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驰疆

上世纪90年代的秦怡。

5月11日，送别秦怡的那个早上，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从家里拿了一朵鲜花。去华东医院的路上，他一直拿着花，脑海中不断响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疫情中的上海，静谧肃穆。佟瑞欣看着灵车从医院缓缓驶出，最后离开视线，这才有了“永别”的实感。

“太安静了。”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一切从简，从来不愿麻烦任何人，这是秦怡的个性。演员奚美娟回忆秦怡时提到，2016年两人来北京参加第十次全国文代会。散会后，她本想照顾秦怡洗漱，94岁的老太太固执地拒绝了。

“那我们坐在外面房间休息，等你洗漱完睡下后，我们再走。”

“你们要是不走我就不洗了。”

独立顽强，身处逆境仍充满能量，这是秦怡的一生。在一个世纪的生命刻度上，她经历战争烽火，尝尽悲欢离合。岁月蹉跎了容颜，却从未消磨意志，她曾将自己写的两首诗拿给钢琴家孔祥东看，字里行间依然是难凉的热血。

今年初，在秦怡100周岁生日当天，孔祥东和佟瑞欣合作，弹奏、朗诵了这两首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英雄好儿女，

不负祖先萌。

少年贵自立，

永世葆青春。

她的表演，她的创作，她的生活，都堪称传奇。佟瑞欣形容秦怡如同上影演員剧团，乃至整个上海文艺圈的灯塔，“她一走，我就变得不踏实了，就像心里头一个支撑你的东西突然没有了”。

“以前，我们只知道秦怡老师优雅、美丽;深入了解以后才会知道，她的美丽里还有一份坚强。”佟瑞欣说，“她，因为美丽而历经沧桑;但她，也因为坚强而愈加美丽。”

关于秦怡的美，作家吴祖光有过一个笑谈：大家结伴逛公园，一只孔雀总是不开屏，秦怡往它面前一站，啪，开屏了。当然，他还有过更为诗意的赞美：“云散风流火化尘，翩翩影落杳难寻。无端说道秦娘美，惆怅中宵忆海伦。”

跟特洛伊故事里的海伦相似，秦怡的少女时代历经战乱流离;但又不相同的是，硝烟中的秦怡，是一个革命者的姿态。

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秦怡。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小学毕业的秦怡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商科。当时的她，经历过“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对上海的残忍轰炸，对帝国主义满腔愤恨，渴望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她加入校红十字会，学习急救知识，为抗日将士做背包、棉鞋、棉手套。

1936年，“七君子”之狱轰动全国，秦怡是江湾镇学生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在国民政府的警棍和高压水枪下呐喊了一整天;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秦怡和校红十字会的前辈赴前线抢救伤员，“子弹就在头顶飞过”。据她回忆，因为年纪太小，她被3位前辈要求提前离开。“后来，他们3人都牺牲了。”

1938年，秦怡做出了一个更勇敢的决定。当时，武汉保卫战已经打响，秦怡带着两件旗袍和洗漱用具，在上海交大学生的帮助下，独自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

很快，她再一次从武汉奔赴大后方——重庆。

当时的重庆汇集了一批文艺团队，中国电影制片厂便是代表。在一次观看进步话剧时，秦怡结识了导演史东山、应云卫。在二人引荐下，秦怡成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见习演员，挂靠在厂内的中国万岁合唱团。秦怡曾回忆：“听说演员可以用舞台将爱国精神和抗战精神传播出去，就没有犹豫参加了。”

3个月见习期成了秦怡演员生涯的第一步：舞台上，她每天跟着团队唱《天伦歌》《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指挥者是大名鼎鼎的盛家伦;舞台下，她在摄影棚、剪辑室和道具间打杂，由此接触到了电影的拍摄和制作;“下班”后，她留在厂里观看电影，埃洛尔·费林的《热血男儿》、克拉克·盖博的《叛舰喋血记》……

那一年春节，17岁的“见习生”秦怡在同事家吃饭，随后来了一位威严又潇洒的客人。吃饭时，客人问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唱歌，兼当跑龙套的演员。”

“那好呀！”

“好什么呀，整天在里面混，没什么意思。我想去前线，没去成;我想去深造，又没条件。”

“那你们都唱些什么歌？”

“当然是抗战歌曲。”

“这怎么能说没意思？你们的歌声将会激起千万人热血沸腾，有数不清的人在歌声的鼓舞下浴血奋战，你还觉得没意思吗？”

这场对话，让秦怡茅塞顿开，她第一次正视起这份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客人离开后，她把同事拉到一边，询问这人究竟是谁。同事吃惊地回答：“你不知道他？他是周恩来啊！”

当时，周恩来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在重庆文艺圈深受敬重。秦怡为自己的鲁莽懊恼不已，也因此更加用心投入表演工作中。

成为正式演员后，秦怡就像粘在了舞台上，很快从龙套演成了主角。第一次演话剧《中国万岁》，她还是个仅有四个字台词的龙套，到了1941年的话剧《大地回春》，她已经成为实打实的大主角了。

《大地回春》讲述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故事，秦怡饰演的女主角从前期深受封建礼教束缚，到在抗日洪流中寻找自我，最终发出“我要自由，我要重新做人”的呐喊。这几乎是秦怡心路历程的写照，她也因为动情的表演在山城一炮而红——该剧连演22 场，场场爆满。

在重庆，秦怡演绎了许多反帝反封建题材的舞台作品，偶尔也参演一些电影——受条件限制，当时的电影生产异常艰难。1943年，导演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文艺界的领袖。在一次戏剧创作座谈会上，他说：“京剧有四大名旦，话剧也有‘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和秦怡，不就是‘四大名旦’吗？”秦怡的名气越来越大。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秦怡终于回到了阔别7年的家乡上海。

秦怡的传奇人生，有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她的银幕故事。解放前，她是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之一;解放后，她是新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1949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秦怡担任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并先后出演《农家乐》《铁道游击队》《女篮5号》《青春之歌》《摩雅傣》《海外赤子》等数十部影片。她说：“我稀里糊涂就演了很多角色，靠的是最朴素的‘笨办法’——学习和努力。”

1956年，电影《女篮5号》开拍。这是谢晋自编自导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体育题材的彩色故事片。谢晋曾说：“我那会儿还是一个小导演，可秦怡早就是大明星了。但她很尊重我。当时拍摄条件不好，秦怡主动跟大家一块睡通铺房间，没有一点大明星架子。”

《女篮5号》里，秦怡饰演的林洁以情感戏居多，并没有很多篮球戏，但她依然去篮球队学习了两个月，每天4点起床跟着专业运动员一起训练。她说：“艺术创作离不开真实。我一定要亲自‘下’生活，才能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才能感动观众、对得起观众。”

《青春之歌》剧照，右为秦怡扮演的林红。

左图：秦怡和金焰。右图：秦怡陪儿子写生。

這，是演员秦怡。

第二条线，是她的政治生活。早在1941年，秦怡就开始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工作，最著名的便是她策反国民党飞行员的故事。1948年，在上海拍戏的秦怡接到任务，协助策反国民党运输机大队长徐骏英。徐骏英的未婚妻是秦怡影迷，秦怡便借此机会时常邀请这对情侣来家中做客。经过数月努力，1949年初，秦怡最终说服徐骏英驾驶一架美制运输机离沪，增援急需空军人才和装备的解放区。同时，她动用在上海的各方人脉，将徐骏英的爱人转移出沪，保障了夫妻二人的安全。

1959年，秦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三条线，是她的婚姻与家庭。秦怡一生经历两段婚姻。1939年，秦怡与同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陈天国结为夫妻，一年后女儿斐斐出生。这场婚姻里，陈天国酗酒、家暴、出轨，为了避免孩子受到伤害，秦怡带着孩子搬进单身宿舍，婚姻维持5年后宣告瓦解。

1946年的除夕，秦怡在导演刘琼的介绍下，见到了大名鼎鼎的“电影皇帝”金焰。一年后，他们在香港举办了小小的婚礼，证婚人是郭沫若。致辞时，郭沫若对新人说：“香港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可算是一片沙漠地带。但我们知道，电影艺术界的朋友就是文化的垦荒者，昔日在上海、重庆，也都是寂寞荒凉之地，经过这班垦荒者的努力，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所以今日新郎、新娘在此时此地结婚，实负有排除封建桎梏、发扬文化精神的责任，过去两位都有辉煌的成就，相信以后当有更卓越的表现。”

宾客们请新郎金焰致答词，他害羞想推辞，秦怡主动起身，大方答谢：“对今晚的婚礼我并不紧张，是郭沫若先生的话令我紧张起来，深深感到今日艺术工作者责任的重大……我要一辈子献身于艺术，献身于人民。”

婚后回到上海，秦怡一面排练迎接解放的话剧《护厂》，一面照顾她和金焰的幼子金捷，并在解放后主演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农家乐》，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人生的下一阶段。接下来的十几年里，秦怡相继主演《两家春》《马兰花开》《女篮5号》《铁道游击队》，多次被文化部评选为最佳女主角，迎来了人生事业的又一个高峰，直到上世纪60年代。

1962年，频发胃出血的金焰在一次手术中出现医疗事故，胃神经被切断，饭后只能平躺，不知饥饱。没过几年，小儿子金捷又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秦怡为过去对孩子的疏忽自责不已。时值“文革”，为安全起见，秦怡不得不辞退家中保姆，独自承担起照顾丈夫、孩子生活起居的责任，积蓄也渐渐被掏空。

作家、编剧曹致佐记录下60年代末拜访秦怡时的场景：“丈夫长年病瘫床上，姐姐病如废人，半残的儿子时好时闹，正在上学的女儿和侄女还得由她照顾。”离别时，秦怡换了身衣服，准备出去买米，曹致佐想帮她把米送回家，秦怡再三拒绝。

“她走远了，她的背影竟然也是那么优雅。她的穿着在当时一片灰蓝的世界中别无二致，但是，只有她，才会把一套大众化的布衣布裤穿出上海人独有的迷人的风情。”

1983年，是秦怡一生中极为艰辛的一年。金焰和金捷相继住院，她又在拍摄电影《雷雨》，只能每日在片场和医院来回奔波。她没有车，只能带着装满衣物的背包挤公交，汗如雨下。身后有人议论：“你看，那不是秦怡吗？”马上就有声音回复：“秦怡怎么可能坐公交呢？”

金捷的病情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打秦怡，秦怡只能抱着头：“不能打脸，妈妈明天还要拍戏。”

1983年12月，金焰病危，秦怡在床前守了31个小时，丈夫盯着她流泪，最终离开了人世。

2007年3月，生病长达43年的金捷去世，秦怡悲痛不已。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金捷对母亲说：“妈妈，你不要急，你不要担心，没有我，你会轻松多了。”

曾有人请金捷形容一下母亲是个怎样的人，金捷说：“妈妈总是工作啊工作啊，算了啊算了啊。”秦怡说，没有人比儿子形容得更恰当了。

她的大半辈子，兢兢业业工作，忍辱负重生活，很少有过属于自己的时刻。她曾说有人叫她“Yes奶奶”，只要是公益的事情，从来都一口答应，来者不拒。秦怡去世后，中影集团总经理江平发了一条朋友圈，讲述她在汶川地震后捐款的故事。“秦老师第一时间赶到北京，当场捐出20万。我说：‘您捐这么多，不留着点养老？’她回答：‘我有钱！我有23万存款，捐了20万，还有3万呢！’”

为他人奔波了一辈子，90岁以后，“Yes奶奶”决定为自己圆一个梦。她写剧本，改编曾经听到的一个气象学家的故事，一天最多写4000字。她亲自去拉投资，人们纷纷劝她：“我们给您拍个纪录片就是非常好的作品了。”

她恼了：“拍我有啥拍头，我要拍电影。”

2014年，92周岁的秦怡带着自创的剧本《青海湖畔》，踏上了3600米的高原。“有很多我特别敬佩的老艺术家，他们在晚年仍有许多愿望，但很多人的愿望最后都化成了惆怅。秦老师从来没有，她總是义无反顾，一直干。”佟瑞欣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就像星星之火，让我们在衰老的时候，让我们在离开舞台的时候，还能点燃回忆，燃烧自我。”

2014年，秦怡与佟瑞欣在《青海湖畔》拍摄现场。

所以，当佟瑞欣收到秦怡发来的演出邀请，二话不说义务参演：“只要您需要我，我一定站在您身边。”

《青海湖畔》中一场救援戏，佟瑞欣要整个人靠在秦怡怀里。为了不让秦怡负重，佟瑞欣用手撑着身体尽量悬空。秦怡发现后，对他说：“小佟，刚才你没靠着我。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但你必须靠着我，你不靠，状态就不对，拍出来效果就不好。”现场的人既心疼又敬佩。

《青海湖畔》上映后，票房欠佳，很多地方甚至上不了院线。秦怡说：“没想到放映一部电影那么难，一切都掉钱眼里了。”她对来义务帮忙的人过意不去，总想着怎么把片酬补给几位演员。

“我们都拒绝了。”佟瑞欣说，“这是陪她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相信，未来的人一定都会记得秦怡，在92岁那一年拍了一部《青海湖畔》。”

拍摄《青海湖畔》时，佟瑞欣用镜头记录下秦怡在片场的点点滴滴，风雪里的秦怡、镜头里的秦怡、旅途上的秦怡……拍摄结束后，佟瑞欣为秦怡剪了一段十多分钟的微电影——他给这部片子定名为《非凡》。

“我觉得这就是她的一生。”佟瑞欣说，“非凡的美丽，非凡的坚强。”

1922年出生于上海，著名表演艺术家。先后参演《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影片，获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终身成就奖、“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等荣誉，2019 年获颁“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2022年5月9日，在上海病逝，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