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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新词的隐退现象探析

2022-05-24黄锦鸿

辞书研究 2022年3期

黄锦鸿

摘 要 英语新词的生命力存在差异。部分英语新词使用较多,进入了词汇系统;有些则成为隐退词,较少或不再为人所用。文章基于《英汉大词典补编》的英语新词,分析其中的新词隐退情况。研究发现这些隐退词大多曾是普通新词,少数为时髦词、非正式用词或首字母缩略词等。该词典中隐退词的所指物通常较为少见;或所指物较常见,但能指符号不常用;或能指符号有更常用的替代词等。新词隐退是社会因素和人的选用等外部机制以及词语本身的特点、词汇系统中同义词的竞争等内部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英语新词 隐退现象 隐退机制 《英汉大词典补编》

一、 引 言

在人们使用和传播新词的过程中,部分新词使用较多,用法较为稳定,最后进入了词汇系统,成为通用词或专业用词,并被词典收录。然而,一些新词用法不够稳定,或转瞬即逝,或在一段时间后成为隐退词,较少或不再被人使用。“隐退”一词被用来描述新词暂时或永久淡出人们的使用范围首见于王铁昆(1999)33-34对汉语新词的研究。“隐”表示部分新词使用频率减少或暂时退出使用,而“退”代表一些新词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完全不再被使用。本文采用其说法,用“隐退”表示新词出现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由于某些原因逐渐潜藏起来,用得极少或不再使用的现象,用“隐退词”指称有这一表现的词。词语的隐退不代表其消亡,其在某个时间段的隐退可能只是暂时的,在未来某些时机和条件的助力下也可能重新为人所用。

以往关于英语新词发展的研究多关注它们的产生(如桂诗春 1978;张荣建 1992;汪榕培 2000;何艳群 2008106;朱明 2013;佟敏强 2015),进行共时描写,较少从历时的角度探讨它们的淘汰和消亡。Cannon(1987)、Algeo(1993)皆从词典收录的角度研究新词的生命力,但都未涉及新词隐退的具体原因。田海鹰和屠丽华(2008)101-104对英语新词的淘汰只是稍加提及,未做深入探究。Simpson(2007)147认为新词是窥见语言变化和延续性之窗。新词新语的隐退同其诞生一样,能够映射出社会生活的变迁。

1999年出版的《英汉大词典补编》(以下简称《补编》)是陆谷孙先生等词典学人为了补《英汉大词典》第一版(以下简称《英汉大》)的“母本之阙,使词典内容凸显时代特色从而提高实用性”(陆谷孙 1999)而编写的词典。于海江等(1997)、于海江和李洁(1999)3-5提到,《补编》收词的基本原则是收录20世纪60年代以来进入英语后已在社会上通行、意义和用法相对稳定且《英汉大》尚未收录的新词新义。该词典增补了一些《英汉大》未收的词和用法,同时收录新词、新义和新用法共计3500条,这些新词的词义和用法分布在词条之中。本文仅讨论《补编》中收录的新词,据统计单独立目的新词有2410个。

选择《补编》中的英语新词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该词典所收的新词量较大,较为权威。这具体表现在该词典中单独立目的新词,相较于同时期出版的《牛津英语新词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A Popular Guide to Words in the News)中的新词(1168个)[1]多出1200余个,且所收的新词近70%被网络版《牛津英语大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以下简称《牛津》[2])作为新词收录。该词典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词占70%以上,并且与现在有近40年的时间间隔。美国方言学会(American Dialect Society)前秘书长艾伦·梅特卡夫(Metcalf 2002)2认为对新词成功或失败的调查至少要追溯到40年前,才能确定新词是否有成为永久性词汇的可能。基于以上情况,本文以《补编》的新词为语料,考察其隐退现象,探讨隐退词的种类与特征、影响新词隐退的机制,以期能够管窥新词演变的规律,完善对新词发展过程的研究。

二、 《补编》中的隐退词

(一) 隐退词的确定

英语新词的稳定性和接受度的判断标准之一是其能否被通用语文词典收录,而新词在这类词典中的收录意味着其即将或已经进入英语词汇系统。本文判断隐退词所参考的通用语文词典有三部,即网络版《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和《韦氏大学词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以下简称《柯林斯》[3]、《新牛津》[4]和《韦氏》[5])。选择以上词典的理由是它们的网络版较其纸质版而言,对更新词汇的收录更为快速及时。此外,这三部词典都是“共时词典”。Hartmann和James(1998)134指出,相较于历时词典,共时词典侧重当代语言的收录。这三部词典收录的大多为当前正在使用的语词。因此,考察《补编》中的新词是否在这三部词典中收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该词是否仍在广泛使用的参照。

语料库中的词频能直观地反映新词是否仍在使用,因而本文用于确定隐退词的第二个参照物是语料库。为提高判断的准确性,本文选定四个语料库,即作为平衡语料库的当代美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1990—2019)、实时更新的新闻语料库(News on the Web,2010至今)、谷歌新闻(Google News)及谷歌图书(Google Books)(以下分别简称为COCA [6]、NOW[7]、GN[8]和GB[9])。选用上述语料库的原因在于它们的规模相對较大,所收语料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广的内容范围,既包括语料来源丰富的平衡语料库、图书语料库,也有通常用于监视新词发展的新闻语料库。将《补编》中的新词在上述语料库中进行检索,计算它们在近10年间(2011—2021)的出现频次。将新词的存隐时间限定为10年,有较长的时间跨度,能够呈现出新词的发展情况。

根据2410个英语新词在三部词典中的收录情况和在四个语料库中的词频,本文把这些新词从使用状况的角度分为三类,即现用词、非完全隐退词及完全隐退词。

现用词指那些使用频率较高,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并进入英语词汇系统的词。《补编》中收录现用词共计2226个。这些词被《柯林斯》《新牛津》《韦氏》其中一部及以上词典收录,且过去10年在COCA、NOW等四个语料库中都有较高的使用频次。比如:表1中的例词之一glass ceiling(玻璃天花板)在三部词典中都被收录,该词在COCA中近10年来的词频为331次,在NOW中的詞频是8382次。情况类似的还有one-stop shopping(一站式购物)、sponsored walk(步行募捐)等词。

一些词的使用频率不高,未进入英语词汇系统,但仍出现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文中将这类词称为“非完全隐退词”,在《补编》中有138个。它们表现为在三部词典中都未被收录,过去10年间在四个语料库中有一定的使用频次,但频次总数较少(不高于10次)。例如:《柯林斯》《新牛津》《韦氏》都未收aroma jewelry(香味首饰),该词2011年至2021年在COCA、GB、NOW中的词频为0次,在GN中的词频为6次。诸如cod fax(骗局)、imagemeister(形象设计师)等词亦存在相似的情况。

完全隐退词指使用未得到普及,逐渐走向隐退且最终退出流通领域的词。《补编》中的完全隐退词有46个。这些词在三部词典中皆未被收录,并且近10年间在四个语料库中词频为0次。如《柯林斯》《新牛津》《韦氏》都未收splurchaser(随意购物者)、testlying(弄虚作假)、whoming(寻找who和whom的误用),它们在COCA、NOW等四个语料库中均无使用频次。

从表1可见,非完全隐退词和完全隐退词在《补编》新词中占比较小,证明该词典中的大部分新词都被人们普遍接受和使用,最终进入了词汇系统。本文主要探讨其中的非完全隐退词和完全隐退词。

(二) 隐退词的类别和特点

1. 隐退词的类别

《补编》中的隐退词大部分曾是普通新词,如完全隐退词iced jeans(砂洗牛仔裤)、perfluxity(信息迷茫[症]),非完全隐退词rapology(煽动言行)、societal parent(社会父母)等,也包括以下三类较为特殊的隐退词。

一是属于时髦词的隐退词。《补编》中隐退的新词有少量属于时髦词(buzzword)。依据《牛津》的定义,时髦词指“当下流行的词或表达;一种用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非传达信息的措辞,尤其是技术或行话用语”。《补编》中隐退的时髦词有chip jewelry(过时的计算机)、sippy(夕皮士)、trip chainer(连锁出行者)、zuppie(祖皮士)等。该词典在完全隐退词chip jewelry和trip chainer的词条中标明该词摘自报刊中的时髦词栏目。前者在当时主要用于信息领域,而后者是生活领域用词。张荣建(1993)30指出由yuppie(雅皮士)衍生出的guppy(同性恋雅皮士)等词是反映当时社会中特定现象的时髦词。其中guppy是现用词,而sippy、zuppie成为非完全隐退词。时髦词的稳定性较弱,通常只在某个时期较为流行,在时间的考验下成为隐退词的可能性较大。

二是属于非正式用语的隐退词。《补编》中的隐退词涉及属于方言、俚语或口语的部分新词,如完全隐退词puffette(〈俚〉出版界公关小姐)、ready-wash(〈俚〉强效可卡因),非完全隐退词bummer beat(〈俚〉灾难事件追踪报道)、hot quit(〈美方〉突然闪避)等。这些词由特定的人群使用,范围受限,逐渐变成隐退词。

三是隐退的缩略词。《补编》中10余个隐退词属于首字母缩略词,囊括完全隐退词DENK(双职工无子女家庭,dual employed no kids)、QJ(候话音乐播放师,queue jockey)、TICK(提客,two-income couple with kids)等,非完全隐退词HQ(体重商数,heaviness quotient)、Nilky(无收入多子女,no income lots of kids)、PSO(提供者资助机构,provider sponsored organization)等。缩略词的词形有较大的模糊性和不明确性,部分词义具有临时性。这导致了在一定时空跨度中,它们有时难以见词明义,无法被人理解。一些缩略词的使用频率由此渐渐降低。

2. 隐退词的特点

新词作为能指的语言符号,被用来指称事物、现象、行为等,表达特定的概念。从指称物和指称符号的角度看,《补编》中的隐退词有三个特征,如表2所示。

其一,词的所指物已不存在或稀见。一些隐退词曾经作为新词来描写20世纪中后期的新事物、新现象等,但这些所指物在当前已很少见到。由表2可见,具有这种特点的隐退词占比较小,尤其是在非完全隐退词中的比例仅有2.17%。例如:beeper(寻呼机)这一事物在现代生活中已极其少见,描述因寻呼机响动而形成惯性行为的beepilepsy(寻呼机振动症)便成了非完全隐退词。在过去的10年间,在4个语料库中,该词仅在GB中仅出现3次。如例(1),只有人们在提及曾有的这一现象或与之类似的情况时,才会使用

该词。

(1) a. Beepilepsy:The brief seizure people sometimes have when their beeper goes off (especially in vibrator mode).(Uncle John’s All-Purpose Extra Strength Bathroom Reader,2012)

b. You might suffer beepilepsy(a brief seizure when your computer pings to denote a new email).(Terms of Employment:The Secret Lingo of the Workplace,2012)

其二,词的所指物较为常见,但能指符号不常用。部分隐退词所反映的内容在当前依旧较为常见,但表达这些事物的词则用得很少。这类隐退词在所有类型的隐退词中占比最大,在完全隐退词中的占比为67.39%,在非完全隐退词中则高达70.29%。非完全隱退词four-two-one syndrome是典型的例词之一,该词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首现,用来指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而形成的特殊现象。尽管这一情况目前仍然习见,对应的中文译名“421综合征”(或“溺爱综合征”)也有一定的使用度,但英文词four-two-one

syndrome则使用较少。如例(2),过去10年中该词只在GB和GN中各出现一次,成为非完全隐退词。

(2) a. The single-child policy has constructed families with ratio of six adults to one child

(or four-two-one syndrome),where the children are often treated as the“center of the universe”at home.(Child Care in Context: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2014)

b. The second damaging consequence of the one-child policy was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so-called“four-two-one syndrome”.(Express,2015)

其三,所指物的能指符号有更常用的替代词。一些新词所获得的接受度不及比它们更早出现的同义词。出现这种现象的完全隐退词占比为19.57%,而非完全隐退词的是27.54%。例如:完全隐退词bililoquy(独白)过去10年间在COCA、GB等4个语料库中的词频为0次,使用频率远低于较其更早出现的monologue和soliloquy。又如:都具有“居家办公的人”之义的open-collar worker和homeworker,前者较晚出现,为非完全隐退词,使用频率低于后者(如homeworker在NOW中的词频为142次)。过去10年中,open-collar worker在GB和GN中仅各出现1次,如例(3)中的例证所示。

(3) a. open collar worker n. a person who works at home敞领工作人员(《美语新词语与当代美国文化研究》,2015)

b. The drink of the over stressed(and neurotic)modern open collar work(volteface,2016)

三、 英语新词的隐退机制

通过上文对《补编》中隐退词类别和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词的隐退并非完全任意或偶然,而是存在一些规律。Schmid(2008)3认为新词的确立需经历三个阶段,

即创造(creation)、巩固(consolidation)和确立(establishment)。于海江、李洁(1999)73提到《补编》对新词的收录基于较为详实的语料,即“收词以词频为最重要的收词依据,国外有一本以上词典收录,又有2例以上一手资料为佐证的,可考虑收入;无词典佐证的词目,则需有5个以上不同来源且时间间隔较长的例证,方可考虑收入”。该词典所收的新词自出现后,在使用中得以巩固,被收录其中。但是,部分词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未进一步完成词汇化(lexicalization)、规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具体化(hypostatization)[11]等过程来获得最终确立,过去10年在语料库中词频低或词频为

0次,故而暂时或永久性地退出使用,成为了隐退词。影响新词隐退的原因可大致分为外部机制[12]和内部机制。外部机制主要涉及社会因素和人的选用,内部机制则包括词语自身的特点和词汇系统内部的竞争。鉴于词语在语料库中的词频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它们的使用情况,下文的探讨参考了隐退词在COCA、NOW、GN、GB等语料库中的使用频次。[13]

(一) 社会因素影响词的所指物

社会生活的变化促进新词的诞生,也影响其生命力。《补编》中一些词的隐退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如表3中的完全隐退词information skyway(信息空中航线)和scandometer(丑闻测试仪),非完全隐退词dogolatry(犬崇拜)和eyelyser(眼睛测醉仪)。《补编》提供的例证显示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被人们使用,反映的都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事物或现象。以上词语过去30年在COCA、GN、NOW中均无使用频次。在GB中,尽管information skyway在1990年至1999年、2000年至2009年间有一定的使用频次,scandometer在1989年至1998年间也有使用,但过去10年间两词均无使用频次。相较而言,GB的数据表明dogolatry和eyelyser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少量使用频次,在过去10年间各只出现一次,这体现了两个词基本上已退出使用领域,偶尔有复现的情况。

由于社会的发展,information skyway、dogolatry等词所指称的事物渐渐消失或极为少见。Bright(1964)13提到,当社会生活逐渐或突然地发生变化时,语言作为社会现象的反映,会随着社会生活的进程而相应地发生变化。特定时期的一些新事物、现象或行为与当下的生活相去甚远,人们很少或不再有使用它们的需求,描写它们的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也不再具有延续性和持久性,失去成为现用词的必要标准之一,逐渐演变成了隐退词。从以上分析可见,社会因素使得一些事物不存在或稀见,指称这些事物的词语由此出现隐退现象。根据表2可知,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的隐退词数量较少。

(二) 人的选择使得一些词不常用

人的选择和接受是新词能否沿用的关键因素。由表4可知,adflation(广告费用膨胀)、chatcom(滑稽访谈节目)、lapjacking(便携电脑偷窃)等词过去30年间在除GB外的3个语料库中都无词频,netwriter(发送电子邮件的人)仅2010年在GN中出现1次。GB显示chatcom、lapjacking、netwriter三个词有一定的使用频次,但在2011年到2021年期间的词频为0次,成为完全隐退词。相比之下,GB的数据表明adflation在过去10年间的使用频次为3次,是非完全隐退词。Hymes(1972)53指出:“语言与社会生活的互动首先被视为人类基于某种知识的行为,有时是有意识的而通常是无意识的,使人们能够使用语言。”词汇的产生、使用、传播与消亡皆与社会语境有所关联,而在二者中间发挥主体能动性的是词汇的使用者。这些词的描写对象仍存在于当前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但词语本身的使用未得到普及。人们的选择、接受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一些词出现隐退现象,尽管这些词的所指物仍然较为常见。从表2可以看出这类隐退词在《补编》中的比例最高,因此可以说人的选择在该词典隐退词中所起的作用很大。

(三) 词语的词形或形义能产性影响其隐退

新词隐退的内部机制涉及新词自身的特点。《补编》中有少数词在其隐退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词形本身的影响。如同是表达“挥霍与性爱小说”之义的shopping & fucking、

S & F、s’n’f(shopping & fucking为复合词,S & F和s’n’f是缩略词),COCA、GB、GN、NOW的语料显示,除了shopping & fucking外(该词在GB中的词频为6次,为非完全隐退词),过去30年间,S & F和s’n’f两个词在这些语料库中的词频为0次,成为完全隐退词。相较于shopping & fucking,S & F和s’n’f进行首字母缩略后语义的透明度(transparency)降低,且s’n’f较为口语化,类似的词形在英语中极少出现。因此,这两个词在本文选取的涵盖不同文本类型的4个语料库中的词频为0次。Hacken和Koliopoulou(2020)5提到,新词在一种语言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语言、社会和政治状况,但它们必然会引起(语言)纯粹主义的问题。通用词典在收录新词时,不仅要在规定主义与描写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亦会考虑语言的纯洁性和规范性,因而《柯林斯》《新牛津》《韦氏》基于谨慎收录的方针,都未收录shopping & fucking、S & F和s’n’f。

另外,新词若缺乏生成其他形式和意义的可能,不具有能产性,也容易变成隐退词。

《补编》中的隐退词都是单义词,未能衍生其他意义。例如:filofiction(活页小说)和programmercial(高质量广告节目)未产生新义,且未派生或组成其他词。所以,尽管这两个词的所指物在日常生活中仍较为常见,但其指称词本身却成为了完全隐退词。

(四) 同义词竞争形成更常用的替代词

词汇系统内部的发展规律亦影响新词的发展。李如龙(2006)38指出,推动词汇及其系统发展的动力是词汇间的竞争。《补编》中的隐退词主要表现出同义词之间的竞争。

首先,这种竞争可能发生在异源新词之间,如皆表示“计算机迷”的computernik和digithead。前者于1966年首现,而后者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现。computernik由computer与后缀-nik派生而成,digithead则由digital与head拼合而成。相较而言,computernik在词形和词义上更具透明度,digithead作为后来者未在词汇系统中获得一席之地,成为非完全隐退词。类似的还有compusex(网上性行为)与cybersex,execu-crime(高级白领犯罪)与white-collar crime等词,在同义词的竞争中,与稳定的旧词重复的compusex和execu-crime都出现了隐退现象。

其次,同源新词间也存在竞争,如词义相同而词形不同的buppie和bluppy,《牛津》显示前者的首现时间是1984年,Algeo(1991)的新词词典标注后者的首现时间是1987年,

两者皆表达“黑人雅皮士”之义。这两个词作为新词在出现后经历巩固阶段,被收录于《补编》中。从表5中可见,buppie过去30年间在COCA、GB等語料库中都有使用频次,是现用词。而bluppy的使用频率较低,使用域和使用人群受限,未获得人们广泛的关注、传播和使用,在经历了仅有少数人在较窄语域中使用的过程后,未得到言语团体的认可,逐渐进入极少人使用、非完全隐退的状态。

此外,还出现了非正式用语和通用语的竞争。例如:father track和daddy track都指男性从工作中挤出时间来照料子女之义,通过类比mommy track(妈妈轨道)而创造。因mommy track属于口语词,与之对应的daddy track相较于更正式的father track得到了更多

的使用,因此在同义词的竞争中,father track最终成为完全隐退词。相较而言,在gloomster(〈口〉悲观的人)和pessimist、spendolas(〈口〉金钱)和money、rubblehead(〈俚〉白痴、笨蛋)和idiot这三组非正式用语和通用语的竞争中,前者因使用人群较少、接受度较小最终成为隐退词。Stepanyan(2018)23提到:“如果语言使用者能够将特定的所指物归类为一个熟悉概念的成员,那他们可能选择一个已有的词,甚至会采用一个新的名称来命名这个所指物。”人对词汇的使用具有选择性,可能选用原先存在的词,也可能新造词语来表达要言说之义。用于指称同一事物或现象的词有时不止一个,若新词的结构较原词复杂,与原词无法建立联系或将其取代,它在词汇系统内部便缺乏足够的竞争力,难以在系统中获得位置。由此可见,一些词所指物的能指符号有更常用替代词是词汇的内部竞争的重要成因。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社会因素、人的选用、词语自身的特点和词汇系统内部的竞争等内外部机制都可能造成隐退词的出现,其中主要受人的选用影响的隐退词数量最多。然而,这些机制并非单独作用于隐退词,而是共同影响词语的留用或淘汰。例如:Metcalf(2002)159认为具有形式和意义的能产性是一个新词成功的条件之一。但《补编》中名词性的完全隐退词testlying派生出了动词testlie,名词性的lapjacking逆构出了动词lapjack并派生出名词lapjacker,从词的特点出发,这两个词都具有词形和词义的能产性,却最终成为了隐退词。因此,我们认为新词的发展还受到社会、使用者、词汇系统等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比如:完全隐退词bikercise(健身车运动)所表达的行为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但从表6可见,只有GB记录了bikercise一些10年前的例证,而近10年间该词无使用频次。bikercise成为隐退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的使用少,使用域窄,且有更常用的替代词spinning。再如:roam-a-phone指称的“移动电话”是广泛存在的事物。但是,由于该词的词形较为复杂,无法产生更多的形式和意义,且有更常用的替代词cell phone或mobile phone,roam-a-phone在与常用词的竞争中失利。除了《补编》提供的1989年和1998年出现的两个例证,该词只有2006年在GB中出现过一次,近10年淡出使用范围,成为了完全隐退词。

相比之下,非完全隐退词的退隐过程更为复杂。如micropricing(网络微型收费)和trivestiture([公司的]一分为三),在当前仍然存在这两种行为。然而,这两个词用得较少,未能产生更多的形式和意义,且无其他替代词。由表6可知,micropricing和trivestiture在GB中不同时间段的使用频次都呈现阶段式下降的趋势,前者在GB中近10年来的词频只有4次,而后者在GB和GN中的词频各只有2次。虽然偶有复现的情况,但总体上出现了隐退现象。

四、 结 语

《补编》新词的收录走在时代的前列,收录了大量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出现的新词。和其他事物一样,词汇也有新陈代谢的过程。不同新词的隐退进程有所不同。新词的隐退虽然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也存在一定的演变规律。本文对隐退词的分析从外部和内部机制两个宏观的视角切入,并进行了微观的考察和分析。社会的发展变化、人对语词的选用、词的词形或形义的能产性和词汇系统中的同义词竞争等因素都可能造成隐退词的出现,但是它们并非独立运作,而是共同作用于新词的隐退。经由对英语新词隐退现象的多维考察,厘清影响新词隐退的机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词汇的动态性,推动对新词发展的研究。

附 注

[1] 该词典的新词、新义和新用法也分布在词条中,这里仅统计单独立目的新词。

[2] https://www.oed.com/。本研究中在线词典和语料库查询时间截至2021年7月5日。

[3] 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

[4] https://www.lexico.com/。

[5]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

[6]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据该网站介绍,大部分语料来源的时间范围是1990年

至2019年,也有部分电视和电影字幕、博客和其他网页的语料在2020年3月进行了更新。

[7]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now/。

[8] https://news.google.com/。

[9] https://books.google.com/。

[10] 文中列举的英语新词的中文翻译都摘自《补编》。

[11] 根据Schmid(2008),词汇化、规约化和具体化分别与新词本身的结构、词的社会语用和人对新词的认知有关。

[12] 这里的外部机制指相对于词语及其词汇系统内部而言的其他外在因素。人的使用虽然涉及认知特点、使用习惯等内在特质,在此也被归纳为外部机制的一种。

[13] 這些隐退词的确定,同时也参考了它们在《柯林斯》《新牛津》《韦氏》三部词典中的收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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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学外文学院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