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姝 张明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且已成为全社会研发投入的主体，在基础研究领域也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前亟需促进基础研究发展、亟需取得重大开创性原始创新成果背景下，应准确分析企业基础研究支出情况，剖析影响因素，探索激发企业基础研究活力的政策路径。

一、企业基础研究支出现状

（一）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总量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增长明显，但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需求相比缺口较大。中国科技创新的世界影响力逐渐增强，《欧洲创新记分牌2021》依据新修订框架的评价结果显示，中国自2014年以来创新绩效强劲增长，是一个“稳健的创新者”，商业研发支出是中国的三个相对优势之一。《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1》数据（除特别标注外，本文数据均来自该年鉴）显示，2020年中国企业R&D支出18 673.75亿元，超过全国总支出的四分之三，是支撑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OECD数据（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1》数据有一定差异）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支出为12.1亿美元，比2010年（1.3亿美元）提高了近10倍。但基础研究支出总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远远落后，美国2019年企业基础研究支出为320亿美元，日本为103.6亿美元，韩国为87.6亿美元，法国和英国在2018年也分别达到32.9亿美元和35.7亿美元（见图1）。

图1 2010—2019年各国企业基础研究支出金额

OECD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R&D支出比例为0.3%，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自2013年以来该比例稳定在6%以上，日本保持在6%～8%，韩国由2010年的13.9%降至10.6%，法国和英国在2018年也分别达到7.3%和9.7%（见图2）。

图2 2010—2019年各国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企业R&D支出的比例

（二）企业基础研究经费结构

从来源结构看，企业资金是企业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高校R&D经费的重要来源。2020年企业R&D经费支出中，企业资金占96.6%，政府资金仅占2.8%。根据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总额95.61亿元测算，企业基础研究经费中来自企业的大约为92.4亿元，约占企业R&D经费的0.5%。与此同时，企业也是支持高校科技创新的重要经费来源，高校R&D经费支出中来源于企业的比例为35.4%，几乎占到政府资金的六成。另外，2020年一项全国科研人员激励专题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高校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中，有20%近三年主持过来自企业的项目。

从支出结构看，企业内部基础研究支出很少，大型企业基础研究支出比例相对更少。目前企业研发经费主要投在了试验发展环节，其次是应用研究，只有极少量投入到了基础研究。从总体结构看，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在全国基础研究支出中占比很小，2020年该比例仅为6.52%。从企业规模看，规上工业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企业R&D总经费支出的比例仅为0.34%，其他企业该比例反而略高，达到1.3%。

二、企业基础研究支出不高的原因

（一）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

经济社会需要发展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才能够为基础研究提供发展空间和需求。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说明了经济社会水平对基础研究的重要影响。根据OECD统计数据和相关国家GDP数据，日本1983年人均GDP稳定超越1万美元，企业基础研究经费为12亿美元，占全国R&D支出的3.6%。快速发展的经济为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增长奠定了基础。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人均GDP为0.4万美元，九年后（2019年）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企业基础研究经费也达到12亿美元，与日本1983年的人均GDP水平和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总量水平一致，但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R&D支出的比例仅为0.3%。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环境逐步进入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阶段，但有力推动企业基础研究发展，还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二）与宏观政策环境有关

一是我国宏观政策以普惠性政策为主，专门针对企业基础研究的政策不足。有利于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仍不完善，目前企业研发投入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以及奖励科技创新人才等普惠性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及人才激励政策，但这些政策是以整体的研发投入作为衡量标准，并未专门针对企业基础研究。当前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类研发活动都能获取同等税收优惠额度，未体现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特殊优惠。

二是评价监督制度过于注重企业效益，国企开展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受到制约。调研中有企业反映，现有的国企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审计监察制度体系，对国企投入基础研究缺乏有效的支持和激励，制约其基础研究投入的积极性。例如：现有针对国企的考核评价过于注重产值和利润指标，而相对忽略其创新绩效和创新投入指标；监察审计等部门在监督角度也往往要求国企研发投入在短时期内取得可见收益，这不利于企业进行长期的基础研究投入。

（三）与企业自身有关

一是主观原因，企业不愿意承担基础研究的高风险，开展基础研究的意愿不强。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成果外溢性等特点，企业开展基础研究，需要投入较大成本，承担较大风险。过去，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路径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当前，除了部分在科技创新中处在“领跑”“并跑”位置的企业，其他大部分企业仍然能够依靠现有研发模式获取预期利润。虽然随着世界科技竞争格局剧烈改变，中国企业必须要开展基础研究，但此时风险大多数需要企业直接承担，现有政策环境还难以为企业分担基础研究投入的风险，因此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客观原因，企业基础研究能力存在结构性缺陷，基础研究人才储备不足。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是要有一支相对稳定、能力强、数量足的基础研究人员队伍。但当前我国众多企业在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环节，虽然R&D人员相对较多，但基础研究人才明显短缺。2020年全国企业R&D人员为560.5万人，占全国R&D人员的74.2%，但企业中博士毕业的R&D人员仅为4.1万人，占全国的比例仅为6.5%。即使企业有意愿、有能力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人才短缺的情况也会影响投入效果。

（四）与创新生态有关

创新主体分工与协作机制仍不完善，校企融合协同创新力度不够，基础研究层面的校企协作相对更少。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可以反馈到基础研究的需求中去，为后者明确方向，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让科学研究落到产业需求上。调研显示，大学普遍认为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企业，企业有明确的需求和意向，就比较容易把合作推向深入持续的层次，反之就很难。大多数校企合作仍处于研发链条的下游，主要局限于具体的产品和工艺研发创新，缺乏长期可持续、不求短期回报的基础研究合作。

三、相关建议

一是形成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企业、社会力量等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格局，基础研究经费适度向企业倾斜。在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6%以上的基础上，继续适当稳定提高经费投入。保持中央财政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适当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尤其是应用基础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加大投入，尤其是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地区。引导企业增加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鼓励社会捐赠，探索引导社会捐赠资金投入基础研究的有效路径。

二是扩大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的覆盖范围，构建有效的基础研究校企合作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自2018年成立以来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当前参与其中的主要是少数大型国企，如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为发挥联合基金优势，可在当前基础上继续扩大联合基金覆盖范围，积极引导华为等民营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同时鼓励有基础研究需求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加强与地方自然科学基金合作，由企业提出问题，高校、科研院所等提供研究支撑，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解决企业基础研究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

三是完善鼓励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推动政策落地。明确划分企业基础研究范围，研究制定并及时完善基础研究清单，对企业开展相关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激励，激发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动力。扩大企业捐赠基础研究经费的税收优惠力度。探索企业基础研究人才特殊补贴制度。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考核评价制度，把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等指标纳入考评体系，同时给予国有企业开展基础研究较大宽容空间和相对较长考核周期。

四是加强科技人才、平台、基地和条件建设，健全创新人才“旋转门”机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其他科技计划项目中，尝试设置基础研究校企合作项目基金，依托基础研究项目将企业发展科技需求和高校基础研究优势进行对接与整合，解决企业和高校难以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深度合作的困境。同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校企融合的政策环境。推动大学、科研院所的人事制度改革，畅通人才在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间流动的通道。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进入企业开展研究，简化高校科研人员到企业开展合作研究的管理流程，提升企业基础研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