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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旗袍的文化耦合及时尚设计

2022-05-25颜文溢许旭兵

丝绸 2022年5期
关键词:民国时期创新设计旗袍

颜文溢 许旭兵

摘要: 旗袍作为民国时期代表性女装形式,曾引领了当时的时代审美风尚,主要价体现在传统服饰造物理念的主体上对外来审美文化的参考吸收,是传统与流行、东方与西方文化耦合下的产物。文章立足于传世实物和文献资料,针对民国旗袍的中华民族个性特征及演变形式,从艺术、文化的角度探究旗袍在民国时期文化耦合背景下呈现的设计思想与审美表达,印证民国旗袍内在蕴含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思想变革。总结出民国旗袍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和其形制艺术特点,结合当今服装设计通过造型、细节、纹样的变化进行创新设计探索,为新时代中华服饰文化承扬及华服创新设计提供借鉴。

关键词: 民国时期;旗袍;历史流变;文化耦合;服饰时尚;创新设计

中图分类号: TS941.717.87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22)05012008

引用页码: 051204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2.05.016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对旗袍的研究探讨得偏多,尤其是以包铭新教授为主的团队对旗袍历史文化的研究[1],刘瑞璞为主的团队对旗袍版型结构的研究[2],龚建培教授为主的团队对旗袍图案的研究[3],但总体上对于传统旗袍与现代旗袍创新融合,且提出旗袍新设计方法論的探讨较少。基于此,本文以旗袍在民国时期存有各种文化耦合为切入点,记录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旗袍的发展变迁及社会审美视角的流变,展现中西杂糅设计理念与弱曲线的艺术性格,来反映新旧思想更迭、中西思想往来、审美价值进步的时代特色为传统文化研究提供借鉴,也为当代旗袍设计提供指导与参考。

1民国旗袍中的文化耦合

民国时期的时代特点以多元开放、复杂多变为主,外来文化的输入冲击及内部思想的觉醒解放促成了中国服装史上又一次大变革的发生。在此环境下中国传统服饰艺术与审美文化受到了各类不同深度的影响,“新旧并行、中西交融、多元发展”,这种文化的杂糅特征在具备典型代表性的民国旗袍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呈现时间风格、空间风格、意识风格等多个方面。

1.1传统元素与现代风格的设计耦合

随着辛亥革命的枪声带来了三民主义思想,封建王朝的集权制度及对应的“昭名分、判尊卑”的服装等级制度和身份识别标识也逐渐被瓦解。人们逐渐认识到封建社会传统的衣冠之治阻碍了中国改良和富强的步伐,正所谓“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变革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新服饰风貌与习俗的迅速形成,成为了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服饰观念变革的重要环节,带动了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服饰观念变革的步伐。旗袍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适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在这种环境中诞生并流行的旗袍首先承载的便是传统与流行文化风格上的设计耦合。

在造型上,传统中国女性服装保守拘谨、宽衣博袖,鲜有顾及穿用的合体性与舒适性。旗袍在流行初期虽然也以腰身、肩阔、臀围三处同宽的“直线型”为通常式,但其着身后余量已大幅缩减。至20世纪20年代末,新式吸腰民国旗袍开始初露端倪,装饰上也从以前的华丽繁琐变为淡雅清秀,模仿西式的裁剪工艺与平面十字裁剪相比更符合人体美学,对腰部加以收减尝试着展现出女性的身体曲线。这类迎合了女性追求时尚潮流的心理诉求的旗袍款式风靡一时,商人顺势推出各类款式新颖的旗袍,其造型的设计与改良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很大发展。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旗袍造型趋于成熟,改得更适体,结构更简洁,风格更开放,将女性曼妙的身体曲线勾勒得完美无遗,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完美典范。

在装饰纹样上,整体风格趋向淡雅清秀,在旗袍的领口、斜襟、衣摆等处均运用到了流行的诸如荷叶边蕾丝等装饰工艺,纹样一改传统繁复的衣饰法则,转向崇尚极简的设计理念,设计出大量具备东方韵味的简约图形。20世纪20年代曾兴起一股装饰艺术运动风潮,这时期纹样的设计对曲线与直线、抽象图形、几何图形做了详细的利用[4]。受此影响,在这时期旗袍上广泛运用到从传统图腾中提炼出的简单几何造型,图案新颖而不失中国韵味,融合了传统文化与装饰运动注重自然形态的流行风格,迅速被人们接受并演变成主流时尚之一。

在细节与搭配方面,民国旗袍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完成款式和装饰的转型后,进一步确立了旗袍立领、开衩、收腰、盘扣等最具中国传统符号化的视觉特征[5],在此基础上搭配风衣或大衣、裘皮、毛衣,终以海纳百川的积极姿态与流行的西式服装品类形成了改良趋新的风尚特色[6],展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性审美的世俗性趋势及大众商业意识的初现。

在面料设计方面,传统的织锦提花面料也呈现出向机织化纤面料过渡的趋势,如1930年前后印花雪纺丽浓纱是当时夏季做旗袍最适宜的面料。随后,夏季旗袍朝着愈加薄透的方向发展,如蕾丝旗袍由蕾丝制成,内里为真丝,或不加内里;玻璃旗袍由玻璃纱原料造成,透明而薄,如蜻蜓之翼,将女性身体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图1),同时也代表着手工时代向机器时代的变迁,彰显出现代工业文明的审美特性。

1.2东西方理念的文化耦合

民国旗袍不同于清代袍服的嫡生,是“西方东渐”与“中西杂糅合璧的产物”,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审美情趣上已非同以往,这与兼收并蓄的中西文化耦合有着直接的联系。取纳传统服饰精华的基础上参考西方审美标准,以其舒展的线条和典雅的风格成为中式女装的经典。

民国时期新政权制度的建立在国内营造出一个相对自由开明的思想交流环境,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相继涌入,尤其是与传统服饰迥然有异的西方服饰文化的冲击式影响,推动着中国女装的快速发展与改变。社会积极改革易俗,摒弃传统封建社会的陋俗及不合时宜的服饰习俗,弃旧纳新,不断选择与追求新式的服饰穿搭方式[7]。强调曲线美的西方审美打破了女性的固化审美,女性不再将姣好的身材包裹在肥大的袍服之下,开始追求时髦的着装,顾伯英在《女子服饰的改良》中称:“旧时服式,速取宽博,近年效法西洋,尽改短窄。”足可印证。民国服饰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借鉴吸收西服风格元素,在设计上对女性松绑实现身体解放,整理出更多的空间与结构,在美学上也依凭穿着者个体特征及独特韵味对旗袍加以改良,迎合了追求时尚和崇尚西式文化的女性审美需求。

孙中山曾在对比分析东方与西方文化后提出观点:“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即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服饰文化理念。《上海轶事》中提到,1929年旗袍的下摆进一步上升,几乎到了膝盖,袖口也随之变小,袖子越来越短,这时西方流行短裙影响到上海,以后旗袍下摆又提高了一寸(约3.33 cm),主要是适应女学生的需求,这样可以跑跳自如,但袖子却完全仿照西式服装,象征一种新的女性形象。1930年,旗袍的下摆又向上提升一寸,袖子的剪裁已完全仿照西式的样式。适体、便捷的西式着装观念不仅在学生旗袍上得到彰显,也在后期的发展中影响愈为普遍。

1.3理性与感性的消费观念耦合

民国时期城市时尚文明和消费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引发了城市社会追求豪华化、西洋化、舒适化的高消费热潮,传统的以俭朴理性、自给自足为主的消费观念受到冲击[8]。同时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女学生、女工、女职员、交际花成为了社会上的新兴群体,职业给妇女以身份的认同感和满足感,女性也因此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消费能力。这令她们在服饰的选择上有了主权[9],不惜将全部的精力用于自己的着装,成为流行的拥趸者,同时也影响着更多社會女性对服饰的消费和选择。

旗袍是女性展示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女性社会心理变化的一种体现,层出不穷的新造型彰显了女性的消费态度。1928年《国货评论刊》载:“旗袍盛行于春申江畔,还不过是三四年间的事,而旗袍变化百出,日新月异,足以令人闻而骸异……她们极迅速地翻来覆去,在滚边、花边、宕条、珠边等上用工夫,把人弄得眼花缭乱……一种样子虽然正在流行,姐妹们做得起劲,穿得起劲,认为最时髦的当儿,而另外一种样子旗袍,亦已经酝酿多日。”如图2所示,该场景形象地描绘了穿着时尚旗袍,烫着卷发,脚穿高跟鞋跳舞的女性。服饰时尚背后变化的动力,不只是经济能力,而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即认为服饰不再是彰显经济能力,而是将服饰视为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是女性冲破家庭桎梏和消费取向得到释放的体现。

在近代文明所到之处,衣冠之治的影响荡然无存,服装成为一个时代的窗口,展现了国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千姿百态。一方面旗袍适应了国人的穿着习惯和心理依赖,这种由传统袍服、经典纹样演变而来的新式服装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另一方面,从审美文化、面料与搭配、穿着场合等各种变化也反映出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装的衍生,在民国时期已与国际时尚接轨。2基于民国旗袍的当代时尚设计

将西方文明与东方艺术巧妙地“融合共生”于一体的民国旗袍,较好地替代了传统女性的衣裙形式,展现出民国以后中国女性的体态美感与独特气质,满足了新社会、新生活方式下女性对时装时尚的审美需求,包括其反映的造物哲学等,皆可为现代旗袍及华服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2.1多元融合的造型表现

造型是旗袍自初创后一直备受关注的经典设计要素,是旗袍中较能显现女性身体特性及曼妙身姿的关键。旗袍设计及制作者通过对穿着者脖、颈、肩、胸、腰、臀、腿等围度数据的精准测量及差值处理,能够将旗袍完美契合于人体的各个部位,从而达到出众的视觉效果[10]。其中廓形、长短及腰线设计在旗袍的造型设计中尤为重要。

2.1.1新旗袍廓形设计

民国时期旗袍廓形较为局限,多以小S型代表,因此现代旗袍可在其基础上衍化发散,依托人体的构造规律。将西方服装设计廓形原理注入民国旗袍的改良和创新中,向大S型、A型、H型、O型、X型、茧型等廓形发展,在胸腰合体基础上扩大下半身的立体造型,从而尽量满足现代女性对于衣着廓形多样性、舒适性及常用性的着装需求(图3)。

2.1.2旗袍长度变化规律

自民国时期开始,女性对于旗袍的长度变化便十分敏感,或长或短都需要紧跟时代的潮流,否则便会被当成是落伍的表现。据1928年《民国日报》记载,当时女性服装“日新月异,愈趋愈奇”,指出“近来又变为短才过膝的旗袍了”。民国时期是整个社会及宣传媒体推崇个性化生活及衣着的现代社会,民国旗袍的长度设计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潮流。人们甚至认为旗袍衣长越短则其现代感愈强,衣长越长则传统的痕迹越明显,后者颇显庄重,只适合出现在一些婚礼、会议等礼仪场合。因此,现代旗袍的衣长设计需要依据目标女性的角色、年龄、工作及喜好等进行区分,有的放矢,如常规型、庄重型、职业型、休闲型设计(图4)。

2.1.3新旗袍腰节设计

旗袍的腰位设计是影响其廓形风格的重要指标。通过对传世旗袍实物进行测量可以发现,传统旗袍的收腰位置非常高,接近乳下围位置。在服装设计中,腰位是人体上下半身的视觉分界线,现代设计师通常通过提高腰位来优化女性比例,使下半身显得修长美观[11]。换言之,传统旗袍的高腰位设计是现代设计值得存续的地方。但是高腰位并不适合O型、H型、茧型等大廓形设计,因此通过适当降低、修改腰位的位置可以丰富旗袍的造型设计手法。同时,低腰位的设计使原本腰部位置及胸部位置的空间被放空,余量更多,在便于活动的同时也使穿着舒适感增强。如图5所示,四款旗袍中的腰位设计依载于不同廓形,使旗袍设计出休闲、随意等不同风格。

2.2美用一体化的细节设计表达

领型与门襟是旗袍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细节表现。立领是民国旗袍中彰显特色的一大细节,也是旗袍设计中的重要变化元素[12],1930年《现代妇女的时装热》一文称:“我们看到妇女的服装由高领减至无领,再回复到二三寸高的地位……妇女的服装文化大概要在今日达其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贴合女性脖颈的领型,与衣身宽松的样式相比更能修饰脖颈线条,以显美观典雅。在现代旗袍的时尚设计中,除传统的无领、立领、元宝领外,还可以引入与衣身相连融合的连身立领、复古的改良中式交领等(图6),利用多元手法进行多处细节调整,设计出兼具现代实用性与民族时尚感的新式领型。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统一是细节设计的目标。

旗袍门襟造型除传统右衽大襟设计外,一字襟、双襟(多造型)、肩襟、无襟等式样在传统服装中也曾多次出现,是现代旗袍门襟设计可以参考的灵感样本。与此同时,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对襟、双排偏门襟等门襟样式,同样可以通过一定的设计手法有机融入旗袍时尚设计中,在最大限度延承民国旗袍基本样式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女性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分析,秉承易穿、美观及实用的目的开展系列改良与设计实践(图7)。

2.3个性纹样设计与国潮风格传递

纹样是旗袍展示个性和装饰美化的重要手段,依据旗袍及人体两者的造型特点,旗袍纹样可分为表面纹饰与隐藏纹饰两种。表面纹饰即呈现在旗袍面料上的纹饰,集中展现在旗袍领部、胸部、腰部、臀部及底摆等人体正、背面的视觉集中点,是旗袍装饰点缀的视觉亮点。而隐藏纹饰则是指应用在腋下、衬裙、里料等较为隐蔽部位的装饰纹样,通过与表面纹饰形成对比,营造出若隐若现的朦胧艺术美感(图8)。为了避免单一化、模式化的旗袍风格[13],笔者尝试符合时代审美、顺应潮流趋势,在传统旗袍造型装饰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的仙鹤纹及风筝纹进行图案创新设计,着力打造旗袍上的国潮风格。在突破传统装饰方式的同时借由传统艺术元素彰显独特,传递新潮复古符号,赋予旗袍活泼和灵动的气质;在渲染复古情怀的同时又洋溢出时尚摩登的现代气息,使得现代旗袍更具多元化、时尚化、个性化(图9)。

2.4国潮风格中传统纹样的应用

在现代旗袍的时尚发展中,常见的纹样也逐渐从传统元素走向多元变化,如花卉、书法、各种符号等。国潮风格的旗袍则是立足中式文化背景,在一些历史故事背景下或是将元素与谐音的成语、网络现代流行词汇结合,如“牛气冲天”“锦鲤”等,进行变型后形成新式国潮风格纹样。这些纹样比起传统旗袍中应用的纹样造型更加大胆,色彩明度更高,颜色种类也更为丰富(图10)。

传统旗袍纹样在装饰艺术发展中,反映着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艺术风格和风俗信仰等,寓意更丰富深远、更加正向。又有精巧的手工艺加持,如织锦、刺绣等,比起现代高科技带来的快速批量生产,每一件都独一无二的传统旗袍更多了可沉淀的文化内涵和传承的价值意义。国潮风格在更年轻化、商业化的同时,也顺应了“快时尚”的经济趋势。

3结语

民国旗袍記录着女性服装的变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承载了既复杂又独特的服饰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理性与感性的文化耦合中诞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风尚。新的审美态度、新的女性意识、新的服饰文化、新的社会分工面貌决定了民国旗袍在时尚发展的过程中将不断摸索创新,同时,在旗袍设计上也形成了求新求异的造型表现与个性解放的审美表达的时尚传递。民国旗袍通过设计与演变,极大地满足了女性的生活需要及审美取向,把握了时代传统与流行时尚的平衡点,对于未来的服装设计具备重要的参考价值,为现代设计师理解当代服装发展流变、打破对于旗袍的固有认知标志做出贡献,也为旗袍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并将传统的服装样式重新带回大众视野提供了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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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coupling and fashion design of cheongsam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 Wenyi XU Xubing

(a.College of Fashion and Art Design;

b.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Fashion Design and Technolog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Shanghai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Joint Laboratory of Textil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Engineering,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The cheongsam, also known as the qipao, is a kind of Chinese female dress inspired by the ethnic costume of the Manchu people. Commonly long and figure-fitting, and featuring a standing collar, an asymmetric left-over-right opening and two side slits, the cheongsam takes the form of a one-piece garment. The cheongsam gained its popularity between the 1920s and 1940s, a period in the era of Republic of China. It especially earned the favor of socialites and upper-class females in Shanghai. The cheongsam also goes by the name of mandarin gown sometimes. Former First Lady China Huang Huilan (also known as Madame Wellington Koo) is one of the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s. For many times, she was elected by the magazine Vogue as one of best-dressed females in the world. Wearing lace trousers and jade necklaces, she was much appreciated for her effort to adapt traditional Manchu garments. Back then, the cheongsam was slit a few inches on two sides, which was quite courteous. However, she slit her own cheongsam to the knee, revealing only lace trousers to the ankle.

The cheongsam tended to be increasingly feminized since the early 1930s, as it was gradually shortened and tightened, so as to highlight the female figure. Western and Chinese businessmen joined efforts towards capitalism, which gave rise to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seek a dress style of prominent modernity, people put into efforts to transform old-fashioned cheongsams, so as to cater to fresh aesthetics. The transformed cheongsam, featuring slenderness, tightness and high collar, was a huge contrast with traditional cheongsam. Such redesigned tight-fitting cheongsams gained more popularity, which was attributed to high-class prostitutes and celebrities in Shanghai. Originally, such a cheongsam was called "long dress" (Chinese spelling: chángshān) in Shanghai dialect. It was the last oral expression of "long dress", which was lat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cheongsam".

In the 1930s, clothing regulations stipulated that cheongsam must match with trousers and that the length must cover the knees. However, as Western fashion found its way to China, many people replaced trousers with stockings and added matching accessories. In an effort to give expression to the new trend of fashion, side slits of cheongsams were aesthetically redesigned to reach the top of the thigh. By the 1940s, trousers went completely obsolete, and were replaced by various stockings. Another fashion that was introduced to Shanghai during this time was high-heeled shoes, which became a crucial element of cheongsams and lasted to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following decades witnessed a decline in stockings, and women embraced a new trend, namely wearing cheongsams with bare legs. Cheongsams of modern version were famous for giving prominence to female figure, for which it was widely received among the upper class. The design of cheongsams also kept up with the evolvement of Western fashion, which gave rise to high-necked and sleeveless dress, bell-shaped sleeves, and the black-lace bubble skirt at the hem of a ball gown. By the 1940s, numerous fabrics and accessories popped up in the design of cheongsams. Due to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1949, the cheongsam and other garments were no longer as popular as before in Shanghai. Be that as it may, such fashion was brought to Hong Kong and Taiwan by Shanghai emigrants and refugees, and gained popularity there.

To sum up, as a traditional female dress that can best show the bearing and charm of Oriental women, the cheongsam has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women’s dress culture. The main value lies in the reference of foreign aesthetics,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the fusion of tradition and popularity wi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ditional cheongsam objects and literature, exploring the new expression of cheongsams under the cultural coupling backgroun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the changes of cheongsam shapes, details and patterns, innovative design exploration is carried ou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new era of Chinese clothing. To be more specific, cheongsams have record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omen clothing vicissitude and the social aesthetic perspective rheologica of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foreign culture input gradually merged. The Chinese dress, bear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llision in the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social background,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Chinese and Western hybrid design concept and weak curve artistic character. 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symbol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modern costume history, the costu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roduct of multiple culture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ostume and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Chinese costume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coupling of cultures.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cheongsam; historical changes;cultural coupling; fashion; innov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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