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敏 叶芳 贺义雄 江夏 邓云成

摘   要：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海洋产业合作已有较好的政治基础，为落实“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太平洋岛国有推动海洋产业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必要和迫切需求，经济困窘和融资困难是其现实挑战，海洋金融合作先行是其前提。目前，我国与太平洋岛国海洋金融合作基本为零，同时还面临政策支持和透明度缺乏、岛国经济格局、海洋产业合作领域受限等挑战。为推动海洋产业务实合作，需要从搭建高层次对话平台推动制度共商、转变理念推动资源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善用特别经济区推动海洋金融集聚发展、数字人民币先行创新海洋产业合作模式、设立发展基金鼓励海洋企业合作等方面进行优化。

关键词：海洋产业;海洋金融;合作路径;太平洋岛国;中国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2.05.005

中图分类号：F830.2;F13;F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2）05-0051-12

太平洋岛国①作为“海洋国土”比“陆地国土”更大的“海洋大国”，对于海洋的倚重更大（Lin & Deng，2020）。针对岛国特点，其对于海洋的重视体现在“蓝色太平洋”倡议、《太平洋洋景框架》等，2021年发布的“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以下简称“2050战略”）则是其最新立场的体现，要求将广袤的海域视同于海岛陆地进行管理，实现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太平洋岛国发展海洋产业的动力和需求日趋强烈。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方向。我国海洋产业发展已有良好的基础且已步入良性循环（Ye等，2021），以合作为导向的海洋产业发展和转型则是落实双（多）方决策的主要抓手和未来路径，战略性的海洋产业发展需要海洋金融的支持，海洋金融合作先行是关键所在。

一、中国—太平洋岛国海洋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

（一）太平洋岛国经济概况及海洋产业发展现状

太平洋岛国不同于一般的大陆国家，其主要自然特征是面积小、人口少（巴新除外）、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以及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然而，岛国之间也存在许多差别，特别是在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方面。除巴新、斐济外，大多数岛国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只能专注于规模农业、生态旅游等小规模经济的行业（邓云成，2020;吴高峰和叶芳，2017），大多数岛国都存在较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差额主要由汇款、旅游收入和援助补齐（Sen & Keeny，2021），部分国家经历了经济增长缓慢，人口流失等挑战（见表1）。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太平洋岛国发展脆弱性进一步加大（Bolesta，2020） ，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下降了40%，降至26亿美元。除疫情外，热带气旋影响也导致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减少了27%（萨摩亚除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21）。

太平洋岛国海洋经济的学术讨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跟海洋产业发展阶段密切有关（Gopalakrishnan，1984）。就海洋产业而言，依赖于国际游客而生存的海洋旅游业是一些太平洋岛国的支柱产业，自2020年4月以来几乎处于暂停状态。据估计，萨摩亚、汤加等国旅游业收入占经济活动的比例高达20～30%，斐济等旅游业就业人口占35%，旅游业是斐济、萨摩亚等国的主要就业和外汇来源。2020年初因边境关闭，旅游业停滞，库克群岛2020年GDP下降了26.2%;萨摩亚2020年GDP下降了12.5%;瓦努阿图2020年GDP下降了12.6%;汤加因疫情管控有效，2020年受国际旅行停止的影响相对较小。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等的旅游业规模较小，主要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受旅游业影响较小（Sen & Keeny，2021）。基里巴斯因严格控制和较低的外部需求导致2020年渔业收入下降34%;所罗门群岛自2004年以来首次衰退，全球供应中断、封锁和边境关闭影响了渔业和旅游业，其经济在2020年收缩了4.3%（Sen & Keeny，2021）。

（二）太平洋岛国产业转型和需求

在很长时间里农业是很多太平洋岛国的主导产业①，背后的原因是自給自足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海洋旅游业和渔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服务业贡献值加大的趋势。因特殊的经济结构，为降低脆弱性，对于以海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一直是太平洋岛国的重要追求。有研究认为，对于太平洋岛国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传统转型道路不可行，而从农业到服务业的直接转型是必要的。直接转型的解决办法可能在于渔业部门的现代化和可持续性，因为其有着面积广大的专属经济区 （Bolesta，2020a;Bolesta，2020b）。关于结构转型的辩论不可避免地与关于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辩论联系在一起。然而，国家干预的作用和强度，以及市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仍无定论（Bolesta，2020b）。就太平洋岛国而言，由于其广泛的发展困境，更直接的产业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必要的（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2019）。太平洋岛国可能需要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来应对发展挑战（Bolesta，2020b），一项选择性政策是通过“定向”过程来维持的。在这一过程中，方法之一是选择特定的产业部门进行发展，然后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来支持它们，如通过建立专门的特区、基于金融系统的优惠信贷（特别贷款）、优惠利率和汇率、支持以出口为重点的活动，促进产品、部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协议等（Bolesta，2014）。此外，太平洋岛国之间往往差异较大，因此，关于结构转型的政策建议必须“一事一议”，并依据具体的国内需求而定（Bolesta，2020b）。事实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承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各部门需要进行一种特殊的结构转型，以最有效的方式克服发展挑战，建议的第一项就是推动“蓝色经济”发展，通过支持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发展，并确保很大一部分经济收益保留在国内（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2019），除推动旅游业等转型为高价值、高端、环境可持续的事业外，应改变海洋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不足的缺点。因为海洋产业中，特别是旅游业和自然资源开发等，美国、加拿大等仍是DFI主要来源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21）。换言之，旅游业等海洋产业的发展最大受益者可能并非太平洋岛国岛民，而是这些发达国家投资者。

虽有“2050战略”的支持，太平洋岛国对于海洋产业的发展可能更倾向于“零成本”的援助，产业合作是其次优选项，这是其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决定的。同时，我国与太平洋岛国海洋产业合作还面临发达国家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竞争（World Bank，2021），虽然我国与太平洋岛国双边贸易日益增长，但太平洋岛国对外出口主要在农渔产品和自然资源方面，我国则以食品和工业品为主（彭虹，2020），涉海产品相对有限。这要求我们对于海洋产业合作内容进行非常精准的分析与调研，避免项目无法落地和整体效益差而导致更多“意外”的批评，进而让前期投资和相关付出归零。

在具体海洋产业合作前，需注重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合作的若干前提性挑战的解决。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任何产业都要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但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产业，往往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其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这是海洋金融产生的背景和需求。海洋产业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海洋金融的大力支持。同时，海洋产业属于不确定性较高的产业，应利用政策等手段吸引金融机构参与海洋产业的生成和发展（蔡琦和申韬，2021）。海洋金融也是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金融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同时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面功能。以金融为纽带整合各类资源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是实现海洋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环节（赵昕等，2021）。

二、中国—太平洋岛国海洋金融合作的主要挑战

（一）海洋金融合作的政策支持和透明度缺乏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在顶层设计层面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对于海洋金融相关的政策文件自2018年至今已有三部①，但有关内容仅停留在政治对话和具体项目合作层面，且偏重于国内海洋金融的发展。相较于澳大利亚等从法律制度方面的实践，我国对太平洋岛国海洋金融合作先行缺乏政策层面的足够支持。此外，虽然我国成立了国际发展合作署，但其主要职责为援助，忽视了“授之以渔”的深度“援助”。同时，由于发展阶段和制度建设等因素，太平洋岛国很多金融政策不够透明，在合作中易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二）太平洋岛国的经济格局挑战

多数太平洋岛国在20世纪后半叶独立，虽然政治完成了独立，但经济真正独立却道路漫长。独立发行国家货币和负债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标志，其彰显出以美元化（指美元、澳元和新西兰元）经济体的现实窘境（见表2）。虽然很多太平洋岛国病例较少，但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影响和本地遏制措施使它们的经济承受压力。具体因产业情况存在较大不同，依赖旅游业的太平洋岛国（斐济、萨摩亚、汤加和瓦努阿图）未经加权的平均实际GDP在2020年萎缩6.6%，预计2021年将进一步下降6.5%（APD’S Pacific Islands Division，2021）。依赖旅游业的库克群岛，三个月名义GDP下降了60%，很多小型运营商面临努力还清贷款以防外国投资者抢走其现有产业的现实压力（Samoglou，2020）。严重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在2020年也经历了GDP的大幅收缩，部分原因是外部对其产品的需求下降。然而，这些国家预计将从2021年的全球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受益。经济收缩、旅游业收入减少以及反周期财政措施普遍扩大了2021年度的财政赤字。依赖旅游业的斐济预计在2021年面临最大的财政赤字（见表3、表4）（APD’S Pacific Islands Division，2021）。此外，因很多太平洋岛国依赖援助，其购买力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在这些挑战下，包括海洋金融在内的海洋产业合作会面临没有财政金融支持的现实，为争取更多的援助，他们不排除将部分优质海洋资源和金融控制权让渡给某些国家和相关主体。

（三）海洋产业合作领域的限制

1.太平洋岛国的货币格局不确定

太平洋岛国美元化日趋严重，本地区充满了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有澳大利亚学者研究指出，根据标准货币分析技术表明，美元化可能更可取（Bowman，2004）。因美国制裁和“五眼联盟”等连接，通过美元霸权和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跨国公司在美元体系内的交易甚至导致澳元、新西兰元的交易都受到限制。我国中国海洋石油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等涉海企业会面临投融资限制，很大可能难以参与诸多有发展潜力太平洋岛国海洋产业中。

2.潜在“安全”领域合作受限

这里的“安全”是一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旨在谋求综合竞争优势，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以作为岛国经济发展基石的海底電缆网络为例说明。2017年，华为作为全球海底电缆企业，在所罗门群岛总理等见证下，将为所罗门群岛建设首条海缆（Huawei，2017）。因为澳大利亚认为对其安全产生了影响，澳大利亚政府阻止华为执行该协议，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资金援助。最后澳大利亚政府授予一家澳企实施（合同金额1.366亿澳元）该项目。2021年6月，因美国的安全警告，世界银行牵头的东密克罗尼西亚电缆系统项目拒绝授予铺设敏感海底通信电缆的合同。虽然中国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比竞争对手低20%的报价（7260万美元），获得了竞标优势，因为没有切实的方法可以将中企排除在竞标者之外，所有三项竞标都被视为不合规，直接取消竞标（Barrentt & Tian，2021）。在这样不公平的大环境下，一些海洋产业领域无法进行合作。

3.太平洋岛国相对优势行业激烈竞争

旅游、渔业等是太平洋岛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邓云成，2020;张相君等，2021）。在参与这些产业过程中，所面临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其渔业主要包括远洋渔业（由大型渔船在专属经济区进行的）和近岸渔业（包括小型商业渔业、自给渔业以及巴新独有的产业规模虾渔业），我国长期参与远洋渔业合作。根据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的统计，我国共有451艘渔船（其中台湾省160艘）在本地区作业，占比39.28%，远洋渔业捕捞吨数占总渔业的92.47%，但近岸商业渔业平均收益最高（Gillett & Tauati，2018）。针对这些情况，太平洋岛国采取了逐步限制外国船队在公海捕鱼（Pacific Islands Forum Fisheries Agency &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2020）、提高许可费用、制定统一协调的“最低”准入标准等措施（Gillett & Tauati，2018）。《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战略计划（2020 —2025）》的战略目标要求远洋渔业在生态上是可持续的、成员国的远洋渔业权利进一步明确且得到有效保障、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达到最佳等（Pacific Islands Forum Fisheries Agency，2019），澳大利亚等则通过渔业援助推动渔业资源可持续管理并推动国内有关企业参与产业（Australian Government，2021）。概括而言，在渔业领域我国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而且传统支付许可费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旅游业对于太平洋岛国而言是经济发展的必选项（Algieri，2006），国外投资对岛国GDP和就业有单向直接因果关系（Jayaraman & Singh，2007），旅游业与岛国的经济增长有着一致的永久正相关（Kumar & Stauvermann，2021）。对于拟开展旅游业合作的企业而言，要做好直面其它外国投资者和本国行业者的竞争准备，同时推动差异化的发展（Kumar & Stauvermann， 2021）。此外，各岛国也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予以管理，要求相关主体掌握实时资讯并及时决策。最后，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太平洋岛国对于渔业、旅游业合作非常感兴趣，更多的是对中国广大市场和消费需求的需要（Ye等，2020）。我们若仅通过市场无条件的开放，不对等的释放资源和善意，不利于构建真正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三、中国—太平洋岛国海洋金融合作实施先行的建议

（一）搭建高层次对话平台推动制度共商

海洋产业本身存在风险高、经营不确定性强的特点，这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张承慧，2021）。海洋金融合作先行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政府财政资金扮演着“支撑支点”的关键作用。这方面美国、英国已为我国做出了示范，只要加大政策导向，民间资本就可以充分满足多层次的海洋金融需求（张承慧，2021）。在新经济常态下，可参考日本和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推动筹备中国—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重点聚焦国际合作制度的对话协商，推动海洋金融合作机制的构建，解决当前亟需的资金问题。在中央部委和地方层面，应加快鼓励海洋技术投入和相关产业发展，以具体海洋产业双（多）边务实合作为核心，重视产业价值链分配，开展包容性增长协商合作，并纳入中国—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子对话议题。

（二）转变理念推动资源可持续保护与利用

中国有着广大的市场，同时面临着部分资源短缺的困境。太平洋岛国（和领土）作为资源丰富的区域，存在科技水平、生產力整体偏低的客观事实，在资源领域一直有着较大的合作需求。除具体从事相关行业的企业外，已涉及到了国家资源供给稳定和有效治理层面。2021年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严重影响世界和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除全方外交布局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要求，面对新形势，要求我们更新理念，关注产业全价值链，推动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也要求我国除重视国内资源外，还需要同等对待国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统筹用好国内、国外资源运作机制。

（三）善用特别经济区推动海洋金融集聚发展

从我国海洋金融发展来看，很多机构虽成立了针对海洋产业的特色金融服务部门，但作用有限且较分散，需要建立海洋专营金融机构，推动海洋金融集聚发展，为涉海领域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赵昕等，2021）。对太平洋岛国，应谨慎使用其拥有的资源和资金，金融和其他资源管理方面的良好治理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太平洋岛国应对疫情挑战至关重要（Kumar & Stauvermann，2021）。相较于分散各处，太平洋岛国对于海洋金融的发展有区位选择，其成立了很多特别经济区通过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地区发展，整体上更高效地实现引资并降低海洋产业发展的资金成本。2020年，巴新国家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一个位于海湾省的伊胡经济特区（Ihu Special Economic Zone，ISEZ），旨在为国际企业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帮助鼓励更好地利用和管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然资源。伊胡经济特区大约包含所有已发现石油和天然气的80%。但基础设施缺乏，中国曾向其捐款人民币1.45亿元用于建设发展（PNG Business News，2021） 。当然，与其总资金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2022年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就开展伊胡以及其他经济特区合作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可以考虑基于我国海岛地区自贸（港）区与伊胡等太平洋岛国特别经济区等合作，汇聚政策性资金、财政补贴、政策性担保、商业保险、贷款等资源，逐步打造区域级海洋金融集聚示范区（Feng和Deng，2018）。最后打造以政府+市场+创新发展为核心模式的海洋金融集聚区，实现海洋金融整合到一个岛国地区就可以满足所有需要的目标（赵昕等，2021;郭晶和李腾，2021），形成政策性、商业性、开发性和援助性互为补充的海洋特色金融服务（赵昕等，2021）。

（四）数字人民币先行创新海洋产业合作模式

因我国一些涉海产业受到美国制裁，这些优质企业参与太平洋岛国海洋产业的投资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为实现全方位参与全球海洋产业发展，我国相关部门应考虑借助海洋金融集聚优势，重点推动数字人民币使用（赵燕萍，2021），实现有海岛居民参与的包容性增长，同时避免“逃税”等不良行为发生（谢端纯和苗启虎，2021）。允许太平洋岛国参与货币数字化进程，借力发展岛国自己的货币，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提高筹资能力，发展亟需的向中小企业信贷新模式（Bolesta，2020a）。在双（多）边达成合作后，探索成立具有政府背景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太平洋岛国海洋发展银行，专项支持“2050战略”。基于信托制度，成立“中国—太平洋岛国海洋产业合作基金”或“地方—太平洋岛屿经济体海洋产业合作基金”，为海洋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金融助推器”（赵昕等，2021）。

（五）设立发展基金鼓励海洋企业合作

结合太平洋岛国海洋产业细分领域的进展不同，每个细分产业的需求不一的现实，旅游业、渔业等以我国市场需求为主导因素的，基于企业和私人资本的金融支持基本能满足其发展需要。针对其它处于初始阶段或“零起步”的产业，则需要重点关注。虽然太平洋岛国资源丰富，但相关基础条件较差，规范制度不够完善，再加上外在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我国海洋企业无法参与，或者参与后认为收益过低放弃参与。为鼓励优秀海洋企业参与“2050战略”落实，应考虑成立太平洋产业发展基金，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当然，这里的产业发展基金并非任何项目均可支持，应设置一定条件：一是需要达到一定的投资额（应不少于1000万美元）;二是参与竞标的对手主要是发达国家相关主体;三是若成功实施完成，则给与一定奖励用于支持其参与岛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需雇佣一定比例当地人员）、海岛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灾害防治等;四是若投标失败，给予其投标和前期投入一定补偿;五是为鼓励与更多太平洋岛国合作，每个企业相同项目一定时间内只能申请不超过3次，若存在欺诈，对相关人员终身追责。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海洋资源使用金收益、太平洋岛国大宗资源进口商、企业和个人捐赠等。除国家层面成立发展基金，重视与太平洋岛屿经济体合作的沿海地方亦可以设立地方基金支持海洋产业合作，对地方而言还可以通过投资入股等方式鼓励海洋企业走出去。

四、结论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海洋合作已有顶层设计和现实需求，纵观西方发达国家海洋经济发展历史，很多涉海法律明确了资金在海洋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张承慧，2021）。运转良好的政府机构、强大的公私伙伴关系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海洋产业发展的操作杠杆，对太平洋岛国而言，中长期增长战略应改善制造业和服务业。善用“2050战略”，做大做强海洋经济这一块“蛋糕”，提高海洋财富创造能力，只有实现金融先行、产业落地，才能推动海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才能落实共建中国与岛国命运共同体要求。这需要较为完整的海洋金融体系来满足产业细分领域的需求，提高金融精准滴灌太平洋岛国海洋经济的效率（赵昕等，2021）。因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海洋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形关系，金融发展只有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真正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Song等，2020）。再加上当前的国际秩序格局，决定了我国与太平洋岛国海洋产业的海洋金融合作应先行实施，以期推动地方参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产能产业的融合发展。

（责任编辑：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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