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海清，周 婷，蔡雨婷，曹 佳，梁 斌

（1.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3.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1 研究背景和概念界定

在中国，算法推荐已经成为网络新闻的主要分发方式，根据易观发布的《中国移动资讯信息分发市场专题研究报告》，算法推送内容超过人工推送且占比高于50%［1］。算法推荐机制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过载问题，但也同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如信息茧房等新闻伦理失范问题。算法推荐机制已成为当前新闻传播领域泛在媒介景观，媒介素养的内涵也进一步扩大和提升。

本文对算法推荐机制的界定，遵从学界普遍认可的：算法推送是基于分众思维运用的新技术，通过追踪用户的网络行为，运用数学算法，计算出个人特征、环境特征等相关信息，并由此推测出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算法推荐机制类型主要分为五种。分别为基于内容的推荐、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基于关联规则的推荐、基于效用的推荐、基于知识的推荐。外延的延伸可依据陈昌凤所认为算法推送的本质——信息和用户的匹配，它让信息与用户实现精准对接，将信息与用户进行个性化匹配，进而做到用户需求的精准推送［2］。

当前对媒介素养定义和内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从能力入手，即认为媒介素养就是人们对媒介的利用能力。以中国传媒大学张开教授为代表，他认为，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介提供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理性思辨能力、制作和创造能力［3］。二是从研究对象入手，即对媒介素养的内涵进行细分。如中国科技大学的林爱兵认为，媒介素养包括传者素养、受者素养、媒介素养和媒体素养等［3］。具体而言，媒介素养就是要求各种对象掌握不同媒介的特征以及使用技巧，并且可以利用媒介进行创造和自己制作文化产品的能力。

本文对媒介素养的界定是遵从网络发展特性，包含三个层面：知识层面、能力层面和理解层面。就能力层面而言，指公民所具有的获取、分析、评价和传输各种形式信息的能力，侧重的是对于信息的认知过程。知识层面则是关于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其侧重点是信息如何传输。而理解层面，是指媒介信息在制造、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受到来自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诸力量的强制作用，侧重的是对于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3］。

据《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全国在校大学生约3 285 万，是网络使用的主力军［4］，对网络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算法推荐机制作为重构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重要力量，将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媒介素养的内涵，对媒介素养教育提出更多要求。本文将聚焦于大学生媒介素养问题以及提升策略，具体以湖南地区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形式，以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现状为基础，厘清算法推荐对用户带来负面影响的原因，并拟从个体、学校及社会三个层面提出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相应策略。

2 研究方法

本次算法推荐机制下的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研究，以湖南地区各大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深入分析。此次问卷调查从媒介素养概念界定出发，共设五大维度问题，包括被调查者基本信息、认知能力维度、知识体系维度、理解能力维度以及对“媒介素养”的了解程度。共发放435 份问卷，基本信息见表1。将回收后的问卷按照完整和真实答题的标准筛选后，形成有效问卷387 份，无效问卷48 份，有效率为89%。

表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表

根据调查问卷Cronbach 信度分析可知，其信度系数值为0.690，大于0.6，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较好。使用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效度验证，KMO值为0.790，介于0.7～ 0.8 之间，研究数据效度较高。因此，本次问卷调查对于了解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现状具有一定效用和意义。

3 算法推荐机制下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

1）信息鸿沟存在，大学生易产生认知偏差。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进一步从信息匮乏社会进入信息过载社会，算法推荐技术的出现则有效解决了人类有限注意力与海量信息之间的矛盾，但也更易促发人们的沉浸式阅读体验，为其带来愉悦感，从而陷入信息茧房。因此被算法操控的信息端与大学生个体之间的信息拥有量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个性化”外衣下的真实情况是大学生作为用户获取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被操控的。

一方面，从平台方来说，根据表2 调查对象感兴趣内容选择比例情况可知，休闲娱乐和热点事件两项的响应率和普及率明显较高，其中休闲娱乐的响应率20.58%为最高，普及率则达到62.79%。其后依次是专业知识、明星八卦、生活资讯、政经新闻及其他。当前这些信息大多以短视频的方式来呈现，且平台通过描绘用户画像，利用多种推荐机制，如协同过滤、混合式推荐等，迎合用户兴趣爱好，为其推荐个性化信息。其中普遍存在推荐同质化信息、侵犯用户隐私、跨平台获取用户权限的情况。身处于这样单一、冗杂、片面的信息环境中，认知能力难以进行多维度、全方面的塑造，进而容易受到回音室效应的影响，产生认知层面的偏差。

表2 调查对象感兴趣内容选择比例情况

另一方面，从用户方来说，大部分大学生能够根据平台权威程度、信息内容本身证据等因素，来决定是否信任媒介信息，对媒介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但对媒介推送保持不信任状态的学生只占比11%。主要由于个体能力有限，仅靠谨慎怀疑的态度和偏弱的识别能力，难以让大学生精准地认知媒介信息。再加上，大学生获取信息来源的主要途径为社交分享平台与原创短视频平台，分别占比92.51%和71.83%，限制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进而身处被精致算法包裹的平台推荐中，不免会强化固有印象，造成群体中的认知偏差。但经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连续点击后出现的不良内容，大部分大学生认为自己能够对不良内容进行自觉抵制。

2）媒介陷于社会场景，大学生知识体系缺失。

社会情绪与媒介声音紧密相连，大学生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他们的意见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从观点表达态度和信息传递质量可知（表3），大学生对于媒介的认知是自我的、利用是欠缺的，尤其是在同质分发机制下大学生个体意识不断被加固，甚至出现群体极化的现象，缺乏对社会舆论的强感知，难以重视到媒介的重要社会功能，对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把握不够清晰，知识体系有一定缺失。

表3 大学生知识体系问题频数情况

第一，从观点的表达层面来看，经常在网上主动表达观点的人仅占5.68%，有超50%的大学生很少或不在网络上表达观点，尤其是发现公共平台上存在相异观点时，只有少数人会受到其影响。大学生在观点表达上呈现较匮乏的状态，没有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发挥其正面功效，这会造成网络声音的窄化，不利于创造和谐多元的网络环境，也会使得他们失去一部分网络影响力和传播优势，年轻人则更难拥有话语权力。而相异观点影响的乏力，易导致个人观点表达的盲目化、片面化，再加上算法推荐的广泛推行，更容易使得大学生“抱团取暖”，陷入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难以在网络形成正向有力的交流互动，话语空间始终是撕裂的。

第二，从信息的传递层面来看，41.86%的大学生转发过虚假新闻，其中超九成大学生由于无法分辨假新闻而误转。误转假新闻，会带来信息传递质量的下降，也会使得大学生群体陷入虚假信息的涡旋。但好心提醒的打假做法，能够发挥媒介的警示和提醒功能，消弭部分谣言的扩散。除此之外，在发现自己发布在公共平台上的信息有误后是否还会主动修正的问题上，70.03%的学生选择了会主动道歉并修正，仅有7.49%的人会选择继续保持错误。这说明了多数大学生具有端正的媒介认知态度，为提高媒介素养的道路减缓了一些阻碍。但也要警惕信息修正后可能产生的“逆火效应”，防止加深对错误信息的信任，把自己的看法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实。

3）控制力量隐身，大学生理解能力仍不足。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时代，政治、经济及技术等对媒介的控制力量变得越来越隐蔽和谨慎，特别是“技术中立”让用户放松、沉浸于信息世界。不同的算法机制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处处存在，因其评判标准是人制定的。所有算法从实质来看，终归是人类的创造品，其中蕴含着算法控制方的利益、价值与意志等多种元素。“算法，是可以被商业政治等非技术力量操纵和改变的。”［5］依据表4、表5 可知，大学生群体对此的理解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大学生群体对算法控制有一定的理解和判断，但理解能力仍不足。由表4 可知，对于算法推荐是否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控制，有超过半数的大学生持肯定态度，但认为算法推荐不受控制的大学生和对该问题表示“不清楚”的大学生占比接近40%，两者基本持平，后者略高百分之二。认为网络世界有必要遵守现实世界的伦理和规范的大学生占了绝大多数，但对相关规范的了解程度欠佳。根据表4，认为“非常有必要”的人占58.66%，超过半成，而持反对意见的大学生为3.62%。现实世界的规范和伦理是人在生存发展中与外界关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它规定了人们在与外界相处时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与社会发展前途息息相关。网络世界也是人们生存发展的环境组成之一，没有理由将其看成特例。近九成的大学生持肯定态度以外，一小部分持否定态度的人值得引起注意。此外，在调查大学生们对网络媒介信息的相关法律了解程度时，比较了解的人占比49.61%，非常了解的人只占12.40%，而选择不了解的人达37.98%。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基本都属于网民，但其对相关法律了解程度的调查结果却不尽人意。

表4 大学生理解能力问题频数情况

其次，大学生的个人特质及所受教育影响其对算法隐含控制力量的敏感程度，体现为女性、高学历生和文科生有更高的敏感度。如表5 所示，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研究“性别”“学历”“专业”对于“你是否认为算法推荐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控制”的差异关系，均呈现出显著性（p＜0.05）。通过百分比对比差异可知，女性选择“是”的比例为64.32%，明显高于男性的57.43%；“研究生及以上”选择“是”的比例为80.00%，会明显高于平均水平60.72%，而专科生选择不清楚的比例52.94%，会明显高于平均水平20.93%；且文科生在此问题上更多持肯定答案，理科和工科类专业的大学生选择否定回答的人数超过平均水平，而艺体类大学生倾向于模糊回答。

表5 性别等与算法隐含控制力量的选项卡方分析结果

综上，从信息认知、知识体系、理解能力三个层面对算法推荐机制下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进行了分析。从信息认知层面来说，算法推荐机制下，大学生个体间接收的信息不同，易形成信息鸿沟，进而导致认知偏差的出现；从知识体系层面来说，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中传递信息的重要角色，因自身知识体系的缺陷与长期深陷算法推荐机制下的“个人日报”情景中无法自拔，观点表达与声音传递能力有待加强；从理解能力层面来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算法推荐机制背后的政治经济控制力量较为隐蔽，难以察觉，大学生群体对整个算法机制运行规则和体系理解仍存在不足。

4 算法推荐机制下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缺失原因研究

算法推荐机制一经出现就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方面其能够帮助产品精准定位相关用户，收获巨大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能为用户精准提供信息，带来便利。因此算法推荐机制被广泛运用在互联网传播之中，并逐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对于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在算法机制背景下，目前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现状，主要体现在认知偏差、知识体系缺失、理解不足的问题上。若要分析理解现状之原因，仍要回归算法推荐的根本逻辑，从算法推荐的三种技术策略，个性化推荐、关联性推荐和单因子推荐来梳理原因。

1）个性化推荐：用户信息接触面窄化，陷入信息茧房。

算法推荐归根到底是传播者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用户服务的手段，无可避免地体现着用户本位的特点。基于用户模型的推荐策略适用于大部分用户场景且具有简单有效的优势。表现为针对用户的历史使用记录、物品及邻近物品偏好程度等制作用户画像，并通过长时间的后续使用不断完善该画像，使用户自身也参与到画像的制作中，以此来迎合用户喜爱，达到增强用户粘性的目的［6］。

从传播者来说，实际上是将大部分信息的把关从专业的媒体工作者让位给了机器和算法程序，掺杂了商业因素的运行逻辑某种程度上也解构了信息选择的价值标准，将趣味性和吸引用户注意力放在突出位置。在这种信息分发逻辑下，平台以算法为技术辅助，实际上则操控了用户的信息接触范围、内容质量、观点态度，让用户被动陷入窄化的信息环境中；从大学生用户来说，其阅读兴趣难以涵盖所有的知识领域，加之学校的专业化学习，使得平台的个性化推荐突出偏好领域的信息推送，而弱化对大学生知识面的补充，导致他们陷于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囿于信息茧房。更重要的是，过于个性化的信息推荐不利于大学生对社会公共性信息的接触，视阈出现窄化倾向，影响其对社会大环境的全面认知，甚至慢慢消解其公共意识，对重要的公共议题失去参与的欲望［7］。

2）关联性推荐：用户丧失部分隐私，保护意识失守。

基于流量导向的算法推荐在获取用户历史使用信息的同时，也极自然地获得了用户的注册信息、地理位置和各种使用权限等，“附近用户”、“好友在看”等将用户通讯录信息直接转化为用户立场的利己功能推荐，但这种精准获取和推荐背后依靠的是用户隐私和保护意识的失守［8］。算法在获取用户信息方面可谓无所不为，针对人群的协同推荐、相似性推荐和关联规则推荐等，都将用户置于一个个共同的兴趣部落中，使其迎接着虚假的社会共识，而鲜少思考围绕自己的信息来源。

算法对用户日复一日的索取与用户对算法的认识片面形成对比。为了获得更加方便、快捷的网络体验，一部分人将牺牲自己的私人空间看作理所当然或是等价交换，根本不去在意算法的这种包围之势带来的负面危害。对大学生群体而言，他们是与网络接触相当频繁的一个群体，尽管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由于术业有专攻且个人能力不足，其在全面认识算法和如何对待算法控制上也会时时陷入困境。尤其是处于中间地带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就像一个个矛盾体，在意识到自己的信息已然受制于算法推荐时，长久以来的享受心理使得他们不愿意轻易离开，同时内心的不安也无法排遣，由此陷入迷茫之境，亟需得到正确的指引。

3）单因子推荐：用户易注意低俗信息，受到隐形操控。

算法推荐中，最直接的一种策略是基于用户点击行为的单因子推荐，这种推荐方式主要围绕用户的浏览和点击行为，不断将相似内容推送到队列，达到使用户一直接触感兴趣话题的目的。宏观来看，这种看似机械的推荐规则背后，其商业利益的考量和权力中心的暗涌不容忽视，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为获取流量，极易迎合算法制作出违背新闻伦理或职业理想的信息产品。

具体而言，一方面，为了占据用户注意力焦点，信息标题趋向刺激、悬疑甚至带有情色暗示，新闻反转频频发生，而大学生在选择接触信息时易受到好奇、猎奇等心理的支配和情绪的引导，不假思索地点击低俗、庸俗、媚俗的信息，难以分辨信息的真实性［9］。同时当算法感知到这一行为后又会更加频繁地推送此类信息，不断放大用户的原始需求，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算法推荐表面上为用户定制信息，但实际算法推送的规则和技术被牢牢掌握在数据与算法拥有者手里，同时受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体现的是主导者或组织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用户的信息接收，间接给用户带来一种更加深层的操控。大学生在面对前者明显商业化的包装中或许可以加以克制做出一些理性的选择，但对于后者的操控和塑造，往往防不胜防。

5 算法推荐机制下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提升对策

在目前信息发达的全媒体时代，算法推荐机制在为大学生提供娱乐消遣等方面带来一定积极影响，同时也具有较大弊端。且当代大学生具有的媒介素养尚处于自发状态，盲目、不系统、不健全，且整体层次水平较低［10］。因此，应当针对当代大学生建立“媒介素养教育”，使其在信息化社会中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信息化优势，尽可能地抵御算法机制对当代大学生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群体在算法机制下媒介素养现状的问题及分析，根据不同主体履行不同职责，制定相应具有可行性的提升方案。

5.1 个体层面

被算法操控的信息端使得作为用户的大学生所获取的信息是有限的、被操控的，在信息认知与理解能力上有所缺失，因此需要大学生通过自我教育，不断提升媒介素养，增强对信息的辨别、理解能力。自我教育表现为自身积极主动进行算法相关思维在媒介素养中的培育，主要包括算法机制传播理念和媒介使用技能。

第一，算法机制传播理念。算法推送基于用户兴趣，针对用户画像进行个性化内容推送，极易产生依赖、上瘾等症状，影响大学生的自身发展和自主意识［11］。且在算法推送机制下，大学生极容易沉溺于自身感兴趣领域，陷入“信息茧房”的境地中，并且过于个性化的推荐使其易造成信息固化与窄化倾向，无法对社会整体环境进行全面认识。因此，大学生应当了解相关算法机制传播理念，对推送内容进行相关质量和价值的辨别，做自己的把关人，培养多元开放的信息消费素养，跳出“信息茧房”，避免思想固化。

第二，媒介使用技能。媒介使用技能即媒介的基本使用能力，比如在过去的传统媒体时代，媒介受众需要识字才能阅读报纸；而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则要求受众掌握网络、手机等一系列操作来获取相关信息。算法推送的发展对大学生媒介使用技能要求主要体现为媒介自控能力，大学生对大量个性化内容推送易沉溺其中，因此要对算法推荐机制具备相关认知，学会约束自身，将媒介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将自身处于主导地位，合理有效的利用媒介，不断加强自身媒介使用能力。

5.2 学校层面

1989 年，美国率先成立了“媒介素养研宄中心”，系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实践活动，截止目前，英国、德国、法国、芬兰、挪威、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已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到本国正规的学校教育中［12］。大学教育中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是培养学生媒介素养最有效、最科学的方法之一，根据目前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分析，学校可开设媒介素养相关课程，通过培育大学生媒介素养与伦理道德，促成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场域的构建［13］。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通识教育课程，利用学校和教师的权威性，通过课程形式，系统与学生讲解和讨论媒介相关知识，使学生形成共识，互相影响，以此达到提高学生在算法推荐机制下评估、辨别信息等综合能力效果［14］。课程内容可包含媒介知识、媒介使用方式、媒介应用基本原则、媒介使用技巧等，通过介绍这些知识使当代大学生对当今的媒介环境与媒介使用有所了解，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与伦理道德。

5.3 社会层面

大学生是网络媒介中最活跃的群体，在网络上进行社会参与、社会合作、社会交往等一系列的社会活动［15］。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高低影响社会整体媒介素养，影响和谐网络社会建设的进程。因此，社会应当对算法推荐机制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相关监督。

第一，社会大众媒体应承担起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公共教育责任。社会大众媒体应尽力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针对自身的传播内容进行严格把关。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履行一定的宣传教育功能，承担起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公共教育责任，达到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点，有效助力大学生提升媒介素养。

第二，社会应适当实现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监管。社会大众媒体监督成本低、见效快，不容易造成失误及浪费［16］。媒体监督作为一种新兴的最具潜力的新生产力，可保证信息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相关监管，能有效推进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

6 结语

算法推荐机制的应用是信息化社会和信息过载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方式尊重和满足了用户对信息的个性化体验，同时也在不断助推信息分发方式的变革。但是，我们也应当警惕其中蕴含的危机。在信息获取越来越便捷化、定制化的同时，信息分发机制或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左右我们认识世界、参与社会的意识和行动。商业逻辑的算法和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媒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势必会影响到大学生甚至更广泛群体的媒介接触问题。因此，媒介素养的培养提升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当代社会成员来说至关重要。具体提升策略可从个体、学校及社会三个主体出发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尽可能抵御算法推荐机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利用多元主体的力量使人与媒介的互动更加健康、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