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是一位兼事诗歌批评和诗歌翻译的诗人，学贯中西、汇通古今的阅历，使得他的诗歌写作在空间上变得无限宽阔。他熟稔诗歌的现代性，同时对古典诗学充满敬意，这让其对诗歌的思考也变得更理性、更全面、更具有包容性。从某种意义上言，胡桑的写作可以归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类型。学识的渊博使其诗歌写作呈现出一种融通之后的大成气象，他努力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也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尽管可能尚未达到谢默斯·希尼所言“完全属于自己”的程度，但其作品的风格和辨识度已经清晰可见。在一般诗人而言，诗歌写作能够达到这样的层次已属难能可贵。但是胡桑的志向并不止于此。在诗歌创作谈中，他曾借助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诗人的写作大致会经过两个阶段”的观点来表达个人的诗歌抱负：“尝试如何在诗作中向他人提供通行权，无论是向古典回溯，还是向他人经验的凝注”（《向他人提供通行权》，《江南诗》2015年第1期）。这已分属希尼所谓的诗歌写作的第二个阶段，属于诗人在第一需要（独创性的需要）之上的“第二个需要”（超越自己的需要）。

胡桑的这一诗歌抱负，指明了诗歌在写作上的两个方向，或者说提供了诗歌在写作上的两个向度。一是“向古典回溯”，一是“向他人经验的凝注”。从创作实践来看，胡桑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进行了有力的开拓。就回溯古典的一面来看，其诗集《赋形者》早就实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此诗集中存在大量经由古典而来的新诗建构，如第二辑“寓形”中的篇章《孟郊：仄步》《姜夔：自倚》《吴文英：须断》等，与茱萸的“九枝灯”系列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同曲异工之妙;另外，其“赋形者”一辑中的《褶皱书》《书隐楼》《松鹤公园》《占雪师》诸篇，也颇具古典审美情趣，“普吉岛信札”“荒芜的本质”二辑中的许多篇章则多有向古典致敬的意识，如《春夜酒中独坐寄闻敏霞》《惜别》《天仙子》《忆秦娥》《为小雅生日作，兼怀湖州》《临苏轼洞庭春色赋》《久雨夜读》《夜读黄仲则》等。就向他人经验的凝注这一面来看，其大量的创作都是在实践这一点。如果将这一面作为“古典”的对照面来理解，那就表现为对“现代诗歌经验”的汲取。不过，如果我们仅仅是作这样的观照，那就陷入了狭隘的境地，因为所谓的“他人经验”，“古典”也是可以被包含在内的。况且，这二者不可能全然被割裂，而常常应该浑融在一起。如其《幽人：给余烈》，一方面借助西晋诗人张华的诗句“幽人守静夜，回身入空帷”来照应诗题，另一方面又镜鉴古典诗学中的赠诗题材（本诗体现为“给”）来传授现代经验。在诗歌中，“孤独”的共鸣感被毫无遮掩地赋成穿越时空的“互文”，从而将跨越千年的晋人与现代人通过情感的陶冶建立起一種浪漫关系，既不可分割，又相互依存。如果说此诗还是在利用一个隔着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胸中块垒，那么《在永嘉：索居》则毫无保留地将个人与一个内心充满了矛盾的“离群”遁形者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灵魂之中意气的相互碰撞，另一方面也是不同时空之中世俗与精神的相互慰安，相互流入。“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胡桑在谢灵运的这一理性“倾泻”中既谋求到了一份独属于自己的心跳和激动，同时也发现和还原了一份充斥着历史情愫的他者经验。此外，像独具现代经验的《房东》一诗，也在沃尔科特“他拥有那么多缺席”的指引下，将现代生活衍生出的“虚无”迷思演绎得淋漓尽致。《物的时代》虽然没有具体的“他者”指引，但是无形之中的“他者”已然被嵌入或渗透在了宏大的时代洪流之中，秘而不宣，同时又作为一个潜在的“法则”与世界共存。理想的诗歌总是经由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个人体验来探寻自身。胡桑正是通过现实中无数“内心”的细节突破为我们传输着一个个不容易被觉察到的丰盈世界。也许这就是谢默斯·希尼所谓“在依然属于他自己却又向他人提供通行权的作品中，接受世界的他者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胡桑这种对于古典和他者经验的回溯与凝注，其目的并在于对新诗做形式上的探索，他不是将其当作策略和手段来对待的。在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上，胡桑一直持一种超越的意识。他从不认为诗歌会因为时空的断裂而产生隔阂。诗歌应该成为“一门具有无限柔韧和延展性的艺术”，诗人们在自己的写作中，应该具有突破现代性的意志。他更远大的理想是“让诗歌进入更悠远的时间秩序之中”，应该与对真实的追求具有一致性。

赵目珍，青年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