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章华 王林兵

摘要：青年学者李晓乐博士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一书，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等經典作家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与逻辑展开追问，探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规律与趋势，表现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该书视角新颖，文笔精练流畅，概念界定全面、精辟，理论探讨可靠、可信，观点阐述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前瞻性，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一部力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历史逻辑;评介

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大的实践战略和理论主题。在此语境下，青年学者李晓乐博士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一书（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9月版，以下简称为《逻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等经典作家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与逻辑展开追问，探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规律与趋势，表现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综观全书，如下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逻辑》彰显了作者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国家治理”是一个隐性范畴，它涉及到对国家治理目标、依据、限度、空间、有效性等深层本体论层面的思考，为我们思考如何建构一种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逻辑》表明对“国家治理”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做出明晰的阐释，但他们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文本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制度及其实践展开批判;就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秩序、目标以及治理模式提出设想;依据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理论探索和总结。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其思辨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进而产生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黑格尔将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作为其主要的思维模式，他认为，“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黑格尔以抽象观念为出发点，指出国家作为一种理念，将自身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它们以国家为前提和基础，缺乏独立性。而马克思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总结历史上的种种情况，认为国家是由家庭和市民社会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而形成的，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又是由个体以许多种不同的形式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历史证明，国家是由家庭以及社会成员以其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构成的，也就是说国家是作为现实的人的政治存在方式。因此，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逻辑上来讲，市民社会都是国家产生的前提条件，先于国家而存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特别是阶级和阶级意识而著称的，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学说中汲取营养，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最新发展的社会现实，在与各种资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和权力学说的斗争中发展出了工具主义、结构主义、极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治理理论流派。这些流派及其思想或多或少地具有结构主义的因素，对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但在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借助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渗透或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但要指出的是，国家虽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但不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是生产过程中阶级结构的政治表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根据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冲突与阶级力量的变化，马克思说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现实国家权力是阶级斗争与大众民主斗争复杂矛盾的结果，而国家机器、国家机关和国家制度体系是国家权力斗争的中介和政治条件。换言之，国家有一定的自主性。在制定和实施具体政策和追求具体目标的过程中，国家具有超越特定社会部门、群体或阶层的自主性;国家有其自身之立场、利益与目标，且不可化约为任何特定社会部门、群体或阶层的立场、利益与目标。如何凝练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思想及其理论特征，展示了作者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二、《逻辑》洋溢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确切的意义上，强化对国家治理问题的历史逻辑梳理，有助于从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层面加强国家治理，有助于克服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治理观念的障碍，治理制度、体制的障碍，加快解决一些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和治理矛盾，缓解因国家治理能力不足而引起的失序和冲突，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和永续发展。《逻辑》提出，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治理矛盾和问题十分复杂，如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社会不公正、食品安全、生态环境问题等。当代中国治理的变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许多深度的治理矛盾与治理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如东部与西部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驱动能力不强，产业之间发展不协调;环境破坏十分严重，资源消耗非常多;社会成员之间不公正、不信任感增强，贫富之间矛盾突出[1]，我们深表赞同，并且也知道，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制约中国发展壮大的脚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治理问题与矛盾，中国必然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强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力度，转变传统国家治理理念，依法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顺利开展，国家开始与市场、社会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分离，“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逐渐向“发展型国家治理”转型。执政党和政府依然是最为重要的治理主体，但由于政治文明的进步，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国家必须正视逐渐兴盛的多元主体，他们参与到国家治理不仅越来越必要，而且越来越具可能性。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党和政府逐渐从生产经营管理领域退出来，让企业与公民自主地经营和管理经济生活。市场领域率先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并且由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以往的“单位管控社会”体制逐渐瓦解，民间组织与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其数量种类越来越多，规模实力越来越强，活动领域则越来越广，发挥作用也越来越大。当然，要指出的是，执政党和政府仍然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力量。多元主体的治理架构，虽然打破了原来政府单独做出决策，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被动接受管理的单向度运行轨迹，多元主体能够以自己独特方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形成政府和其他主体之间民主协商、协同管理的新格局。 但归根结底，党和政府仍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和决策者，党中央要求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表达的就是“多元治理主体”理念下依然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

再如，习近平在很多场合都强调我们社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谓“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是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疾风骤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在建设法治中国大背景下所进行的斗争”。 我们要认识到“新的历史特点”的深刻内涵、斗争的真实要义以及究竟是哪些新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指出斗争有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后者表现为突破国际势力对中国的遏制的斗争。习近平告诫人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国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新干涉主义构成了阻力和压力的主要来源，尤其要注意应对意识形态的风险与挑战。未来五年，可能是我们面临的各方面风险挑战不断累积乃至集中爆发的时）.其中的风险与挑战，既来自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来自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风险。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无疑处于低谷时期，面临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包围，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意识形态斗争。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一方面要加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使其入课堂入脑入心;另一方面要通过外交和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使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认知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在研究方法上，《逻辑》也独树一帜

《逻辑》综合选用思想构境与文本解释相结合、历史主义、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逻辑》采用构境论和文本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著作文本进行深层解读，揭示其国家治理思想生成的历史逻辑，还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原像”。也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治理的分析蕴含在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断运动的历史性分析中，《逻辑》运用历史主义方法探讨治理背后社会问题变迁的历史逻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治理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全方位比较，揭示“治理”范畴蕴含的意识形态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指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体现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展现得更加鲜活、更加生动、更加直击人心。抗击新冠肺炎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十四亿人民的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民生保障方面我们还有许多短板需要加长，还有许多弱项需要加强，其中一项就是“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强调“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不可为不深刻，关键是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要吃一堑长一智，在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方面扎好篱笆墙，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有更大的提升，不能再让这次疫情造成的悲剧重演。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時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诚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长期任务，不能一蹴而就，正像伟大的长征一样，要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中间经历困苦和磨难也是正常的，因为一帆风顺的前进道路根本是不存在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解决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17年前，我们取得了抗击非典疫情的胜利，17年后，我们又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非典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警示，教会我们如何去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全面加快、加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契机，我们应该在警醒中全面审视、深刻思考、积极作为，坚持和完善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力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总的来说，该书视角新颖，文笔精练流畅，概念界定全面、精辟，理论探讨可靠、可信，观点阐述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前瞻性，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一部力作。

参考文献：

[1]李晓乐：《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6页.

作者简介：

邹章华（1994-），女，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研究”（项目号：19YJC710035）、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9MLC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