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常奥　吴绪霖

内容摘要：“传记的根本悖论是：他只有通过选择才能得到完整。”传主的一生很长，传记编写时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这也造成了传记文体的特点——“零碎的统一性”，即通过某个阶段或某个方面的叙述，来构成传记的完整性。因此，通过分期考察能够较好的梳理和认识传记这种被压缩的整一。

关键词：传记 东北流亡作家 白朗 齐邦媛

心理学和生理学对于人的一生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初始期、学习期、活跃期、隐退期。本文据此对东北流亡作家群中重要作家白朗的流亡和革命生涯、齐邦媛的流亡和漂泊生涯作四阶段分期，以期更为清晰的明确作家们的传记创作及心理流变。

一.流亡与回归：白朗自传性散文

白朗在哈尔滨与沈阳的滋养下度过较为欢欣的童年，1935年与丈夫一同流亡。颠沛流离中白朗创作了大量的自传性的散文，缅怀遥远的东北乡同时也记录了白朗本人在不同时期经历的磨难与成长，见证了一位革命者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心理过程。

（一）初始期：东北乡滋养成长的革命儿女

1912年，白朗出生于辽宁沈阳，随后搬往哈尔滨，松花江幽深的江水使白朗着迷，大直街、石头道的安宁的景象深深根植于白朗心中，哈尔滨自此成为白朗的第二故乡。初始期包括传主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期间的人与事都会给传主一生造成较大的影响。东北被日寇占领后，哈尔滨冰满目疮痍，屈辱与痛苦让白朗产生了革命的冲动。1933—1934年，白朗开始创作，在《沦陷前后》中提到“我爱松花江，我爱它的伟大，把身心一投入它的怀抱，就会忘却一切的悲哀与烦扰。”可见在中国东北饱受摧残的时期，只有伟大而安宁的松花江能使白朗暂时忘记一切忧愁与烦恼，将她带回黄金般的童年，使她得到片刻的安慰。

1934年，丈夫罗峰被捕入狱，在营救丈夫的过程中白朗被日寇多番骚扰，甚至目睹了日寇用囚车将同胞拉走，其中一位“犯人”的妻儿阻拦囚车却被车轮活生生轧死的惨案，白朗意识到加入革命队伍、捍卫故乡与家人的重要性。熊熊斗志促使她写下《沦陷前后》：“我们不感觉疲惫，我拖着沉重的身子，腿和脚完全肿胀起来，但是，我也并不感觉痛苦，前面的光明正在指使着我兴奋的心，虽然故乡仍在虎口，松花江也将被吞噬，可是我们并不灰心，并不焦虑。我们相信：组织起来就是力量，如果我们坚决的奋斗到底，故乡终会失而复得;而且，前面的光明，也正在向我们招手呢。”在外界环境与内心情感的推动下，初始期的白朗愈发坚定革命的信念并且逐渐蜕变为一名革命者，这个身份也对她的人生造成了重大影响。

（二）学习期：流亡与生产中涅槃的母亲

1935年白朗夫妇离开白色恐怖笼罩下哈尔滨，1935—1937年流亡至上海，短时间内搬了六次家，其中的颠沛流离可想而知。除了革命者的身份外，此时的白朗也是经历过多次流产与幼儿早夭的母亲，对故乡东北的书写中也夹杂着母子分离、流产时撕裂般的疼痛。“松花江”的美好不复存在，哈尔滨成为“满染罪恶的城市”、“敌人铁蹄下的血河”。

在流亡道路中白朗感触良多，度过了她的学习期，此时期的白朗既是一名接受者，接受母亲的身份以及此身份给她带来的更加深刻流亡体验，同时也是一名行动者，促使她创作大量的书写流亡过程与心态的文章，得到心灵的升华。此时期创作的《狱外集》中记录了大量白朗对东北土地上敌人的谴责，这一时期的东北在白朗心中变得罪恶、恐怖，故乡土地上也遍布着日寇建造的吞噬身体与灵魂的监狱以及敌人用来欺骗无知人民的“卖淫妇式的甜言蜜语和传道士的说教”。除了对敌人的仇恨外，白朗的孩子因先天不足早夭，在《珍贵的纪念》中，白朗对战火中早夭的孩子吐露出母亲最深沉地懊悔与爱，“红色的棺材代替了母亲的怀抱，给母亲留下的是一个永不消灭的悲痛的幽灵”这个代表着白朗夫妇十个月流亡生涯的天使，是白朗夫妇与故乡东北的连接，在孩子与世长辞后，白朗的心境也变得灰暗惨厉。在“这温暖的南国，冷起来，反而有些使我招架不住了，那阴暗的天，好像嫠妇的脸，悲凄而憔悴”等诸多文字中，也饱含着母子分离、远离故乡的伤痛。在多重痛苦的打击中，白朗并未消沉，而是在外在打击与内心折磨中更加坚定革命的方向，成为与东北故乡一样包容、坚韧、成熟的母亲。

（三）活跃期：终觅归属的革命作家

活跃期是传主成熟且有作為的一个阶段，进入活跃期的白朗对故乡有着独特的书写与想象。奔腾不息的长江让她想起美好温柔的松花江。“白银般的松花江面和那穿行似的爬犁，多么爽畅呵……清新的风吹拂着裸露的面庞，会使你的头脑特别的清醒。” 在人生苦楚的洗礼后，白朗变得愈加成熟，对故乡也更为思念。战争总是将她的思绪拉回现实，《月夜到黎明》中，白朗写道：“这时候，似乎不该是怀念故乡的时候了，倭奴的炮火已经轰遍了中华的领土，烽火漫天起了，辗转流亡的孩子们，还有什么资格与余暇永在臆想着蹂躏在敌人铁蹄下的故乡。”193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白朗参加了“作家战地访问团”，党的关怀终于让流亡已久的白朗寻觅到归属，革命的信念愈久弥坚。

革命的迫切战胜了对故乡的思念，白朗随访问团日夜跋涉，忙碌和疲惫使她无暇思索远方，此时的东北土地在她笔下变作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事物，“东北式的灰色的瓦房”、“乐于品尝的家乡菜”等书写中透露出白朗心态的成熟，对故乡不仅是单纯的念想，更是将思念变作前进的动力、身边一桩桩能为革命献力的工作，这也标志着白朗告别脆弱的受难者和多灾的母亲形象，成为更加坚定的前行者。1941年，白朗来到了金色的延安圣地，她将自己比作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但是束缚她革命工作的却是孩子。白朗在做绝育手术时，条件艰苦，连被子都没有，毛主席知道后让江青送去新棉被。领导人们的关怀让白朗愈发坚定投身革命的信念，即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白朗心中对光辉革命的崇拜也从未消解。

（四）归隐期：历经千帆的人民公仆

1942年，受“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白朗创作停滞。“原本的俏丽面容变得痴呆麻木，口腔溃烂，一口洁白的牙齿竟全部脱落，那时她才31岁”是整风运动中白朗的写照。即便在如此的境遇之下，白朗也并未丧失革命者的斗志。1945年，白朗终于得到平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东北。返乡后的白朗在创作上响应号召，积极创作服务大众的文学作品，书写东北土地上的人与事，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一曲曲赞歌，谱写爱国情怀，继续在故乡为人民服务。

“哈尔滨，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大直街，仍然是不止走过多少遍的石头道。松花江水依然像十年前那样幽深、迷人”此时的故乡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是它在白朗夫妇眼中依然是温暖的。美好的“松花江”给白朗带来了无尽的欣喜，也促使她不断为了故乡的明天、为了创建新中国，付出全部的精力乃至生命。重返故乡，白朗欣喜中也隐含着担忧，“回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沈阳，刚解放时，街上残破不堪，处处有着被蹂躏过的痕迹，白朗一度对这座城市的恢复重建充满怀疑，他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三年多以后的沈阳完全是一副全新的面貌，街上人头攒动、商户林立……”除了书写重回故乡的喜悦、重建故乡的决心外，白朗也在歌颂东北土地上革命女英雄的创作中高歌她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献身与文艺事业，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里，与白朗相似的东北流亡作家们从无知走向觉醒。在国内的漂泊动荡中，战火中成长的白朗从普通的东北儿女蜕变为母亲、作家、革命者。诸多身份之下，不变的还是白朗对故乡东北的热爱还有对革命的向往。

二.离家与离国：齐邦媛回忆性自传

齐邦媛1924年出生于辽宁铁岭，直至1938年她在东北土地上度过童年。而后，她随父亲前往重庆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1947年她大学毕业，前往台北开始在外文系助教，此后就一直留在台湾。人生暮年，齐邦媛以《巨流河》回忆着她从“离家”到“离国”，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挫折性体验。经历构成了情感体验和记忆，影响着作家的心理和情感结构，最终落笔于纸，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国家不幸”大背景下的个人流亡经历是齐邦媛《巨流河》作为自传写作的原材料，也是对东北原乡展开回忆性书写的情感原点。

（一）初始期：幽怨苍茫的东北土地

铁岭齐家，至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已经历经八代，是当地的中等大户。齐家虽然殷实，但却充满了封建家长制的压抑，特别是对于家族中女性而言。男性在齐邦媛的童年中，要么是缺失，要么就是紧张气氛的制造者。

“祖父母的庄园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常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齐邦媛的父亲十三岁就流转沈阳、天津、日本、德国各地读书，紧接着有参加革命，少有归家的日子。与独子的分离以至于祖母一生都寂寞抑郁，而母亲自十九岁嫁入齐家，长达十年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十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无形的门。”据齐邦媛回忆，每当爷爷回家，“全家都似屏息活着，直到他返驻防地才敢喘气”。长幼尊卑传统规矩下的家庭关系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年幼的齐邦媛总能在牧草中听见母亲的哭泣。

故而，齐邦媛在自传中对于故乡的书写侵染着上一代女性幽怨，少有鲜活的色彩，整体呈现出一种苍凉之感，描写主要集中在那走不出的庄院大屋。这是影响她一生的少年时代，也是对东北原乡展开回忆性书写的情感原点。

（二）学习期：颠沛流离的受教者

战争血淋淋的大刀遽然切断了齐邦媛的童年，作者“从有记忆以来，就没有可回的故乡。”在流亡路上齐邦媛开始了她的学习期，这不只包括齐邦媛从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到南开中学再至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业的完成，也包括流亡中生理和心理双重挫折性体验对她人格的塑造。动荡年代，漂泊、流浪仿佛是一种常态。受形势所迫一次次千回百转，是为了到新的地方寻找希望，更是为了逃离上一处的苦难。六岁那年，齐邦媛离开家乡，开始了她长达十七年的辗转生涯。自从和母亲去往南京后，东北变成为她一生思念却再也回不去的原乡。

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齐邦媛仍然弦歌不辍的求学，还受到朱光潜、吴宓等人的亲自指导，这种战争下难得的机缘也为齐邦媛一生研究文学打下了基础。而经历着改名易姓、心惊胆战的战争生活，目睹着炮火对人的摧残以及战争中浴火奋战的同胞，也造就了齐邦媛倔强执着的性格和不屈的东北精神。“她土地资源的丰饶，使她成为灾难之地，但是大草原上世世代代骑射千里的倔强灵魂却也无人能够征服。”

（三）活跃期：自我放逐的执教者

齐邦媛在大陆地区的漂泊辗转是迫于时局不得已而为之，而前往台湾继续远离故土的“流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带有自我放逐的意味。离开大陆对于齐邦媛而言是真正离开了中华文明的主体，独自赴台的前几年更加重了她的流亡之感。大陆流亡的经历是齐邦媛个人信念和理想塑成的阶段，赴台后齐邦媛才真正开始以她文人的情怀投入到自己理想的奋斗中，开始了属于她的活跃期。齐邦媛自一九四七年进入国立台湾大学任外文系助教，便将一生投入到台湾教育事业发展當中。她长期执教于台湾中兴大学、台北大学等知名高校，推动中学国文教材改革去政治化，主张以超越政治的态度来重编国文课本，减少意识形态的灌输，加强对学生文学性灵的陶冶，矢志不渝地推动台湾文学发展。

动荡年代，漂泊、流浪仿佛是一种常态。受形势所迫一次次千回百转，是为了到新的地方寻找希望，更是为了逃离上一处的苦难。六岁那年，齐邦媛离开家乡，开始了她长达十七年的辗转生涯。自从和母亲去往南京后，东北变成为她一生思念却再也回不去的原乡。

（四）隐退期：冷静平和的书写者

对于土地的眷念是东北人执着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巨流河》直接以故乡的河流命名更是具有着原乡精神的象征意味。而经历了流亡和漂泊的赴台作家齐邦媛似乎更能体会到土地的深意：“她土地资源的丰饶，使她成为灾难之地，但是大草原上世世代代骑射千里的倔强灵魂却也无人能够征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学生几乎占军校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学生都成为抗战的生力军，血气方刚，这是东北精神的不屈，带着这样的精神沉淀，齐邦媛进入隐退期成为了冷静平和的书写者。

晚年的齐邦媛在经历了中国最大规模的战乱和迁徙，人生暮年以一本沉甸甸的《巨流河》完成了对个人和时代的追忆和再现，诉说了对东北原乡的思念和眷念。她以很大篇幅梳理与东北有关的家族与历史谱系，书写出历史缝隙中被遗漏的故事，以“诗的真理”见证一个大时代的浮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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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玉良.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峰、白朗[M].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4]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 白朗集.[M].王立民，丛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5]白朗文集[M].春风文艺出版社，白朗 著，1986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2021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东北流亡作家’传记研究”，项目编号：20211017A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