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军

摘要：上海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既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又有众多当事人回忆录作支撑，是客观真实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6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一个事业机构，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有所同亦有所不同，在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扮演着“总会”的职能，在中共创建进程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先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道路的独特性，也内在地揭示了中共创建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规律。中国独特的建党道路是中共创建者们自主做出的选择，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异乎寻常的救亡图存的需要。

关键词：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共党史;中共早期组织

中图分类号： D23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2）01-0022-10

流行的观点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5月，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期组织。此观点最早见之夏林根、丁宁的《建国以来上海史研究述评》一文[1]，而对此观点进行系统论述的代表性成果，当属周子信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文[2]。之后，此观点被党史著作广泛采用[3]27。学者任武雄在《1920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一文，对上述流行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不存在，存在的是社会主义研究社[4]101，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亦持此观点[5]160-161。袁超乘、冯玲的《中共建党前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考辩》一文，采用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社会主义研究社的说法，同时简略考证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并认为这是当时各地建党的一项“传统”[6]。

总的来说，已有研究成果立论主要建立在不十分可靠的回忆史料基础上，结论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共创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这方面的专门性论文只有少数几篇，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因此，对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必要，且意义重大。

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客观存在

目前学界质疑上海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理由除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材料外，并无文献资料的佐证，且施存统、沈雁冰（被认为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明确否认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5]161。揆诸史实，此质疑不能成立。

第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有确切的史料为据。其中最具权威性的史料，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4月13日“附录”上刊载的《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章程》[7]15-16。章程虽未标注“上海”字样，但属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章程应无疑义。这不仅因为《觉悟》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还因为其刊登研究会章程主要包含有公开征召成员之意，沪外类似的组织似乎不太可能在沪上的报刊刊登此章程或启事。联系到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地，中共上海发起组自称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而不冠以“上海”字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冠以“上海”字样也就不难理解了。另一史料是20世纪30年代留存的，该史料对上海党团组织的有关记载虽然与实际情形有所出入，但却有明确的“组织马克斯（思）主义研究会”的记载，并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称为共产党的“雏形”[7]148。这与陈望道、邵力子对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回忆的情形基本一致。此外，陈公博在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是中国共产主义“本源的团体”[8]92-97。陈公博的说法，显然是就全国而言的，而非仅仅针对某一个地区。

第二，除了陈望道、邵力子两人的回忆资料外，当事人杨之华[9]26、袁振英[9]473、彭述之[10]305、包惠僧[9]441、张国焘[9]139亦留下了有关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方面的回忆资料。彭述之的回憶涉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间、人员、活动等多方面内容，并称研究会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中央小组[10]305。彭述之有关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回忆，是研究该会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但一直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包惠僧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有关回忆，虽然不是针对上海而言的，但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包惠僧一再提到，成立党的早期组织，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规定”[11]62，是“当时的体制”[11]374，当时各地的“组织系统都是一样”“情况都差不多”[9]441。另外，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好友、新民学会会员肖三撰写的《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文中有关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记载，同样给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提供了佐证（1）。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肖三在文中说《新青年》杂志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这与陈望道所说“《新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12]完全一致。

第三，要辩证看待施存统、沈雁冰的有关回忆。如被论者引证的沈雁冰在《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5]226-227一文中说，1920年7月间，陈独秀邀他们参加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当时的名称忘记了，但“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9]46。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上海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无关，且与历史实际相符。沈雁冰在晚年所写的《我走过的道路》中，有两处提到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3]148，191，这说明，沈雁冰不仅没有否认，而且还肯定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

我们再来看看施存统留下的这方面的资料。被石川祯浩引证的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5]226-227一文中说，中共上海发起组1920年6月间成立时，“一开始就叫共产党”[9]35，同样与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无关，而且从总体上来看，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共产党》月刊的出版发行，旗帜鲜明地使用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DF17F1A3-5CA3-439D-B6B9-933A339D8105

对施存统有关上海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的说法[9]35，我们可做几点具体分析。首先，施存统可能没有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近年来披露的施存统在日本警视厅的供述记载来看，他参加的上海社会主义团体有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社会主义大学校等，但却只字未提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4]234。其次，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当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外围组织，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处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核心地位[10]305。再次，近年来披露的资料表明，施存统对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知情的。这份新披露的施存统1961年对早期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活动情况的回忆资料中，明确说上海大沽路357号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所和开会地[15]522。

第四，新青年社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出版机关。陈望道的有关回忆中提到：《共产党宣言》译好后，他交给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由于《共产党宣言》出版时署名的出版单位是社会主义研究社，质疑上海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者认为，是陈望道把社会主义研究社误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4]101[5]161。

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发行后，因该译著封底印有“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字样，不少求购者因不知该社具体地址所在，只好向《星期评论》《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写信咨询。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沈玄庐，为此专门在《觉悟》上刊文作答。从沈玄庐作答的内容来分析，社会主义研究社实际上就是新青年社（2），署名社会主义研究社的机构并不存在[16]。既然社会主义研究社并不存在，质疑认为陈望道把社会主义研究社误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看法自然也就难以成立。

新青年社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出版机关（3）。新青年社包括编辑部、发行部、印刷所等部门，陈独秀是该社的总负责人。1920年底陈独秀离沪赴粤后，编辑部由陈望道负责，成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等人，发行部由苏新甫负责[17]232，印刷所（称“又新印刷所”，即“日新又日新”之意）由郑佩刚负责[9]484。由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具有同质同体的一面，“内部叫共产党，对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共产主义小组）”[18]114。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出版机关新青年社，自然也可视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出版机关。由此说来，交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与交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新青年社出版，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客观存在的，质疑其存在的观点不能成立。

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

流行观点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5月[3]27。此观点主要来源于陈望道、邵力子等当事人的回忆，并无文献资料的支撑[9]23，61。笔者认为，仅仅以回忆材料作支撑所得出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于何时？由于缺少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难确定其成立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当事人陈望道当时的行踪，还是可以对其成立的大体时间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6月。

第一，根据陈望道自己的回忆，他是在1920年5月收到戴季陶等人的电报后，才从浙江义乌河里乡分水塘赶往上海。陈望道到上海后，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星期评论社，因为星期评论社希望他接替即将离沪的戴季陶的编辑工作。第二天星期评论社开会，决定停办《星期评论》[12]。从《星期评论》终刊的出版时间——1920年6月6日来判断，陈望道到达上海的时间，应在5月底或6月初。

第二，《星期评论》社委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计划通过连载的方式在该刊发表[19]39。陈望道是在家乡分水塘完成《共产党宣言》译稿后才前往上海的[19]40。如果陈望道1920年5月中上旬就已到达上海，结合《星期评论》终刊的时间，在该刊进行連载还来得及。《星期评论》之所以未能如期刊载，只能说明陈望道是在《星期评论》终刊出版的前夕才赶到上海。

第三，俞秀松日记记载，陈望道是在1920年6月下旬的27、28日，才让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译稿送交陈独秀的[20]115，116。如果陈望道早在1920年5月中上旬就已到达上海，何以迟至6月底才将《共产党宣言》译稿呈交陈独秀？

第四，在陈望道家乡分水塘，至今还传颂着他当年因专心于翻译《共产党宣言》而蘸墨汁吃粽子的故事[19]40。这则小故事说明陈望道赴上海的时间不会早于当年的6月。因为一般情况下，吃粽子应在端午节期间，而1920年的端午节是公历6月20日。

第五，1920年5月，陈独秀等党的发起人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大学校[14]234-235。社会主义大学校是什么类型的组织？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关系怎样？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成立社会主义大学校与党的创建活动有密切联系。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重要成员的施存统，除了参加上海的党团组织外，就是参加社会主义大学校[14]234。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七人中，除王仲甫外，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六人，均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早期成员，且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施存统五人，又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成员。作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重要成员的陈望道，既不是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成员，又不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成员，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陈望道当时不在上海。

第六，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建党活动，主要依靠的对象是星期评论社成员。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七人，除陈独秀、王仲甫外，其余五人均为星期评论社成员。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五人，除陈独秀外，其余四人都是星期评论社成员。陈望道应星期评论社之邀赴上海，到上海后随即加入星期评论社活动[9]23，25，之所以未参加社会主义大学校和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这些重要活动，只能说明他此时不在上海。DF17F1A3-5CA3-439D-B6B9-933A339D8105

第七，施存统回忆，他没有和陈望道一起讨论发起（成立）共产党[9]35。陈公培回忆，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时候，陈望道当时在杭州[9]564。

另外，彭述之对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间的回忆，亦为该会成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6月提供了一个参照。彭述之回忆说：“它是何时创立呢？我想是在1920年9月。”[10]305彭述之的说法虽含有某种推测之意，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其说法应如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一样受到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彭述之的回忆与20世纪30年代的一则史料的记载：“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斯（思）主义研究会”[7]148，就时间节点而论，无疑是一种互相印证。

最后，对邵力子的相关回忆也需做些说明。邵力子的相关回忆似乎与陈望道的回忆形成了某种印证，但如果对其在建党时期的活动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印证其实并不存在。

邵力子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但加入的时间较晚。邵力子在其自传中记载，他加入党组织的时间，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21]22-123（包惠僧说是1921年春天[9]304）。当时邵力子又是以特殊的方式参加的，党务活动参加较少[9]62。由此笔者认为，邵力子有关“马研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忆[9]62，并非是对其亲身经历之事的回忆，极有可能是参照了陈望道回忆中的说法，或受到陈望道的回忆启发而来。因此，邵力子有关“马研会”的回忆并不能确信。

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属性

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创建活动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比较，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中共创建中有很大的特殊性。本研究将从五个方面对其属性进行具体探讨。

（一）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期组织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属性，学术界流行观点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或前期組织[17]129。此观点同样来源于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9]23，69。

从宏观层面分析，上述观点的流行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般特点和规律有关，即党的产生必须具备阶级条件和思想条件。就思想条件来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很短，有组织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上还没有开展起来。就中国现实的客观需要而言，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与研究，是合情合理的，何况这也符合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没有循此常规进行，而是一开始就以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为目标。陈独秀曾告诉张国焘：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是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9]133。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后，再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9]138-139。因此，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先后顺序在中国并不存在。

从微观层面考察，上述观点的流行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在前，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在后这一流行的说法有关。根据上文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成立在前，党的组织成立在后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不是过去流行的1920年5月，而是不早于1920年6月。二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根据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1920年年中的记载[22]20，参照俞秀松[20]230-231、施存统、陈公培三人的回忆[9]35，564，结合《俞秀松日记》[20]132的记载和施存统赴日时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不会迟于1920年6月中旬。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是经过两次会议才实现的。这意味着，发起创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工作，在1920年6月中旬之前已全面展开。正因为如此，早期党史著作在谈到中共在上海发起创建的时间时，大多指向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7]62《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10]313《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22]450等著作均记载为1920年5月，1927年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亦记载为1920年5月[23]116。因此笔者认为，是先有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创建及成立，再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前期组织的立论不能成立。（二）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一个事业机构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关系是什么？笔者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发起成立的，是党的一个事业机构。包惠僧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党的事业机构的回忆，比较符合历史实际[9]441。彭述之在回忆录中，亦明确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称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305。由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负有指导各地建党的任务，“组织系统和工作程序都是由上海党部拟订分到各地区的，组织系统都是一样”[9]441。所以，凡是有中共早期组织的地方，均成立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6]。历史文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就有“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明确记载[7]11。

中共在上海发起创建后，为何要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类事业机构？这与党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党在1921年正式成立的时候，即将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当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提上日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短，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首要标志——1918-1919年间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四篇文章算起，到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党，只有一年多时间。这期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杂志是《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社团是以《新青年》《星期评论》杂志为阵地形成的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7]60，但这些杂志和社团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或社团。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有影响的人物，有不少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戴季陶、张东荪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全译本此时还没有出版发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人数亦不多，因此，在中共各地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均不得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7]77。包惠僧曾回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9]313。DF17F1A3-5CA3-439D-B6B9-933A339D8105

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短，意味着建党理论准备得不够[24]220;另一方面是中国严酷的救亡图存的现实，容不得我们按部就班地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再进行实际政治斗争。“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9]136，但中共创建者们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不能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9]137-138。陈独秀曾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9]142

创建中的中国共产党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同时中共创建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重要性具有清晰认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也有强烈渴望。当年赴法勤工俭学和稍后赴俄留学的学生中，就有不少人是怀揣对寻找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渴望，踏上了远涉重洋的道路。1921年初，受命赴俄的张太雷在家书中告诉妻子：“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25]11921年4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受团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仍不忘乘机“求些知识以弥补我的知识荒”[20]161。

正是上述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发起建党后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除了指导各地的建党工作、开展工人运动外，就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则翻译介绍”[9]138。加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主要由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构成，他们一般擅长做文字理论方面的工作，而缺乏组织工人运动等实际工作的经验。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发起建党后，随即很快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三）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有所同亦有所不同

作为党的事业机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之间，在人员构成与工作内容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或交叉，二者存在着同质同体的一面，即一套人马从事几个方面的活动[9]441。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望道在回忆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内部叫共产党”[26]，二者是同一的[27]283，不无一定道理。如同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事业机构，与中共早期组织具有同质同体的一面类似。如袁振英在回忆中就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共产党小组[9]472。而在陈公博的回忆中，中共早期组织实际是以青年团的名义出现的[9]419。

作为党的事业机构，上海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不是同一个组织，二者在人员构成、性质、组织机构、工作内容等方面，均存在着区别。从成员构成来看，作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最初阶段成员的施存统，并没有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施存统在日本警视厅的供述中提到的与他有联系的上海社会主义团体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4]234。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有14人[3]29-31，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却不足10人[26]。从性质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属于社团性质[28]267，“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9]20;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候，即通过党纲草案若干条[9]7，34，313，后来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22]1，属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从组织机构来看，陈独秀在上海期间，既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负责人，又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1920年底陈独秀赴广州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书记由李汉俊代理[9]1，303，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书记则由陈望道代理[12]。从工作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只做宣传、研究方面的工作[9]68，69。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工作则包括宣传鼓动、组织工运、组织发展等方面（4）。

（四）在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扮演着“总会”的职能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是指导各地建党工作的领导或指导中心，被称为党的发起组。作为党的发起组的事业机构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各地的研究会相比较，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其一，从吸收成员的要求来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要求严格[10]305，各地的较为宽松。如上海入会社员要“经本社社员一个介绍，得多数社员之同意”[76]15;北京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29]296。陈望道在回忆录中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同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也从侧面说明入会的“严格”。其二，从人员构成来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由共产主义者构成，且成员人数较少。陈望道回忆中提到的7人均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9]20，23。邵力子回忆中提到的8人只有戴季陶一人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9]61。彭述之回忆中提到的8人，非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的刘少奇、彭述之二人均为青年团成员[10]305。如上文已指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人数少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人数。各地研究会则构成复杂，且人数较多。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除马克思主义者外，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9]114，191。中共一大召开前，武汉、广州两地的研究会成员，分别是20多人[9]315和80余人[7]11。1921年11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征召会员时只有19人，到该年年底召开成立大会时，就发展到50余人[30]61。另外，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仅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核心或骨干;各地的研究会则有不少一般群众。如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中就有不少工人[30]65-67。而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北京党组织负责人的李大钊，却不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其三，从组织的严密程度来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26]，各地的则相对欠缺。如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没有会长、干事等名称，没有章程和纲领，也没有一定的纪律”[9]115。其四，从性质来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核心组织;而各地的研究会则是由共产主义者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者混合的组织，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彭述之在回忆中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中央小组”[10]305比较符合实际。而1956年施存统回忆中所说的，“在上海，没有用过这个名称”[9]35，结合1961年施存统的回忆，其本意应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外围组织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名称，或者说，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外围组织。各地的研究会则是当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外围组织[9]35[31]65。其五，从工作内容来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本职能，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各地研究会的工作重点有所不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是“承担着理论问题研究的任务”[10]305;各地研究会主要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每次开会主要是“轮流做读书报告或发宣传品”[9]315;而有名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当事人说它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组织”[31]63，是党组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关”[9]189。其六，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各地研究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不是平行的关系，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具有指导各地研究会工作的职能，实际上扮演着全国“总会”的角色。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辑出版《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月刊及编辑出版《社会主义小丛书》和《新青年丛书》等，是各地研究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读物。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记载，其“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7]8。张国焘亦回忆说：“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9]149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赞《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带有肯定意味地说“你处谅可得到”[32]544。这说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向国内各地研究会邮寄有关书刊、文件的同时，也向海外的社会主义者邮寄了这方面的材料。陈公培的回忆恰恰说明的确如此：“党组织曾把《共产党》杂志寄给我”[9]567。DF17F1A3-5CA3-439D-B6B9-933A339D8105

（五）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内容

作为全国“总会”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工作情况如何直接关乎各地研究会，甚至中共各地早期组织工作的开展。因此，有必要对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内容进行简要归纳和梳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留下的文献资料及回忆资料亦不多。本研究根据有限资料，结合党、会、团“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且各有侧重的特点，对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内容做一个初步归纳。

第一，每周开会一次，互相交流或研讨。《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章程》对此有明确规定[7]15，彭述之的回忆与之基本一致[10]306。

第二，请人讲演。研究会章程规定：“随时敦请对马氏学说素有研究的人讲演”[7]15。因缺少这方面的资料，请人讲演的具体情况无从知晓。

第三，对《新青年》杂志进行改造。成立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上海编辑部同人群体，特设“俄罗斯研究”栏，使《新青年》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并成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从1920年底陈独秀离沪后，由陈望道负责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并主编《新青年》的情况来判断，《新青年》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是极有可能的，当然同时也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与《劳动界》是上海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类似[20]231。

第四，通过邵力子在《觉悟》上发表文章[9]21，使《觉悟》成为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第五，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通过出版《社会主义小丛书》《新青年丛书》的形式，先后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29]34《社会主义史》《哲学问题》《阶级争斗》等著作。毛泽东、周恩来等进步青年，正是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学习，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第六，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抛出基尔特社会主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以《新青年》《觉悟》（《民国日报》副刊）为主要阵地，先后发表了《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张东荪现原形》《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还同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了论战。他们先后发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社会主义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等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

第七，由《新青年》编辑部同人成立新青年社，负责马克思主义书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由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主要由《新青年》编辑部成员组成，新青年社也就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出版社。陈望道回忆中关于《共产党宣言》译好后交给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的说法，恰好说明了新青年社（即社会主义研究社）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特殊关系，即新青年社是上海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出版机关。新青年社除了负责《新青年》《新青年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外，还负责《劳动界》《上海伙友》《共产党》月刊等的出版发行工作。

由于存在党会团一体、党会团不分的问题，是一套人马从事几个方面的活动，要严格区分党、会、团的活动内容是比较困难的。当事人刘仁静就曾回忆说：“无论是党也好，团也好，研究会也好，归根到底它们的主要骨干数来数去还是那么几个人……很难明确区分出哪些工作算党作的，哪些算团作的，哪些则是以研究会的名义作的。”[31]66但有一点则可以肯定，会、团工作均构成了党的工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党史著作将会、团工作内容统统归到党的活动名下是完全正当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3]28-35。

四、余论

通过对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及相关问题的考察，本文的结论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发起创建，没有经历一个从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创立党组织的过程，而是先把党建立起来，然后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反映了中共创建道路的独特性，也内在地揭示了中共创建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规律。

党史专家曹仲彬先生，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道路及特点进行过系统性研究。他通过对中外无产阶级政党建党道路及特点的比较，揭示出中国独特的建党道路，即主要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先建立地方共产党，而后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33]235-239。虽然笔者并不赞同曹先生将中共一大前后的党组织区分为“地方共产党”和“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但其揭示的中国独特的建党道路与本文的结论基本一致，即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从组党开始的。曹先生对中国建党道路附加的“主要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这一前提，笔者也不能苟同。笔者不否认共产国际在中共创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自然也会影响到中共建党道路方面，但这终归是外因。中国独特的建党道路应该从中国社会自身去寻找。中国独特的建党道路是中共创建者们自主做出的选择，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异乎寻常的救亡图存的需要。

早在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前的1920年1月，邵力子在《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中明确提出“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34]203。稍后，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二人即就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达成一致，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远在法国勤工俭学、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没有建立任何联系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22]130，“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22]131。作为中共主要创立者的陈独秀，亦曾明确告诉张国焘：“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8]133

反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来华工作，他们根据俄共（布）建党经验，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思路，并以此来指导中国的工作。这一工作思路，早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制订的中国支部工作计划中，即得以体现[35]40。后来国际代表利金在给其报告中，更把这一工作思路称之为“这就是对待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的原则立志”[36]86。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固守俄共（布）建党经验，并以此来审视中共早期组织，加之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党的许多工作大多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进行，以致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中共早期组织的统称，曾一度广为流传。DF17F1A3-5CA3-439D-B6B9-933A339D8105

注释：

（1）肖三在文中写道：“一九二〇年四月，毛泽东同志由北京来到上海。除作驱张的工作及普遍的反军阀运动外，还同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开会，讨论会务，并同大家合影。同时他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们进行了联系。这个学会于一九二〇年五月成立，在上海设总会，在北京、湖南、广州等地设分会。《新青年》杂志改为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第581页。

（2）沈玄庐答称：“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见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9月30日。

（3）《新青年》在八卷一号刊发的《本志特别启事》中说得很清楚：“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

（4）李达回忆说：“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编：《“一大”前后》（二），第8页。包惠僧回忆说：“中央主要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编印《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丛书，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取得联系（我记得当时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见《包惠僧回忆录》，第18页。彭述之回忆说：“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魏金斯基）的协助下，于1920年5月成立于上海。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后，便面对着三个迫切的任务：如何征集和培养共产主义的干部，怎样着手组织工会，以及对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见《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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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tudy of the Marxism Research Society in Shanghai

HUANG Aijun

（College of Marxism， Anhu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Bengbu Anhui233030，China）

Abstract：The existence of Marxism research in Shanghai， which is supported by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memoirs of many parties， is objective and true. The Shanghai Marxist Research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no earlier than June 1920. The Shanghai Marxism Research Society is not the predecessor of the early Shanghai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PC in Shanghai. It plays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ounding the CPC.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PC， follow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xism research society， reflects the uniqueness of the path of the CPCs founding， and also reveals an important feature and law of the CPCs founding. Chinas unique way of building the Party is the choice made by the foun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Shanghai; Marxism Research Society; history of the CPC;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PC

编辑：邹蕊DF17F1A3-5CA3-439D-B6B9-933A339D8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