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冬天里拼命写作的习惯。每天，自上午八点起，准时坐到书桌前，哪怕一个字不写，也要强制自己板板正正坐在那里。

这之前的一两个小时，我通常是戴着耳机边听蜻蜓FM上播讲的《红楼梦》原著，边独自一人在我们村西衰草连天、荒寂无人的大洼里跑步。我敢说，我们村西大洼里每一条田间小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那些挺拔高大的白杨、摇着一两片血红色枯叶的海棠、被寒风吹得胸前羽毛倒竖的喜鹊以及成方连片散发着暗绿色幽光的麦苗们，无不挨个儿倾听过我因奋力奔跑发出的沉重喘息。对这种在有些人看来过于寂寥甚至是刻板的生活方式，我从未有过丝毫厌倦，反而乐此不疲，充满享受。

只有我自己最清楚，这几年才是我有生以来活得最惬意、最舒心也是具幸福感的高光时刻。

无来由地对寒风肃杀、万物凋零的冬天情有独钟，完全是因为我觉得，在苦寒冰冷的地表之下，不动声色地培植孕育出的深厚的温暖和无限生机更具审美情趣，它符合我已发表过的任何一篇小说作品的基调，电脑上，那些被我敲打而出的、闪烁着灼灼寒光的文字与严冬有着极好的契合度。

壬寅年正月初二，当我结束了一上午的写作，边喝茶边捧着手机有一搭无一搭翻看微信朋友圈时，赫然看到一位朋友转发的著名作家杨啸去世的消息。我觑着有些酸胀的双眼，把那条消息读了又读。他去世的时间是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

去年秋天，我刚送走老娘，这样一算，他俩是同一年离开这世界的。有老长一段时间，我茫然坐在书桌前，凝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出神。脑中放电影一样，是我们村西大洼里所有植被从生机盎然走向衰败枯萎的全景。散落于田野间那些高低错落的坟冢里发出的唏嘘哀叹之声不绝于耳。

二

杨啸是从冀中平原一个小村庄走出去的写作者，他主攻儿童文学，是曾经在中国文坛非常活跃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出生并度过童年时光的这个小村名西甘河，甘甜的甘，河水的河。青年时代的杨啸挥别这样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村庄之后，一路向北，最后靠着写作，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内蒙古大草原扎下了根。

母亲生我时大出血去世，我三个月大即被姨父、姨母抱来西甘河抚养。很快，我的生父与姨父在两家族人的见证之下，写了过继单，给我更名改姓，自此我称呼姨父、姨母为爹、娘。那会儿，杨啸已离开西甘河多年，但这并未妨碍有关他的传说在村上流传，我那倾慕读书人的爹就曾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灌输。那时的爹已年届不惑，但每每提及杨啸童年的一些往事，都会双颊泛红，两眼晶亮。他对一个能编故事，且能把故事搬上银幕的人，充满无比的敬重与崇拜，特别是以自己跟他在高小时同过学，倍感骄傲和自豪。正是我爹对杨啸这个人的啧啧称道，让我从穿开裆裤时，就对写作这门手艺心驰神往，跃跃欲试。

现在想来，是我那高大、帅气的爹用他个人对写作近乎偏执的喜爱以及他心目中杨啸这样一个神一样存在着的幻象，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悄然埋下了读书、写作的种子。写作能跳出农门，能吃上公家饭，弄好了还能穿上四个兜的官衣，所有这些靠凭空想象出来的美好前景，被我爹说得天花乱坠，触手可及。他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以爱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嫁接在了他的养子身上。以至于让我耗尽无数大好光阴，怀揣那些假大空的梦幻，在这条遍布荆棘，险象环生的写作道路上，走得弯弯绕绕，跌跌撞撞，一走，竟走了几十年。

近两年，我时常在一些寂静的夜晚，独自坐在书房里回忆那些青春的日子。那时，我会把房间内的灯全部熄灭，任由乡下冷清、孤寂的黑暗朝我涌来，再慢慢将我淹没。也正是在那无边无际的黑暗当中，我才能看清那个有着一头披肩长发，被内心的狂热折磨得语无伦次，嘴里不时蹦出豪言壮语的青年朝我快步而来。我当然会对那样的一个自己充满嫌弃和鄙夷，正如我不屑所有因为无知，因为眼界的狭小而造就的自大与轻狂一样。然而当年，我就是以那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了我的乡党、时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的杨啸面前。

三

高中毕业之后，我去了重庆一所高校读书，所学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因为从小在爹娘的溺爱中长大，让我在一个人自塑性格的人生关键时期缺失了很多东西，虽已跨过青春的门槛，但我仍懦弱胆小，敏感多疑且任性固执。由于不喜欢所学专业，一年之后的寒假，我跟爹娘吞吞吐吐说出了我想退学的想法。我以为我爹会对我大发雷霆，甚至大打出手，没想到他于短暂的讶异和窘迫中快速醒来，上下打量我一番之后，竟凑过来爱抚地在我脑袋上抚弄一把，说道，不想上，咱就不上。正好可以当作家！

我爹说到做到，为了培养我成作家的梦想更加稳准地得以实现，他首当其冲想到了那个他一直以来敬仰的人。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带上你的作品，去内蒙古，去找你瑞增（杨啸曾用名）叔吧！让人家给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当作家的料。如果他说你能行，你爹你娘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一九八九年的那个春节刚过，我爹娘就粜净了当时我家南屋洋灰柜内的小麦和玉米，托人在北京给我买来一件海军蓝的呢子大衣。大衣一到，我爹娘开始为这次在他们看来裁决我命运的远行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先是给内蒙古那边打电话讨要来杨啸的住址，接着就准备土特产，又东摘西借弄来几百块钱给我当路费，那一年的正月十七我穿着那件用我家地里一年的收成换来的呢子大衣坐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绿皮火车。

在呼市一间不大的客厅里，我终于与我的作家叔叔见面了。见我那天，杨啸穿了一件米色开领的羊毛衫，他握我手时，我感觉他的手掌厚实而绵软。在他一家人热情接待我的时候，我不时偷眼观察着眼前这位个子不高，平头，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中年人。见他行至有礼，夹杂着乡音的言语轻柔、温和且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暗忖，难道眼前看上去太过普通的男人，真就是那位二十年来名字已经灌满我耳朵的大作家？一时间，我竟有了恍若梦中的感觉。

按照我爹与杨啸叔叔在电话中的约定，我向他呈交了自己一篇写在稿纸上的散文。我以为他会马上阅读，可他接過我的稿子，轻轻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对我说，稿子我随后看。侄子第一次到内蒙古来，多住几天。让你飞哥带着你好好溜达溜达。杨啸叔叔嘴里的飞哥，是他比我仅大一岁的儿子。飞哥还有一个姐姐，当时在内蒙古大学读书，我叫她蕾姐。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飞哥带着我游览了呼市好几个景点，我俩还在一座成吉思汗的雕塑前合了影。我把那张照片带回家不久，就被我爹镶进了相框，挂在他和娘卧室内山墙的正中央。自此，家里再有亲戚朋友来，我爹必要把人从堂屋引进卧室，手指墙上的照片，看！这是小弟（我的小名）跟杨啸儿子。啧啧啧，这孩子气质上跟杨啸差不离，一看就是个大作家的料啊！哈哈哈……时至今日，我都搞不清当时我爹嘴里的“这孩子”是指飞哥，还是在吹嘘他的养子。

由于心里装着此行的目的，我一直焦急等待着杨啸叔叔对我那篇文章的评价，但他不说，我也不敢问。我终于要回家了。临行，杨啸叔叔手里捏着我那叠稿纸，把我叫进了他的书房。他郑重地对我说，稿子我认真读了，你文笔非常好，但要想成名成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回去后多讀、多写吧。说着，他从书桌上拿起他自己的一部已经签好名的儿童文学小说集送给了我。坐在返乡的列车上，我的心里依旧暖意融融，杨啸叔叔、杨啸婶子、蕾姐、飞哥，他们一家四口几天时间里朝我绽开的笑脸掠过仍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大青山顶扑面而来，撞进了我的心窝。

四

内蒙古之行，杨啸叔叔对我文字的肯定，让我爹对把我培养成杨啸那样的作家的信心更为坚定，我也对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深信不疑。写到这儿，我几乎要落下泪来。这是怎样的一种荒诞和悲哀呀！一对农民父子，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赢得那底层生活中稀缺的尊重，竟然选择一个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和认知的职业作为通向成功的路径，而且是父子并肩作战。这是何等的莽撞！何等的无可奈何！又是何等的悲壮啊！接下来的几年间，红火一时的文学热开始降温，我虽天天被爹娘关在家里，却是读得多，写得少，更是没能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发表。横草不拿，竖草不拈的生活让我变得不仅懒惰，而且脾气暴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爹在家里出出进进，开始唉声叹气。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他蹲在我家南墙根儿底下，吸着烟，悄悄抹起了眼泪。

我们父子俩最终丢盔卸甲，彻底败下阵来。那是一个盛行逞强斗狠的年代，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我开始四处流浪着打零工。从保定、山西到天津再到唐山，我除了辗转于那些建筑工地之间，春节的时候，还给人擦玻璃、扫院子、清理旱厕。因为穷困，有好几次险些滑进犯罪的深渊，所以，我一直认为，穷是恶之源。现在回想起那时有人教唆我偷摩托车、鼓动我以催账的名义绑架他人的一些细节，真是不寒而栗，冷汗横流。这还真的得感恩我爹对我的教育，因为心里始终装着一个文学梦，认为写作是一件高贵的事情，才有勇气断然拒绝了各种各样以伤害别人为代价的诱惑。一句话，至少有二十余年的时间，遭遇来自周围人群的冷漠、轻慢甚至欺凌几乎成为我和家人的家常便饭。我们有过抗争的想法，但无能为力。这期间，最让我感到屈辱的是我爹的死。他死于肺心病，人快不行的那些天，我正在保定潴龙河边的一个小镇上给人垒墙头，整天蓬头垢面，衣服上到处沾满泥巴和灰浆。我就那个样子站在他的病床前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我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从枕头上侧过头看向我，浑浊的双眼里晶莹的泪光闪闪发亮。埋我爹，我娘背着我借了别人三千块钱，前脚埋完人，后脚逼债的就来了。我娘只好再次卖光了南屋洋灰柜里的玉米和麦子，才算把那窟窿堵上。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恨不能一刀结果了自己。

真正的转机直到2010年才出现，那会儿，遍历人世沧桑之后，我的心已是千疮百孔。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生活也日趋稳定，这让我有能力从浮躁的现实里抽身了。我翻盖了家里快要倒塌的四间坯房，下决心再也不离开这个村庄，发誓守着白发苍苍、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娘，陪她走完生命中最后的时光。2021年，我将瘫痪在床两年零七个月的老娘送走了。在她最后的时刻，我趴跪在她老人家床前，攥紧她的双手，看她慢慢闭拢双眼，一抹微笑停驻在她的嘴角儿。那一刻，我想到已经去世二十余年的爹，不禁号啕大哭。因为当年我爹的死一直在我心上留有阴影，我给了我娘十里八乡最隆重的葬礼。

五

有次我无意翻弄盛在屋角破旧纸箱子内的藏书，翻出一本书名为《君子兰开花》的小说集，正是当年杨啸叔叔送我的那本。我抖净书上积的浮土，把它捧在手里。自己原来还爱过写作！一时间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我感觉内心深处一个雄壮的声音在怒吼，我多么渴望这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听见这真实的、沾满血泪的、极具生命张力的嘶吼啊！可我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不曾写过一个字了，但那又何妨？再苦的日子未曾奈我何，我笔写我心，又关他人甚事？于是，我跑到县城的一个洗浴中心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之后，返回家中，坐到书桌前，打开了电脑……

2013年3月，《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村选》。编辑部寄来两本样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小跑着去到村南我爹的坟前，把其中一本样刊烧给了他。我守着我爹的坟坐着，溜溜坐了好几个小时，脸上的泪水一次次风干，又一次次无声地流淌下来。

在决定给杨啸叔叔写这篇纪念文章之前，我是踌躇了一段时间的。我清楚一个真正的作家最看重的是作者的真，是作品的真。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厚厚的书，每一个人都不简单，杨啸叔叔也一样。他将作为农民子弟闯荡世界的辛酸苦辣深埋心底，一直为世人描述一个美好的、善恶分明的儿童世界，那是他植根心底的善良和慈悲使然，我永远敬重他。

我小的时候，我娘多次给我讲过我们村西紧挨小白河那一方土地，夏天晌午时分，假如你侧耳谛听，会听见从那片土地深处不断传来山呼海啸般的呐喊。说是明朝的时候，有一艘运送瓷器的官船沉没在了那里。那呐喊是对生的渴望，是对亲人、朋友的牵肠挂肚，是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我坚信紧挨小白河两岸的这方土地具有瑰丽神奇的魅力。我耗尽半生心血，最终未能走出这个村庄，这是我的命，我毫不遗憾。出走和固守都不会影响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深爱，我想，无论是杨啸叔叔还是我，我们一直都在做同一种努力，那就是倾情讴歌人世间一茬又一茬为了追求真善美而不懈努力的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生命！

（杨健棣，河北肃宁人，现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有小说、散文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小说林》等。）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