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明

说出一个让少年惶恐的经历，许多人还不一定相信。

在其他地方的河里洗澡，会踩到柔软的泥沙与水草，或者是滑滑的卵石，而在我们昌江，河床会逼迫出浮游人的勤奋与耐力——泳者赤脚不能行走于河床。因为在当地洗澡的小孩，很少有不被切割和刺破脚板的经历。穿刺的疼痛，抑或洇染的鲜血——没有亲历是感受不到这样血淋淋的钻心记忆。

显而易见，那就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尖锐。危险无处不在。瓷片像深水里潜伏的碎银，总是诱惑懒惰与停滞者尝一尝破皮流血的教训。得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千百年来，景德镇是制造像玉质一样精美瓷器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产生残渣剩片的巨大工场。

在景德镇天然的地层上，到处都堆积着窑业废渣，诸如破匣钵片、垫坯渣饼、融炉结渣等等，里面当然还包含有大量的瓷器碎片。历朝历代在开窑后丢弃的废品、瓷片和残渣，被扫拢铲上板车，再拖运到低洼处当甩包袱一样倒掉处理。然后它们被忘却到不再提起，覆盖再覆盖，这已经成了景德镇习以为常的日常。

这些工业垃圾与塑料、电池、灯管和化工残液等等绝然不同——它们的原料是泥石粉粹后經过淘洗提炼出来的精华，是被烈火烧炼板结成的密实骨质，固体破碎后硬实尖锐，可以在地底或海水下沉睡千百年而体质不衰，容颜依旧。与其说它们是残剩的废品，不如说就是人造的未达到器皿标准的岩块晶体。

就在经过千百年的地温或水溶，它们几乎要与地壳的泥石融为一体的时候，它们自己也根本料想不到在昏睡中，有一天有人把它们当做宝贝，就像寻找失散的骨肉那样，在呕心沥血钻天打洞。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景德镇地面上像是刮起了一股掘地的旋风，跟盗墓贼一样多的人都盯着地底，心里在盘算着哪一块曾经是古代窑场、仓库遗址、废渣堆积地……

于是这帮历经过长期高压，都难被风化腐蚀的瓷质硬汉，就像是众多卧薪尝胆的隐士，或者一支潜伏已久的军队，在黑暗深处忍耐等候了多时，乃至于几十个世纪，终于在被心仪渴求之机得以重见天日，由河底险恶的隐患变身为佳丽上宾，被“净身”“开光”，供奉为财神。

精彩就在于，它们在出土以后没有萎靡、毫不黯淡，绝不丢失被掩埋时的人文风采。它们在被洗刷干净之后，在光照下又原汁原味地容光焕发，柴烧的古朴色韵散发出温润的魅力——这就是大家众口一词立誓要挖掘它们，并急于归为己有的根本原因。

被收藏的古瓷片不再是工业废渣：釉面质地呈现出鲜亮的技艺、拼出来的造型在还原历史、精美的文图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这些不朽的一层一层积淀下来的厚实，它既提升了景德镇的瓷业高地，又让我们看到历史上记忆的光华。

之所以现在的河滩都堆高成了河岸，河床在城区段都少有向丘陵过渡的坡滩，以及城市基座的山包之间的沟槽都难见低洼的踪影——丘陵上的景德镇，失去了明显的起伏坡降，这都是“工业垃圾”以身殉职的作为——这已经不是景德镇城区的地理进化秘密。

千百年来的堆积，深刻影响着这座城镇的发展变化：

一方面是众多天然的河道溪沟变窄，巨量的山洪不易排泄，造成了历史上频发的水灾隐患。洪水从河床漫溢，洼地深受水涝之苦的镇民在雨季里诚惶诚恐。特别是在徽州祁门倒湖大坝闸门泄洪的时候，一下子就将积蓄来自于大北埠河和阊江的库存，倾泻给了下游昌江水道，使排泄造成巨大拥堵的压力。

另一方面，尽管在市区坡降的街道隐约可见，但是长年见洼就填的习惯，从整体上提高和平整了市镇的地基。再加上城建时庸俗地削峰找平，使得原本类似于重庆般的生态山城，被平均成一个毫无丘陵特色的平面，更使得被疏浚的河床在市镇区域显得像壕沟一样促狭凹陷。

景德镇地底下瓷片比比皆是。

太远太偏的古窑址无需多说，仅仅在城区及其周边已被发现的遗址就多如牛毛，诸如湖田、石虎湾、杨梅亭、盈田、黄泥头、兰田、观音阁、董家坞、西河口、落马桥、市埠桥、小坞里、银坑坞等。历朝历代，每年每季，山涧荒坡，老百姓建筑的民窑，我既数不过来，更谈不上悉数全面。

很早很早年轻的时候，我曾慕名随人去南市街村实地观光掏捡，但一无所获。

这里是优质青白瓷（又称影青瓷）的主要窑场之一，窑址就好像一座座古代迷宫。残破的窑壁、淤塞的窑室、坍塌的窑砖，以及叠压的窑具，都深深铭刻这时代的印记和奥秘。但是在那些堆积如山、草木蔓延的山体斜坡上，破匣钵、小渣饼和老瓷片松松垮垮，呈现出被人反复淘挖过的痕迹。

带路的人说是宋窑，还记得地名叫狮子山黄土岭之类，中心堆积层竟厚达几十米。那些比较完整的匣钵，或大块的青白瓷片、碗底块早已被捷足先登者所囊括，有花纹图案或字体款识的就更不见踪影。

古窑址“淘宝”那不是研学似的游览，是要费工夫带锄头去的真家伙劳作。在太阳下，我随便扒拉扒拉那些就手的横截面，只见一些很小的白色碎块，在不断坍塌的废渣里闪烁出近似“嘲笑”的微光。

至于那些清末和民国时段的陶瓷废墟，那更像是被撒了芝麻一样，在当地星星点点，数不胜数。仅仅沿着昌江河一路察看，在当时没有水泥护堤和树木草皮的岸坡上，所发现民窑址或窑渣堆积层，随便数一数就有一百三十七处。

在景德镇过去，这些工业废渣一般用于铺路、填塘或倾倒河洼地带。更为“奢侈”的是，连同那些老百姓的院墙、菜园围，或驳岸都是用废匣钵、瓷匣黏渣团等等垒做建筑材料。

总不能到处深耕式翻挖——这是许多人的困惑。史书上记载的事情很多，但是无法按图索骥。绝大部分的，我们就只清楚被掩埋在城镇底下，却无法知道它大概的方位。而知道大致方位的，又不清楚锄头具体应该从哪里下手。

像“陶窑”“崔公窑”“壶公窑”“周窑”“陈仲美窑”“吴明窑”“熊窑”等名窑址仍然没有找到;蒋祈在《陶录》里披露，景德镇有窑约三百多座，这数字似应为南宋末年及元代时的民窑数量;《景德镇陶录》说明代宣德年间有官窑五十八座，民窑没说;而道光版的《浮梁县志》上说，这时间的民间有青窑二十座，青窑之外的其他窑又没透露。

在《明英宗实录》里提到一件事，说在正统元年的1436年，仅景德镇人陆子顺一次就向朝廷进贡瓷器五万件，从中可见民窑规模的可观与产量的巨大。那么不要说全镇，就仅仅“陆窑”这一家，它当时所产生出来的瓷片、废渣的数量，多得都难以想象。

“鬼市”的源起，据说是当初白天有城管干涉，或者是因为有些古董来路见不得太阳，或根本就羞于见人。

也不记得是哪一年，应朋友之请托，我曾于凌晨三四点钟摸黑开车去市中心的解放路，带着对古瓷以及这种“鬼市”感兴趣的外地文化人去见识过一回。那也是我慕名赶夜集的唯一一回。夜间凉风阴阴，沿路的街灯兀自空亮。“鬼市”的名气，在当时的景德镇已经大到白天总有人跟你提到，就是你没有想去的意愿，都忍不住萌发去见识见识的冲动。

某个阶段市面上作兴古瓷交易，也就是说古代的文化开始值钱，连破碎的瓷片都随之价格看涨。如果瓷器上有花纹，乃至上书有款识的则更为抢手。

早些年正好赶上城市“大兴土木”，很多市民盗挖到了好多清代和民国的瓷片和破匣缽，并偷偷廉价卖给了潜藏在招待所或宾馆的外来收购贩子。特别是在御窑遗址里的“地道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于老景德镇市政府大院的地底下疯狂上演。有人为官窑的碎片无惧刑法前赴后继，甚至置生死于度外。

有需求就产生市场。

收藏行内有句流行语，叫“南福北潘，西城东海”，即上海的福佑路，北京的潘家园，西安小东门的城墙根，广州的海珠桥。浑身是宝的千年瓷都，当然不能例外。

因此在跨世纪前后的景德镇，像飓风一样曾自发地刮起过一阵“古玩摊点市场”的狂潮。以至于路边临时的市场，这里被城管驱赶又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大有“野火烧不尽”的“游击战”“麻雀战”势头。摊主大多是在卖所谓的瓷器“老货”以及破碎的瓷片。收购者去那里叫做“淘宝”。

现在我能够数得上来的，仅仅凭印象能回忆出的曾经的市场就有好几处：

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早的古玩市场就出现在人民广场边，著名的“七层楼”景德镇饭店门口;后来又转移到外来人流量较大的火车站附近，在紧邻站前路的一条比较偏僻的砂石路上;离广场不过千米的市中心解放路边，刚刚被开发铺平一条街巷，那条人马稀疏的道路上随即交易兴隆;还有国贸广场没有卖出去的商铺二楼、东市区以雕塑瓷厂为中心的新厂东路两边人行道上，以及南市区曙光路上新建的古玩市场内。

除了太恶劣的天气，雷暴或霜冻之类，自发的交易一般都风雨无阻。每周一凌晨两三点就有人，有时星期二的凌晨也有人开市。如果没有官方的干涉，有的地方摊点甚至可以摆到第二天下午两三点钟收工。

在那个离市人民广场一里路不到的景德镇市中心地带，我看到过，于不宽的马路两边的地上，鳞次栉比地一长溜约四百多个地摊。以蛇皮袋垫底，有铜器、石器、玉器、字画和木雕等等，最多的就是旧瓷器和瓷片。

当时根本就没有路灯，但对于“鬼市”这不算是坏事。他们要的就是这种神秘的交易效果——真真假假的冰冷货色，鬼影晃动的各色人等，悄悄的手势暗语交流等等，十足像地下工作者的接头场面。

说方言和打官腔的，南方的和北方的，甚至还有外国人;有的人刚离开宾馆的床铺，有的人说天亮就要赶火车回去;买卖双方都看不清面相，头灯或电筒光忽明忽暗地打在需要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一般交易的语言很少且简洁，声音轻轻也干巴巴地没有水分——不少土巴拉几的像下岗工人一样的卖家，脚上穿一双沾满黄泥巴的黄球鞋，嘴里竟然还磕磕碰碰地蹦出几句应酬的外语。

想交易的话，手电筒和放大镜必不可少，否则会被人当作“观光”或外行。

交易对话又几乎都像是暗号——出价还价只说缩小一百倍的数目，比方说出口“一百”那就是一万;真货叫“开门”或“一眼货”;捡漏说“拾麦子”或“拾漏”;“一枪打”就是好的坏的一起要了……

这就是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一些摊主为景德镇周边进城的农民。也有许多下岗的瓷工转行为“民间考古工作者”。我原来的街坊也有在做这个买卖的家伙，文化程度不高，人生却变得透彻潇洒。阔气是阔气了一些，高级香烟可劲地发，但他们从来不跟熟人谈他们的业务和故事。

更多的赝品，来自于景德镇市“城中村”樊家井、簸箕坞等几个规模性仿古瓷生产基地。“做旧”在那里是公开的秘密，什么高锰酸钾和粪窖里腐蚀，什么磨损、剥釉、去火光、作色、做土锈等等，俨然形成了一个很专业行当。他们没有欺骗，那里卖的就是明码标价的仿制“老货”，至于出手后你是否去招摇撞骗，那都不关他们什么事。

二十世纪在“鬼市”上，元青花瓷片十几块一片，跨过一个世纪现在涨到最少几千，甚至更高。收集瓷片的，有人就是仿古瓷制作者，他们当做标本。

如今景德镇已经把“古玩市场”归拢到南河边的曙光路市场，说是汇聚了五百多户玩家。当人们正常进入梦乡时它慢慢热闹，凌晨四五点钟交易抵达高峰，早上八九点游客商家逐渐散去，而且每周只定时为周一。

人们戏称，这里出售的老物件99.99%都是现代仿品，夜晚99%也是赝品，很容易“打眼”。但是运气好也可能碰到缺钱的卖家，不是没有可能。

古瓷片有挖来的也有新做的。一般的瓷片，则源自于一些建筑基地和未受保护的民窑遗址。甚至到了2011年底，在景北大桥边的一个小山坡上，还有一个据说是鄱阳籍的男子，因挖瓷片塌方而窒息死亡。

当时围观者零零星星。

我站在边上，脑海里立马蹦出一句俗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偶然的爱好，我也曾与财神擦肩，但我书生一介，生辰八字不硬，财运不济。

1998年洪水过后应我的请求，外公曾径自带我去河边水毁地段，特别是没有护坡的沿岸，扒拉过那些曾经是河滩后被工业垃圾填高的横截面，在碎片破匣中找到过一些废弃的碗盘、调羹或花瓶。疏松的堆积层里散发出阴湿的腐朽气味。那也算是闲着没事，遭灾后让老人家高兴地成为主角，他兴趣高昂。

记得那时候作兴玩瓷片的人还不多，只是个人骨子里喜欢，所以轻易就捡到青花的、粉彩的、甜白釉的——虽然估计是很早的货色，但是年代都没顾得上考究。尽管都是或扁或缺的残次品，然而洗干净后的瓷片鲜艳古朴，叮当脆响，透着古松木柴烧的醇厚质地与底款的真实。

闲时把玩沁心，玉质似的温润——它们非常得我所爱。

有个略扁的变型渣胎碗，碗底用青花填有“徐梗记”的窑口标记;有个瓶块面上是一整个赏花秀才的鲜活彩绘;那“影青”就极似块青白玉，瓷白里泛着迷人的油润碧青;还有块玉璞一样白润的稍稍缺沿的盘子，让我手感清凉摩挲再三——我清楚那都是很抵钱、有古文化价值的瓷片。

我甚至于把玩之时，脑海里就想象到在沿河建窑的古代，似滚滚巨龙的洪水轰涌而下。水毁最初定居于昌江岸边的窑口及其产品，也就是瓷工们智慧与血汗，无情地冲垮、捣碎、漂散并掩埋。

这属于天生基因和后天的热爱。文科生一枚，痴呆大约与读多了书相关。

整理好后我用废报纸包好，再放进硬纸箱子里塞到床铺底下。我祖上清末在老家鄱阳湖边的渔村上镇，叔叔和姊妹们也大多在瓷业界混生活。我纯属当地陶瓷世家的后人，本应该一身是灰、两手泥巴，但却意外地撞上了好年代，变成了家族里饱读诗书的“秀才”。

当初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度年代，国营瓷厂干群的经济都旱涝保收，生老病死都有党和政府依靠。虽然他们都享有很好的“铁饭碗”待遇，然而“坯坊佬”“窑里佬”历来在景德镇，那都是跟泥巴和窑烟灰打交道的“苦脏累”的代称。读书读出了陶瓷界是祖坟冒烟、光宗耀祖的幸事。

但是，我竟然把那些日渐罕见的宝贝给忘了。

于新世纪前后，我最初在中学教书，再从地方高校调到地方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被一纸文书拎到了纸质媒体担任干部。最后组织上才应我的请求，就此我一头扎进了对应兴趣的文艺界深潭。然而，想象不到的是——在社会上艺术热浪退潮过后，最后我在这个被“钱”堆起来的城市里，一度竟被沦落成整个家族中的扶贫对象。

2007年姆妈因淋巴癌作古，可惜了那些存放在老屋宁波床底下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住新居后家庭和职业上的事情多了，又一心贴在所谓文学的圈子里瞎混，人也在错综的江湖中静不下心情，在丧父、丧母和丧外公的伤感里沉溺了好一阵子，竟然把那些无价之宝忘得一干二净。

新世纪初期在古城大拆迁的狂潮中，本人又只惦记着老屋的补偿经费等俗事，等想起来的时候已是天翻地覆，吊脚楼的旧居早变成浙江路西端“民窑遗址博物馆”景观烟囱的基座。以前总踩在脚下有瓷片的房前屋后，早已被红线圈进“闲人免入”的区域。

后悔起来，我只想狠狠掌掴几下自己的脸。

景德镇老早的窑场都很分散，有的分布在郊野村落的溪沟边上，有的在山涧的两侧。隐蔽低调。也难怪古代的书生，很难统计并记录在案。

当然这些古窑址和堆积层，现在大多都被囊括进城区的版图，在我们的脚板底下，或者上面建了房子，或者是菜市场，或者就在沥青马路的下面。如果住的是平房一楼的，甚至那些老瓷器或瓷片，都有可能就在我们家天天睡觉的床铺底下。我们就在这价值连城的地面上走来走去。

记得小时候顽皮走路踢踢踏踏，许多的时候能踢出地下的瓷片。大一点用它来打水漂游戏，或者砸碎当五子棋玩。想不到它竟然在我成年以后相当于钱币，身价暴涨。

如果是“活地图”外公在世，他可以作为向导，帮我准确地找到地底的堆积层，挖掘到那些老瓷器或古瓷片。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我父母都在国营瓷厂整天忙于“抓革命促生产”。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分子，一个在做专事青花玲珑瓷的光明瓷厂，做成型车间主任和厂质检科科长，另一个在景德镇市华电瓷厂检包大组当组长。从小我大多数时间都是跟在外公的屁股后面，河东河西，城区乡下，像二流子一样游游荡荡。

那时昌江上连接东西两岸的，除了在1937年架了座经不住小洪水的木式浮桥，当地还没有一座正规桥梁供人们东西交通。一年一度浮桥都有避洪的麻烦，加上城镇人口和房屋密度的增加，以及东西岸交流的日渐频繁，因此古代的景德镇就只能衍生出好几个码头，渡船像水鸭子一样在河面摆来摆去。

没有一座石桥的“草鞋码头”名副其实。

自北而南，河面间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渡口，它们的名字分别是里市渡、中渡口和十八渡。好像最北端的里市渡口最忙，它沟通着镇西的鄱阳、都昌、湖口等县与镇上的人员往来，以至于早在宋代，就于西岸造就了三闾庙村驿站似的繁华。到了1924年当地富足的工商大户，因看不惯原始渡口码头的破败寒酸，还曾出资修建了比较繁忙的中渡口、里市渡码头。

“一个村一条街几百米长，过去米行、棉花行、鲜货行、竹木行、饭店、药店、豆腐店、屠宰店都有，甚至河东镇上的人家都过河去采买办货。”在景德镇，外公就像是个“地保”，什么地形、掌故、鬼怪、风俗等等一套一套。打小我就觉得他肚子装了数不尽的陈年老货，瓷业界无论扯到哪一行他都信手拈来，性子又爽快，还喜欢自顾自地唠唠叨叨。有内容的“话痨”，就是陪着他一年半载，像有酒有茶的生活一样，平庸的小日子里不会感觉出寂寞乏味。

外公如果在世，现在也该有九十多岁。

“你难道有本事将景德镇的基座翻过一遍吗？”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但这也纯属于异想天开，该挖的许多地方都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捷足先登，没动的遗址也被建筑占据或被钢筋水泥硬化，甚至早被地方政府划上了遗址保护红线。

况且现在国家的《文物保护法》已深入人心。地方性的历史文化保护法规也于1913年出台，说“我市是文物大市，地上、地下，地上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众多，文物保护工作非常重要”。已经有好多人因此而锒铛入狱。所以很可能作案人还没有动手，众目睽睽下早就被天罗地网罩进了法庭。

我说日子里怎么这么多刺痛，原来我们就生活在瓷片之中。

我就是天天脚踏着这些瓷片，在这个城市里被割破脚板、吃饭睡觉、结婚生育、读书上班、写作思考——五十多年了，至今依然无缘无故地常常站在这块陶瓷文化堆积的土地上发呆。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