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小淮 向鹏

摘  要：斯皮泽博士编著的《哲学的背叛：哲学与翻译研究》是研究哲学与翻译领域的一部最新的力作，该书论域宽广、视角新颖，全面揭示了翻译在哲学建构中的作用。本文在介绍该书内容的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了全面的评价，指出了该书的贡献、特点及局限，以帮助研究者了解该书以及哲学与翻译的关系。

关键词：哲学;哲学建构;翻译;哲学的背叛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2）11-0173-04

哲学与翻译之间历来关系密切，在哲学的建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功莫大焉。刘军平曾在《通过翻译而思》一文中指出：“不少哲学大家要么把翻译作为研究哲学的一种媒介，要么直接通过翻译而‘思’，……翻译既是他们研究的手段，又是目的。”[1]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翻译在哲学建构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翻译是哲学家研究哲学的媒介或工具;其二，翻译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抑或翻译就是哲学。第一个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同。皮姆曾总结过翻译与哲学三种可能的关系，其中第一种就是：“各类哲学家将翻译作为哲学研究的案例或者视翻译为一般性问题的隐喻。”[2]第二个方面作用看似比较激进，但是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与深入，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德里达就将哲学操作视为一项翻译工程，他认为：“哲学源于翻译。”[3]斯皮泽也认为：“从广义上而言，翻译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行动。”[4]刘毅青也认为哲学翻译就是哲学创造[5]。由此可见，不论从哪个方面而言，翻译在哲学建构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翻译在哲学建构中的作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皮姆曾指出：“传统上，西方哲学并不讨论翻译，大多数专业化的百科全书和词汇目录也没有收录‘翻译’这一术语。”[2]阿夫托诺莫娃也指出：“翻译在哲学发轫之始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通常并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被压制了。”[6]《哲学的背叛：哲学与翻译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这种忽视，让人们意识到翻译在哲学构建中的作用。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往往都是只言片语，而这本书专门致力于这方面的讨论，这就显得弥足珍贵。

一、内容介绍

《哲学的背叛：哲学与翻译研究》一书由美国哈里斯堡社区学院的斯皮泽博士编撰，于2020年在沃隆出版社（Vernon Press）出版。该书除了斯皮泽的导言外，还含有七篇文章。

在《导言：哲学的背叛》中，斯皮泽开篇利用“哲学之祖”泰勒斯的典故指出，西方的哲学史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接着，斯皮泽介绍了该书的标题中“哲学的背叛”所蕴含的三层意思：第一，它指翻译中著名的典故“翻译即背叛”。作为哲学中的一项基本操作，翻译改变、重构和抛弃了事物本身看起来的模样。第二，哲学认为内容和形式是分离的，然而翻译让人们认识到哲学的生存取决于语言材料，这是对哲学本身“唯一议题”的背叛。第三，由于怀疑哲学思考会背离、越界和背叛，这损害了人们对哲学和哲学家的信任。最后，斯皮泽指出，翻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哲学具有重要意义：（1）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2）研究哲学翻译过程中的变形、重构和移位就是在进行哲学研究;（3）很多读者会将翻译文本作为他们今后研究该材料的起点。

第一章为希克斯撰写的《通过哲学看翻译》。希克斯认为哲学与翻译具有共同特征，并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四组关系来考察翻译实践。这四组关系为：部分与整体、手段与目的、事实与价值以及内容与形式。希克斯强调，他所提出的四组关系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紧密联系;这四组关系并非穷尽性的，而是开放的，他期待人们对其进行拓展。希克斯的论述逻辑严密、例证丰富，从哲学的角度清晰地揭示出了翻译的一些特征，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第二章为保罗·奥利维拉所写的《在行动中集合：维特根斯坦的综观式表现、家族相似性及翻译理论》。奥利维拉从“综观式表现”和“家族相似性”两个概念出发，探讨维特根斯坦的翻译观。虽然维特根斯坦自己并没有明确提出过任何翻译理论，但这两个概念对翻译研究具有特别的启示。作者认为，翻译发生在语言之中，是一种语言现象，因此我们的任何具有一致性的翻译理论必然是建立在我们的语言观念基础之上的。语言观在逻辑上优先于翻译，通过人们谈论翻译的方式就能了解他们的语言观。维特根斯坦的“综观式表现”和“家族相似性”体现的是他后期的思想，是一种非本质主义观念，因此，维特根斯坦的翻译观也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翻译观。

第三章为斯皮泽所撰写的《直觉的爱欲：〈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翻译和翻译姿态》。斯皮泽通过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个小节的解读，指出《纯粹理性批判》中存在着翻译和翻译式姿态。在该章中，斯皮泽所说的翻译指的是广义的翻译，也就是雅克布逊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他所说的“翻译式姿态”是一种隐喻说法，描绘的是与翻译相关的意象、场景和文本特质。斯皮泽对《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翻译和翻译式姿态的调查主要是通过一词多义和多语并存的现象进行的。通过识别《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翻译和翻译式姿态，斯皮泽认为，思考的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形成本身就是语言和翻译行为，因此，哲学的任务中包含有翻译的任务。

第四章为福尔诺维奇·雅伊特纳所撰写的《哲学中的不可译名词与对等概念》。在这一章中，福尔诺维奇·雅伊特纳别开生面地将哲学翻译中的不可译视为对等，将不可译名词从源语原封不动地搬到目的语中的做法视为完美翻译。她认为，哲学文本，不管是原文还是译文，其读者都是特殊的读者，他们熟知哲学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文本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些不可译名词了解哲学概念的起源、发展和形成过程，获得对该名词的完美理解，从而实现“在语言中思考哲学”。在福尔诺维奇·雅伊特纳看来，哲学文本中的不可译名词具有特别的意义。哲学中的不可译名词体现了哲学语言的独特特征，通过这些不可译名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哲学语言是通过翻译建构和发展起来的，哲学的历史也是翻譯的历史。另外，哲学文本中的不可译名词还能挑战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体现一种对他者、对未知者的开放心态，因为哲学文本中不可译名词的出现超越了民族语言的界限。

第五章为阿夫托诺莫娃撰写的《哲学、翻译、“不可译性”：文化和概念方面》。在这一章里，阿夫托诺莫娃首先指出，翻译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哲学话题，翻译话题几乎出现在了所有的哲学流派之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人们并没有认识到翻译在哲学语言建构，甚至是哲学建构中的作用。接着，她以俄罗斯为例指出，由于苏联时期的封闭与孤立政策，俄罗斯哲学界不仅与国际的发展脱节，还忘记了其本身的历史传统，是翻译为俄罗斯哲学的发展打开了这两把关闭的大锁。在此之后，她讨论了哲学翻译中的不可译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哲学语言并没有统一的语言风格，哲学翻译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助手，从翻译中可以获得反思的资源，从而帮助读者理解哲学的其他机制。接下来，阿夫托诺莫娃建议将翻译视为哲学的一个类别，认为若没有翻译，哲学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最后，阿夫托诺莫娃提出了一种“新的非实体的本体论”，她视翻译为一个过程和一种关系，从而否定了对象的本真性，认为对象是翻译过的、变换了的、重述过的。

第六章为卡多索撰写的《翻译、人文学科以及关联性批判》。在该章中，卡多索跳出了学科范围的限制，将翻译视为一种关联性来思考其他人文学科。卡多索首先指出，翻译不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实践，也是翻译研究之外的其他人文学科的一个研究话题。接着，他对翻译研究中存在的“学科内—学科外”逻辑进行了批判，鼓励人们在人文学科这个更宽的范围内进行翻译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反对各个人文学科简单地将翻译仅仅视为工具，因为这样的做法简化了翻译与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翻译与各个人文学科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卡多索认为翻译不仅是在践行关联性，同时也是在对关联性进行批判。说翻译是在践行关联性是因为翻译预设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两者具有一致性。说翻译是对关联性的批判是因为翻译所预设的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

第七章为道格拉斯·罗宾逊撰写的《以外围述行的方式阅读和翻译哲学：〈哲学的背叛〉的批判性后记》。罗宾逊的这一篇文章既是后记，也可以视为该书的导言或总结，在这一章里，罗宾逊对前面的章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罗宾逊认为，该书前面的所有章节中隐含着一条未表达出来的“红线”，也就是“外围述行性”（periperformativity）。外围述行性是罗宾逊从塞奇威克那里引入翻译的一个概念，在《推手及外围述行性》一文中有过详细讨论[7]。所谓的“外围述行性”是指述行行为的外围，也就是那些认可或不认可述行行为的见证者[4]。就翻译而言，这就指向了读者群体。在罗宾逊看来，读者的接受对言语行为是否可行至关重要。罗宾逊的“外围述行性”是对奥斯汀“述行语”理论的完善。奥斯汀认为语言可以行事，但罗宾逊认为语言行事必须得到在场的见证者的认可，否则语言所行之事将难以获得成功。

二、《哲学的背叛：哲学与翻译研究》 的特点

（一）视角、观点新颖

该书是继福伦的《翻译与哲学》（2012）与罗琳和威尔逊的《劳特里奇翻译与哲学手册》（2019）之后的最新的一部研究翻译与哲学关系的力作。文中的七篇文章视角、内容新颖，很多内容都是以前从未见过或很少见过的，例如希克斯从哲学中的四组关系来看翻译实践，斯皮泽所提出的翻译式姿态，福尔诺维奇·雅伊特纳将不可译的哲学名词视为对等，阿夫托洛莫娃提出的“新的非实体的本体论”，卡多索的翻译关联性批判以及罗宾逊所提出的“外围述行性”都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对翻译在哲学建构中的作用，翻译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崭新的思考，发人深省。

（二）论域宽广，语言多元

该书的编者斯皮泽认为：“思考翻译和哲学呼唤多元化。”[4]该书力图多方面、多视角地展现当代有关翻译和哲学的思考，因此该书论域宽广，语言多元。从内容上看，该书既涉及哲学翻译还涉及翻译哲学，既谈翻译理论也谈翻译实践。从语言上看，虽然该书是用英语书就，但书中涉及希腊语、德语、法语、俄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从文章的作者来看，该书七篇文章的作者来自美国、巴西、奥地利和俄罗斯四个国家，且作者中有男有女。总之，该书力图给读者一种多元之感。

三、《哲学的背叛：哲学与翻译研究》的贡献

（一）揭示了翻译在哲学建构中的作用

该书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翻译在哲学建构中的作用。长期以来，翻译在哲学构建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谈及哲学时，人们对翻译在哲学建构中所起的作用要么完全忽视，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地将翻译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翻译在哲学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简单陈述两个事实就能看出翻译在哲学中的重要性。首先，汉语中本无“哲学”一词，该词是由黄遵宪由日文转译引入中文的。其次，我们中国人现在之所以能谈论古希腊哲学，谈论笛卡尔、海德格尔、尼采、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外国人能谈论孔子、孟子等的哲学思想，依靠的是什么呢？翻译！该书中所有的作者都十分强调翻译在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例如斯皮泽认为：“翻译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行动。”[4]福尔诺维奇·雅伊特纳认为：“每一个哲学文本中都响着翻译的回音。”[8]阿夫托洛莫娃认为：“毫无疑问，翻译实际上已经成为哲学中的一个话题。”[6]揭示翻译在哲学建构中的作用无疑会加深人们对翻译和哲学的理解。

（二）反对翻译工具论，视翻译为哲学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活动，长期以来， 一直被其他学科视为工具。无疑，翻译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但翻译绝非仅仅是一种工具。该书的作者们都极力反对翻译工具论。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的发展与深入，语言逐渐摆脱了工具论，获得了认识论，甚至是本体论上的意义。在该书中，几乎所有的作者都继承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的思想，摒弃了翻译工具论的陋见，将翻译视为一种哲学行动。斯皮泽认为：“鉴于语言与思维不可分割，哲学文本中的多种语言所定制的持续翻译实践就是一种哲学研究的方式。”[4]阿夫托洛莫娃更是提倡将对翻譯的理解视为一种哲学类别[6]。将翻译视为哲学研究或视为哲学的一个类别，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让翻译获得了认识论，甚至是本体论上的意义，极大地提升了翻译的地位。

四、《哲学的背叛：哲学与翻译研究》的不足之处

该书论域广阔、话题新颖，深刻地揭示了翻译在哲学建构中的作用，对人们理解翻译与哲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研究哲学与翻译的力作。然而，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该书虽然力图全面体现当今对翻译和哲学关系的研究，尽量拓展话题的宽度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但就该书的内容来看，这一努力并不十分成功。本文七篇文章的作者虽然有男有女，也分别来自美国、巴西、奥地利、俄罗斯四个国家，但总体而言，还是没有跳出“西方中心”的窠臼，其中并没有来自亞洲、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声音。书中所讨论的翻译材料也全部来自《存粹理性批判》《存在与实践》等欧洲哲学的经典作品，并未涉及其他各地的哲学传统，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作者极力想展示的多元性与多样性。

其次，根据阐释学派的观点，翻译是视域融合。那么，就哲学翻译而言，翻译是如何体现不同哲学传统之间视域融合的就成了哲学与翻译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该书虽然在这方面有所提及，但并未深入论述。

最后，该书的语言比较晦涩，不利于读者的理解和接收。该书谈论的是哲学，哲学本身就比较抽象、难懂，并且该书还涉及希腊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在这种情况下理解该书本身已经十分困难。然而，该书中的作者还常常制造出一些文字游戏，采用比喻性或象征性的表达，大量采用抽象名词和长句，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理解该书的难度，不利于该书被读者接受。

参考文献：

[1] 刘军平. 通过翻译而思：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02）：64-67.

[2] Pym，A.. 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A]//in Kuhiwczak，P. and Littau，K. ed.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C]. Clevedon; Buffalo：Multilingual Matters，2007.

[3] Derrida， J.. The Ear of the Other：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 Translation：Texts and Discussions with Jacque Derrida[M]. Trans. Christie MacDonald. New York：Shocken，1985.

[4] Spitzer，M.. Philosphy’s Treason：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C]. Wilmington;Malaga：Vernon Press，2020.

[5] 刘毅青. 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以西方汉学为借镜[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4）：189-200.

[6] Avtonomova，N. S.. Philosophy，Translation，“Untranslatability”：Cultural and Conceptual Aspects[A]//in D.M.Spitzer， eds. Philosphy’s Treason：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C]. Wilmington;Malaga：Vernon Press，2020.

[7] Robinson，D.. The Pushing-hands of Translation and Its Theory：In Memoriam Martha Cheung，1953—2013[C].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6.

[8] Jaitner，S.F.. Philosophical Untranslatables and the Concept of Equivalence[A]//in D.M.Spitzer. eds. Philosphy’s Treason：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C]. Wilmington; Malaga：Vernon Press，2020.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国家主流媒体中的重庆舆情研究”（项目编号：19SKGH092）;重庆市社科规划培育项目“重庆城市语言景观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19PY25）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秦小淮（2000—），女，学士在读，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向鹏（1982—），男，博士，浙江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典籍翻译、后现代翻译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