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期间是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非常“显著”的时期。安倍在第二次首相任内，经常出访中东，特别是重点加强与中东海湾重要能源出产国的能源合作关系。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主要涵盖了石油与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领域。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是各种因素合力推动下进行的。日本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首要目标是要绝对维系与确保日本中东能源进口安全，以为日本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提供绝对支撑与保障，同时适时乘机扩展和彰显日本在中东地区能够发挥出的独特外交影响力。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面临着不少挑战与问题。未来日本能源消费结构还是相当程度上要依赖油气等化石能源，所以，未来日本客观上无法避免地还要继续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而是否能够有效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将是检验日本能源安全战略与日本整体外交智慧的“观察窗口”。

关键词：能源外交;中东地区;石油天然气;能源安全;海上航线

中图分类号：D73/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2）02-000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1

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2012年12月-2020年9月），是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非常活跃”的一段时期。在安倍第二次首相任内，安倍频繁出访中东，其中重点加强对中东海湾6个重要能源出产国（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的能源外交;不失时机拓展与土耳其、埃及、约旦及以色列等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领域的合作关系;瞄准机会、闪电出访伊朗，与伊朗维系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彰显了日本在深化對中东能源外交进程中可以发挥独特的外交作用。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是国内外等诸多因素相互叠加、互相促进而形成的合力所共同推动下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安倍推动的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扭转了日本因福岛核事故而造成的“能源危机”局面，有效维护与确保了日本中东能源进口安全，扩展了日本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力。但是，安倍第二次内阁尽管任期很长，但毕竟时间有限，再加上各种因素的掣肘，致使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还有很多缺憾与短板。未来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还面临各种挑战与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与挑战不容回避。因为未来10-20年内，日本能源消费结构还会继续相当程度上要依赖油气等化石能源，日本现任与未来内阁将会继续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而如何更好有效地开展对中东能源外交，将会考验着日本外交的战略智慧。本文拟对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作出初步分析，以对中国今后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主要内容

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频频出访中东。访问中东期间，与中东各国要人会谈时，重点谈及的话题就是能源合作。日本与中东能源合作重点涵盖了石油与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内容。

首先，日本和中东产油国重点加强石油与天然气合作。

根据2021年《日本能源白皮书》公布的数据：2019年度日本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度占比是89.6%，与此相对应的是，2019年度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度是12.9%，经合组织（OECD）欧洲国家是18.1%。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占比较多的国家依次为：沙特阿拉伯34.1%，阿联酋32.7%，卡塔尔9.3%，科威特8.9%，阿曼1.7%，巴林1.4%，伊拉克1.1%;2019年度日本从中东地区进口天然气占比是17.0%，其中卡塔尔为11.2%，阿曼为3.9%，阿联酋为1.9%[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日本石油进口高度依赖中东地区，而安倍晋三访问中东期间，与各个产油国领导人会谈时都必然会提到稳定原油供应问题。2013年安倍在访问沙特时双方发表的《日沙加强全面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中表示：双方强调稳定国际原油市场的重要性;日方对沙特方面采取平衡政策向日本稳定供给石油并成为日本值得信赖的稳定供给源表达衷心谢意;而沙特方面则郑重承诺向日本稳定供给石油[2]。2020年1月，安倍在访问沙特期间，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以及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举行会谈时，均谈到了要继续巩固沙特作为日本稳定原油供给国地位的重要性。2013年5月，安倍在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领导人就加强原油供应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双方发表的《日阿强化面向安定与繁荣的全面伙伴关系概况介绍》中就重点谈及石油合作：日本石油企业在投资开发阿联酋油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阿联酋方面希望日本企业今后继续在投资油田开发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石油上游领域开发是日阿两国伙伴关系的基础，两国在石油领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要继续加强在石油领域合作关系[3]。2018年4月底，安倍再次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领导人重点商谈了扩大深化石油合作事宜：双方对日阿在石油领域深化合作深感满意;特别是日本企业得以延长在阿联酋油田投资权益，安倍深表谢意;双方确认今后继续扩大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项目[4]。2013年8月，安倍在访问巴林与科威特期间，分别与巴林和科威特领导人重点谈及要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加强合作的意愿，比如：日本与巴林和科威特合作建设炼油厂、日本向巴林与科威特派遣石油工业专家与工程师等。2013年8月，安倍访问卡塔尔，与卡塔尔方面就重点洽谈了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事宜：双方确认了国际原油市场稳定的重要性;对卡塔尔承诺以有助于稳定原油市场的方法继续向日本稳定供给石油天然气表示欢迎[5]。

第二，日本和中东一些国家加强可再生能源合作。

日本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技术与经验，比如在太阳能与风能领域，日本在西方发达国家阵营中走在了前列，而中东一些国家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储藏量与生产量不是很丰富的国家，对开发可再生能源有很大的意愿与需求，故而日本与一些中东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2013年8月，安倍在访问科威特期间，与科威特领导人会谈中就谈到了日科两国在太阳能发电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加强合作的事宜[6]。同年8月，安倍在访问巴林期间，与巴林领导人就加强太阳能领域合作达成共识[7]。2015年1月，安倍出访埃及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会晤时就谈及了日埃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谋划合作的事宜，塞西总统非常欢迎利用日本最先进技术在埃及建设太阳能电站[8]。

2015年1月，安倍访问约旦期间，与约旦领导人会谈时就谈及了日约两国加强可再生能源合作的问题：约旦首相恩苏尔高度评价日本高超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安倍对日本三菱商事参与设计约旦最大规模的太阳能电站、三井物产能在约旦投资建设太阳能电站表示欢迎与感谢[9]。

沙特是全球石油生产大国，但是沙特近年来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沙特2030愿景》，其中发展与引进可再生能源就是其中重要战略目标。自2019年7月以来，沙特电力公司和日本经济产业省一直在合作，计划在沙特引入基础设施，以便使用能够以最合适的形式稳定地提供可再生能源的物联网技术;2020年8月起，由日本新能源与产业技术开发机构 （NEDO） 支持的日本企业在沙特开展了示范项目，在该项目中，太阳能光伏板、储能系统和能源管理系统 （EMS） 將被打包成一个混合系统，这种混合动力包将使用日本技术，不仅有望成为在沙特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的里程碑，而且还将为沙特的能源多元化改革作出贡献;2019年11月，日本派遣了10家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领域代表企业访问沙特，与沙特方面就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合作、日本帮助沙特提升节能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水平进行了洽谈[10]。

第三，日本与中东一些国家在核能领域谋划合作。

尽管2011年3月日本经历了惨重的福岛核事故，但是，日本并没有彻底放弃核能。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在访问中东时与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谈及了核能合作事宜，其中重点加强与土耳其的核能合作关系。2013年5月，安倍率日本经济界要人访问土耳其，与土耳其签署了《日土核能发展合作协定》。同年10月，安倍在半年内再次访问土耳其，与土耳其签署了《日土关于核能与科技领域合作共同宣言》，该宣言着重指出：日土两国拟在土耳其建立旨在培养核能领域专家以深化双方教育科技合作的国际大学，为该大学早日成立，今后应迅速建立两国合作委员会，着手建校筹备工作[11]。

二、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强化对中东能源外交的深层目的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正好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造成的“能源危机”时期，当时的日本核能基本被搁置，核能处于“何去何从”与“是否完全废除”的徘徊观望时期（即使是现在日本核能还是处于缓慢滞后状态）。在核能无法维系与支撑国内能源安全的大前提下，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一项重要外交使命就是要在中东深化与拓展能源外交，既要继续巩固与稳定日本长期以来形成的中东能源进口渠道安全，又要以能源合作为载体而不断扩展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影响力。

首先，加大对中东能源外交力度是为确保与维护日本能源安全。

美国著名学者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日本在能源资源禀赋上是很“脆弱”的国家，只要在全球的资源和贸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现最轻微的混乱，日本就会遭受伤害，更不用去说全球的总体稳定遭到冲击时日本将是何等“脆弱”了[12]。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核能遭遇重大挫折。为了确保日本国内经济与社会顺利发展（包括防务部门与产业），确保稳定的石油与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进口来源地，就是日本能源外交的核心要义。而加大能源外交力度的地区自然首选中东地区，这与中东地区的天然资源禀赋是分不开的。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是全球石油储量与产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根据权威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统计资料，截止2019年底，中东海湾国家石油储量分别为：沙特2 976亿桶，伊朗1 578亿桶，伊拉克1 450亿桶，科威特1 015亿桶，阿联酋978亿桶，卡塔尔252亿桶，阿曼54亿桶;2020年中东海湾国家石油产量分别为：沙特11 039（千桶/天），伊拉克4 114（千桶/天），阿联酋3 657（千桶/天），伊朗3 084（千桶/天），科威特2686（千桶/天），卡塔尔1 809（千桶/天），阿曼951（千桶/天）[13]。中东海湾地区凭借着丰富的石油储量与巨大的产量，成为左右全球能源市场的关键国际行为体。而对于日本来说，福岛核事故后需要稳定与可靠的能源进口来源地，中东地区就成为不二之选。得益于从中东地区源源不断的能源进口，日本获得了维系与支撑国内各项事业发展所必需的能源，从而扭转了福岛核事故后日本一度陷入的“能源危机”局面，使得在福岛核事故后十年间，日本核能陷入低潮与徘徊之际，绝对确保了日本能源安全，保障了日本能源安全免受“油断”之危险。

第二，在加强与中东各国能源合作关系的同时确保日本中东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

法国学者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认为：对于世界油气供应而言，保障海上运输线的安全至关重要;全球2/3的原油及其衍生产品的出口每天都需要用油轮来运送;中东地区大宗原油出口，需要进行长途运送，选择运送的工具都是巨型油轮（20万～30万吨）甚至是超巨型油轮（35万～55万吨）;而在海上航行的各类型油轮每天都要经过全球海上“咽喉要道”——狭窄、地势险要且容易造成拥堵的海峡;容易拥堵的海峡反而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和海盗锁定的目标[14]。

从地缘政治视角考虑，日本近年来不断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的深层考虑是要确保与维护本国从中东进口能源的海上通道安全。

这是因为：一是扼守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海湾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伊拉克、科威特、伊朗与阿曼这8个海湾国家对外出口能源的必经通道，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能源消费与进口国海上运输能源的必经通道;二是霍尔木兹海峡连通的波斯湾与阿曼湾这一海域，向来是全球地缘政治形势高度敏感的地区之一，该海域周边国家众多，各个国家之间有着纷繁复杂的纠纷与矛盾，经常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过往船只（特别是油轮）遇袭事件，而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就会造成该海峡拥堵或者致使运输原油的油轮到达目的地大幅延迟与滞后;三是引发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地缘政治形势紧张事件，都会带来一系列连锁效应，也即，霍尔木兹海峡一有任何“风吹草动”，必然会引发国际油价上涨，而国际油价的上涨，随即会引发能源消费与进口国国内民众与市场的“恐慌反应”2018年，流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以及石油制品出口量达到2 070万桶/天，约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21%，就原油贸易流向而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75%以上都流向亚洲，而该海峡一旦被封锁，全球原油供应量将减少1 500万桶/天。该海峡同时也是卡塔尔和阿联酋液化天然气（LNG）出口的必经之地，全球LNG出口量的25.6%将经过该海峡流向全球各地，虽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LNG出口量仅占全球天然气消费量的约3%，但相比原油市场，天然气市场的地域性和全球性关联更强，一旦该海峡区域LNG贸易受到干扰，将会给LNG进口国的能源定价带来重大影响。（参见王海军《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温对全球油气市场影响几何？》，载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官网https：//www.shpgx.com/html/xyzx/20190818/1907.html）。为此，作为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日本，对于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这一海上运输能源必经通道的安全必然是高度关注，因为，运往日本的巨型油轮如果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这一关键海上通道遇袭或者遇堵，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能源安全构成威胁，日本不能不对此怀有“警惕感”与“危机感”。例如，2019年6月，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首相（时隔41年之久）“闪电”访问了海湾重要国家伊朗，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海上通道的安全，而安倍在与伊朗领导人会谈时重点谈及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重要性。

第三，以能源合作为切入点，拓展与中东的全面合作关系。

日本深化与中东的关系，能源合作自然是主题之一。但是近年来，特别是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加强与中东的关系，能源合作不是唯一要达到的目的。能源既是日本与中东深化关系的助推器，又是日本与中东拓展合作关系的切入点，这从安倍往访中东国家期间与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时的内容可见一斑。比如安倍出访海湾产油国期间，在与访问国领导人会谈时，除了要谈及能源合作外，还要就防务安全、政治领域重大问题、经济贸易、教育科技卫生、人文交流、人员互访与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等协商或者交换意见。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日本在加強与中东产油国关系时，“直截了当”就要洽商能源合作，就会给中东产油国留下“仅仅是冲着能源利益而来”的片面不好印象，长此以往会对日本深化与中东产油国的互信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故此，为了给中东产油国嵌入“日本不单单是纯粹为了能源”的好印象，在与中东产油国深化能源合作关系的同时，日本近年来加大了与中东产油国全方位合作关系。这个“全方位”的内涵包括：一是超越了单纯的能源合作;二是合作范围扩展到了政治、经济、安全、人文、教育、科技、文化与地区及国际热点问题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难民问题、恐怖袭击与海盗问题等）等各个领域;三是不仅仅是日本单方面从中东进口能源，而且日本还要在自身擅长或者领先于世界的可再生能源、新能源、节约能源与提高能效等领域与中东国家进行深度合作在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安倍经常出访海湾6个产油国：沙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与巴林，而在安倍与这6个产油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均着重强调了“全方位”这个字眼。。

第四，以能源为载体，着力彰显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谋划提升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存在感。

日本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能源——客观上必然是双方合作的载体。但是，在能源这个合作载体抑或是平台上，日本近年来开展与深化的对中东能源外交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一是借助能源这个载体，着力彰显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随着美国近年来逐步从中东地区采取战略收缩政策，美国的战略影响力从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初期的战略巅峰状态逐渐下滑。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日本觉得，在美国收缩从中东地区战略影响力的间隙，应该及时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适时伸展与彰显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日本认为自己与中东各国既没有过往殖民纠葛历史，又没有领土纠纷，亦没有宗教与民族矛盾，正是因为日本没有了像英法美等西方国家那样与中东地区复杂纠葛的历史包袱，而可以均衡发展与中东地区各国的关系。二是通过能源这个不太敏感的合作平台，谋划介入中东地区热点问题解决过程，以此凸显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存在感。相较于中东其他此起彼伏的热点与难点问题，能源问题在中东显得不是那么过于敏感，而且能源问题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借力使力”的工具。通过能源合作——这个合作桥梁，在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上，日本可以扮演“中间人”与“协调人”角色，而且日本认为自己可以发挥出美欧等西方国家发挥不了的作用，起到在美欧与中东一些国家“牵线搭桥”的独特功效。比如，安倍在2019年6月突访伊朗，而伊朗是反美国家，美国与伊朗关系长期处于僵持状态，但日本既是美国的盟国，又同时与伊朗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日本认为自己可以在美伊之间充当独特“协调人”，在美伊之间“穿针引线”，既能替伊朗传话给美国，又能给美国化解“美国与伊朗不便直接会面的尴尬”。而安倍2019年突访伊朗，确实是当年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事件之一，一定程度上成功“放大了”日本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力，刷新了国际舆论对日本与中东关系“不过是停留在能源合作上”的陈旧认知。

第五，争取扩大日本企业在中东自主开发油气田的比例。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加大了支持日本企业投资中东油气田的力度，力争巩固与扩大日本企业在中东自主开发油气田的比例或份额。其中典型例子就是日本自主开发阿联酋油田。2018年2月，日本大型能源企业——国际石油开发帝石公司（INPEX） 获得了阿联酋大型油田下扎库姆油田10%的权益，2019年3月，国际石油开发帝石公司又获得了阿布扎比新的油田探矿权益，而获得阿联酋下扎库姆油田开发权益，是日本中东能源外交“引以为傲”的重大成果[15]。

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日本在通过长期开展中东能源外交的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只有切实提高日本自主开发油气田比例，才能更好保证日本中东能源进口安全;如果一些中东产油国发生战乱或者恐怖袭击事件等突发事件致使一些中东产油国能源出口受阻甚至中断，那么，日本自主开发的油气田就能在关键时候确保日本中东进口能源渠道保持畅通。二是巩固与扩大日本企业在中东自主开发油气田比例是一件对日本与中东各国互利双赢的事情，也即：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既能确保日本企业在中东油气田的权益，而且还在建设与油气田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比如港口码头、输油管道、道路以及医院和学校等）过程中，让中东一些产油国受益;这种受益不仅给中东产油国政府带来收入，而且也能惠及产油国普通民众（比如解决就业）。在互利双赢的过程中，日本既能获得可靠的能源进口来源，又能赢得中东产油国政府与民众的好感与信任，而随着双方互信的不断加深，能更好助力日本在中东地区拓展能源外交，更能深化日本与中东产油国的关系，使日本与中东关系走深走实。

三、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及未来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面临的挑战

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对中东地区进行了高频率访问，其对拓展与加深日本对中东的能源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果，稳定与巩固了日本作为中东重要能源出口市场的地位，对确保日本能源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安倍在他长达近8年的首相任期里，高度重视对中东能源外交，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缺憾。未来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继续面临着不少挑战与问题，而且这些挑战与问题，将会给未来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的深化与拓展带来消极与不利影响。

首先，日本能源进口安全高度依赖中东地区，如果未来能源进口来源地继续“唯中东化”，将会给日本能源安全带来潜在巨大风险。

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对日本高度依赖中东能源带来的潜在巨大危险就有比较精辟的分析：一个在其他任何方面没有权力的国家，从传统的权力角度看不是“强权”，却能对除了缺乏一种资源——石油以外具有所有权力工具的国家行使巨大的（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权力;日本要依赖于中东的石油供应，如果中东石油生产国因为某种原因对日本实行彻底禁运，它们就能够摧毁日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如果它们带着政治条件威胁实行禁运，甚或能将日本降到“卫星国”的地位，使日本依附于中东产油国[16]。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与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比例居高不下，2018年日本石油与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高达62%，其中石油占比为39%，天然气占比为23%，煤炭占比为27%（化石能源总占比达到89%，而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占比为7%，核能占比仅为4%）[17]。而化石能源中石油进口又极为倚重中东地区，近年来对中东依赖度一直维持在85%～90%左右。尽管近年来日本也在谋划能源外交多元化，但效果不大，比如说日本曾经极力想扩大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口原油，但受日俄之间旷日持久的领土争端影响而致使日俄关系踟蹰不前，最终使得日本通过拓展俄罗斯能源进口渠道以大幅减少对中东能源依赖的梦想落空。日本单纯从中东原油进口的依赖度愈高，那么，日本面临的能源安全风险就愈大，其对未来日本能源安全的潜在消极影响就愈深。

第二，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日本随时面临着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溢出”的风险。

中东海湾地区位于全球能源资源储量密集的“战略空白区”（strategic ellipsis），而在“战略空白区”，国家之间的对立、扩张领土和追求威望的动机、教派冲突和意识形态分化、次级行为体的活动、石油民族主义的觉醒，都给能源供应安全增添了变数;能源资源密集型国家经常受到经济不振、治理失灵、缺乏民主、本地动荡和冲突的影响;“石油国家”在政治上一直存在体制不稳定、财富分配不平等和腐败问题;油气资源容易成为引发地方分离主义冲突的“导火索”[18]。

中东地区是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不仅国家众多，更重要的是，由于该地区各国国情、历史、民族、宗教（或者宗教派别）、文化与语言不同，致使该地区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各种矛盾、纠纷抑或冲突频发。不仅如此，由于诸多复杂深刻的因素而使得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思潮近年来在中东一些国家有“凸显”的倾向，导致中东一些地区不时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恐怖袭击再加上一些国家因内部冲突（如叙利亚与也门等）产生的大批难民，使中东地区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引发的任何“局势动荡”都会使得中东地区——全球最重要的原油产地——产生“溢出”效应，即全球油价波动。而全球油价波动，其最直接的波及對象就是高度依赖中东地区原油进口的国家，而日本显然是受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最为明显的国家之一。

第三，日本一直在中东谋划“平衡外交”，但“平衡外交”不“平衡”，未来可能会有潜在危险。

综观安倍第二次内阁以来的日本中东外交，可以发现，安倍对中东海湾7个产油国以及另外5个中东国家均进行了访问，这些访问表面上看有“平衡”之感，但如果仔细深究，却可发现其本质上并不“平衡”。这是因为，安倍之所以要在中东体现出“平衡外交”，主要是因为安倍要汲取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因中东战争引发的震惊全球的“石油危机”（当时的日本遭受严重冲击）之经验与教训，而必须在中东采取“平衡外交”战略。而所谓日本中东“平衡外交”战略，其核心要义之一是要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即阿以之间）保持平衡，特别是不能偏向以色列一方，因为海湾产油国（伊朗除外）都是阿拉伯国家，所以日本在开展与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时不得不要慎重考虑阿以关系，不得不在阿以之间保持平衡。

但是，近年来特别是安倍第二次内阁以来，日本中东“平衡外交”开始发生某些微调，也即在保持已有的“阿以之间平衡外交大框架”之外，还在谋划构建新的“平衡外交”战略。这种新的“平衡外交”战略表现在：一是在中东海湾产油国之间搞“平衡外交”，既高度重视与海湾产油国“执牛耳”者——沙特的关系，亦重视与海湾几个小国的关系，比如科威特、巴林与卡塔尔这3个小国;二是在整个海湾国家之间搞“平衡外交”，既要继续保持与深化和海湾6个传统产油国（即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的关系，又要谨慎拓展与伊朗的关系。不过，日本在中东谋划与实施“平衡外交”，不免有“平衡之中不平衡”之遗憾。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原有的“大平衡外交”框架，守旧有余、创新不足，在遵守既有的在“阿以之间”保持平衡之余，并没有继续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拓展平衡外交，比如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他就没有去访问阿拉伯重要国家阿尔及利亚（亦是重要能源出产国家）、摩洛哥与突尼斯等国;二是新的“平衡外交”战略亦是“美中不足”，对于海湾重要能源出产国伊拉克，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就未曾访问，尽管可以以“伊拉克处于战后恢复状态、不是恰当访问时机”为借口推脱，但是到安倍任期快要结束时，伊拉克已经走出了战后混乱阴影且已恢复了原油出口，安倍却对伊拉克“视而不见”，本身就是对自身推行中东“平衡外交”的贬损;不仅仅是没有重视伊拉克，就是其他海湾产油国比如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亦是重视不够，这可从安倍对这3个海湾小国的访问次数就可见一斑（都仅仅是1次）;三是新的“平衡外交”中对伊朗“平衡外交”亦没有收到突出效果，2019年安倍突访伊朗，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调人”，同时也可以借机调解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之间的纠纷矛盾（比如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矛盾纠纷），以“平衡者”的姿态出现在伊朗面前，但是，安倍调解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多年的纠葛敌对关系，并非易事，伊朗与美国关系迄今僵局难解，难以完全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就可证明安倍在伊朗推行“平衡外交”难以说是收到了成效。

第四，日本在中东拓展与深化能源外交，客观上抑或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能源消费进口国产生激烈竞争局面。

鉴于中东地区是全球“油库”的战略优势地位，中东地区向来是各个能源消费进口国重点关注的能源主产区。在重点从中东地区进口能源国家中，不仅仅是日本，还有美国、印度、韩国、意大利、德国、英国与法国等国。尽管美国近年来得益于“页岩气”大开发减少了从中东地区进口油气比例，但是美国在冬季用电高峰期，仍然继续从中东地区进口大量原油，因为美国国内页岩油气开采毕竟成本高且产量不一定稳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近两年美国页岩气产业不景气（诸多因素造成的），致使美国不得不继续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所谓美国“完全摆脱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彻底实现能源独立”的说法，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除了美国这个传统中东能源消费进口大国外，比如和日本同处于东北亚的韩国，也是高度依赖从中东地区进口油气，而且韩国近年来亦在重点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比如韩国重点加强与沙特和阿联酋的关系，而这两个中东重要产油国，本身亦是日本重点加强能源外交的对象国，这在无形中、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局面。因为，日韩两国都是经济发达国家，国内本土油气蕴藏量缺乏，且进口来源地与进口油轮海上航线高度重迭，两国围绕着中东油气进口之争，即使不一定是主观刻意为之，也客观上注定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众多中东能源进口大国中，还有一个能源消费进口大国——印度，更是日本不能忽视的竞争对手，因为印度是新兴经济大国，人口众多且增速很快，国内油气产量难以跟上急剧增加的能源消费需求步伐，于是印度自然要增加从中东地区能源进口量，因为印度本土距离中东海湾产油国很近，无需像日本那样远距离长途海上运输原油，而中东产油国也乐意向印度这个巨大能源消费市场出售油气。

第五，日本中东核能外交遇阻，核能外交在中东地区拓展并不顺畅。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曾经3次出访土耳其，其主要目的是与土耳其洽商核能协定，但是日土核能协定进展不顺利，最终日土核能合作项目被搁置。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福岛核事故后，安倍内阁仍然坚信日本核能技术属于世界一流水平，所以就在海外大力推销核能外交，以便在海外扩展日本能源外交影响力，并能彰显日本不仅是能源消费进口国而且是先进绿色能源——核能“推广者”的角色定位，故而把日土核能合作项目当作是日本在中东核能外交的“标志性”项目。但是，福岛核事故后，全球各国都高度重视核电站的安全建设，土耳其亦不例外，在与日本洽谈核电站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谈及核电站安全建设费用问题，但是日本方面鉴于福岛核事故教训，大幅提高了核电站安全维护建设费用，土耳其方面表示为难，双方最终因核电站安全维护费用抱有分歧而不得不搁置日土核能合作项目。日本投资建设土耳其核电站项目遭遇变故，致使安倍内阁在中东拓展核能外交遇阻，而且，因为日本国内核电站大规模恢复运转困难重重，反核电舆论高涨，所以未来日本要想继续在中东地区推广核能外交，恐将会继续遇到各种变数与阻力。

四、日本中东能源外交对中国中东能源外交的借鉴与启示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是日本中东能源外交“非常活跃”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日本中东能源外交有得亦有失、有经验亦有教训，总结与提炼这段时期日本中东能源外交中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中国今后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首先，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高度重视与海合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6个国家的关系，中国可以拓展与深化和海合会的关系。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安倍高度重视与海合会6个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与阿曼）的关系，而在其第二个首相任内，安倍遍访6国，按出访次数来排序是：阿联酋（3次）、沙特（2次）、阿曼（2次）、卡塔尔（1次）、科威特与巴林（都是1次）。这主要是因为：海合会六国皆是能源储量与产量很丰富的国家，而沙特更是全球原油储量与产量都位居前列的能源大国，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与版图，日本能源进口高度依赖海合会六国，从绝对确保日本能源安全视角来考量，日本必须重视与海合会六国的能源合作关系。另外，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重要的地区合作组织，日本早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2006年4月）就启动了与海合会的自贸协定谈判，尽管迄今为止日本与海合会就缔结自贸协定仍处于谈判进程之中，但是不排除未来数年内日本可能与海合会自贸协定谈判有达成意向的可能性。

自海合会1981年5月成立之时，中国即与其建立了联系。中国与海合会之间合作空间很大。中国与海合会应着力构建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积极拓展海合会市场，大力发展对海合会的服务贸易，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合会国家投资，加大在生活用品、建材、制造与餐饮等领域的投资;同时出台政策吸引海合会国家投资中国的石化产业，形成相互依存的格局[19]。

鉴于此，中国今后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可以继续重视与海合会六国的关系，特别是重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等国的关系，同时加快推进与海合会的自贸协定谈判进程，以利于中国提升和海合会这一中东重要地区组织的整体合作关系。

第二，日本中东能源外交战略重在“平衡性”，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却没有完全做到平衡均等对待中东各国，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色彩，中国可以继续整体平衡推进与中东各国的关系。

日本中东能源外交奉行“平衡”战略，但这种“平衡”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真正做到“平衡”。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而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是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影响与控制范围，所以日本在中东地区施行的“平衡外交”不得不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开展与实施，比如2019年日本与伊朗关系互动达到很密切的程度，但是日本深化与伊朗关系毕竟还是没有超出日美同盟这个大框架，而且日本与伊朗关系“热络”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因素的存在，因为安倍当年突然高調访问伊朗，其中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为当时已经矛盾尖锐化的美国与伊朗关系进行调解与斡旋。二是日本在中东推行“平衡外交”过程中，带有很强“功利性”色彩，对于中东海湾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日本并没有做到“平衡”，而是“静观其变”。比如对同是海湾重要能源出产国卡塔尔与其他中东海湾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2017年6月5日，沙特、巴林、阿联酋、埃及、也门及利比亚等国指责卡塔尔支恐并破坏地区安全局势，分别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即“卡塔尔外交危机”），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就保持了“低调与冷处理”，既没有公开声明完全支持卡塔尔方面、抑或完全支持沙特等国，更没有主动去访问卡塔尔以调解“断交危机”。因为，日本觉得，卡塔尔断交危机涉及到日本能源外交最为倚重的沙特等国，如果完全站到卡塔尔一边，必然会引发沙特方面的反感，所以，只能是“保持观望”状态，静待事态发展。从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事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推行的中东“平衡外交”，有“投机”与“功利性”色彩。鉴于此，中国今后深化发展对中东能源外交时，可以汲取日本经验教训，以中阿合作论坛为平台、以“一带一路”为切入点，整体平衡推进与中东和全体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合作关系。

第三，日本中东能源外交进入“全面化综合实施战略阶段”，与一些中东产油国构建了“全面伙伴关系”合作框架，中国亦可与中东一些国家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并继续充实合作内涵。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海合会六国均构建了“全面伙伴关系”合作框架，与土耳其

构建了“战略伙伴关系”合作框架。凸显了日本对这些国家的重视程度，反映了日本与这些国家合作水平的提升，蕴含了日本中东能源外交进入战略高度的深意。日本与中东一些国家提升合作水平，未来可能会产生相互促进与相得益彰的效果，即，日本能顺畅确保中东能源进口渠道安全、维护日本整体能源安全;而中东一些国家则可以通过引进与吸引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或者获得日本各种援助，以为各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从而最终壮大各自国家的实力。鉴于此，今后中国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时，可以与一些国家（海合会六国、伊朗、土耳其、埃及、以色列与约旦等国）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并不断充实双方合作内涵，以利于中国更有效开展对中东的能源外交。

第四，日本高度重视中东海域海上能源运输航线安全，中国亦要重视中东周边海域能源运输航线安全。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海上能源运输的“咽喉要地”，该海峡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日本来说，由于对中东海湾国家的能源进口依赖度非常高，故而高度重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日本能源白皮书》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西方国家中，日本面临的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典型的“海上阻塞点”的风险系数是最高的：法国是62.7%，德国是55.8%，美国是29.3%，英国是11.1%，而日本则高达180.2%[20]。这个数据充分反映了日本极端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日本海上能源运输大动脉，以维系日本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为了维护运往日本的巨型油轮途径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油轮遇袭或者其他突发事件致使该海峡出现堵塞事故，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在访问海湾国家时，特别是伊朗、阿联酋与阿曼这3个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海上航线国家，安倍均会向对方国家政要重点谈及确保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往来船舶的安全。鉴于此，中国今后深化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时，要与海湾有关国家洽商协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安全，双方可以合作联手以预防恐怖分子袭击过往油轮等极端突发事件发生。

第五，日本核能外交在中东遇阻受挫，中国可以在中东拓展核能外交。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原本想在中东地区大力拓展核能外交，但事与愿违，安倍谋划的中东核能外交前功尽弃。未来是否还能在中东开展核能外交，既取决于中东一些国家开发与建设核电站的意愿、能力、资金以及国际大环境等因素，也取决于日本国内是否赞成要继续恢复重启核电站以及是否支持核能外交的舆论氛围。如果这两大条件均不能满足，则日本中东核能外交将会继续无限期搁置下去;如果这两大条件中，中东一些国家提出了愿意与日本合作建设核电站的意向与需求，那么日本中东核能外交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如果这两大条件中，中东一些国家根本没有表现出对日本核能技术的“青睐”，那么即使日本国内舆论氛围理解或者支持日本开展核能外交，那也不一定可以在中东地区成功开展核能外交。鉴于此，中国今后可以在中东地区大力拓展核能外交，以核能合作为切入点，既可充实中国与中东友好合作关系内涵，又可为确保中国能源安全提供战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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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Japan'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During Abe's Second Cabinet

PANG Zhongpeng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Abe's second cabinet period was a very “significant” period for Japan to deepen and expand it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During his second term as prime minister， Abe frequently visited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important energy 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During Abe's second cabinet， Japan'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mainly covered the fields of oil and gas， renewable energy and nuclear energy. During Abe's second cabinet， Japan deepened and expanded its energy diplomacy to the Middle East under the joint promotion of various factors. Japan's primary goal in deepening its energy diploma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is to absolutely maintain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Japan's energy imports in the Middle East， provide absolute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Japan's norm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and highlight Japan's unique diplomatic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Japan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it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future， Japan'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ll still rely on fossil energy such as oil and ga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refore， Japan will objectively and inevitably continue to deepen and expand its energy diplomacy to the Middle East in the future.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deepen energy diploma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will be the “observation window” to test Japan'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and Japan's overall diplomatic wisdom.

Key words： energy diplomacy; the Middle East; oil and gas; energy security; sea route

收稿日期：2022-02-10

基金項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日本外交战略与中日关系”（20180110）

作者简介：

庞中鹏，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与政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日本与中东关系、日本能源外交与日本能源安全战略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