：“子畏之诗，有佳句，亦有累句，妙在不沾沾以此为事，遂加人数等。”

明中叶以后文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应就是从吴中文人开始的。尤其是万历年间以后的整体的文学趋向，应该说，是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文人为风范的文学趋向为主导方向的。这不是一种普遍的文学趋向，它是一种文人的生活风尚、文化风尚和文化趣味、人格理想……像唐寅，像文徵明，像祝允明他们这种，缘情尚趣，追求自适与狂放。它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文学风貌，以更为鲜明的非正统文化色彩，开启了明后期师心尚俗的文学的新潮。

唐寅作为明代中叶的一位傲世奇才，以其独立鲜明的个性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崇尚真情、追求个性自由对明中期社会新思潮的活跃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唐寅的文学创作，也体现了在个性发展的深层意义上的自我觉醒，体现了对人性的重新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自由个性、人欲的肯定更是超越了时代，它与晚明王学左派思潮息息相通。人性解放思潮激荡于嘉靖、万历以后，而唐寅的文学创作实开晚明性灵之先河。其独特的文学地位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