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义 王力 李兴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带动就业规划的政策评估与优化研究”（20BGL20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兵团现代农业发展——基于‘MAP模式的应用推广研究”（KZ0235）。

作者简介：孙中义（1983—），男，河南内乡人，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王 力（1976—），男，山东莒南人，石河子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棉花经济;李兴锋（1989—），男，河南方城人，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摘 要：农村人口老龄化推动了农业服务化和土地流转的进程，并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冲击。为揭示各因素的作用机理，基于2000～2019年31个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差异性分布和空间集聚特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且中部地区受影响的程度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低;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人口老龄主要通过“倒逼机制”使农业服务化和土地转出两个重要传导渠道发挥了正向部分中介效应，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因此，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回流、推进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服务化

文章编号：2095-5960（2022）03-0037-11;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农业在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和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农业基础条件改善，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事实：一是农户老龄化，二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营模式。[1]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农业生产劳动力出现质和量的双重下降，导致偏远分散、资源禀赋差的土地出现弃耕、抛荒现象，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产生负的外部性。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有助于农户转出土地，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2-4]由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体能效应”和“年龄效应”，老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5]目前，不断加速、深化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人口老龄化能否通过“倒逼机制”实现土地转出的规模效应和农业服务社会化的技术效应？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基于农业社会服务化视角，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重要意义。

农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后疫情时代破解“三农”难题、维护粮食安全、实现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着力点、风向标和突破口。现阶段，以青壮年劳动力有效供给减少为主要表征的人口老龄化会对农业生产效率、资源配置及农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农业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不利于先进作业方式和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普及推广，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6，7]也有学者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并不那么可怕”。老龄化农户受自身条件限制，通过土地流转退出农业生产，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8]同时，老龄化农户更倾向于通过土地流转、机械租赁实现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进而倒逼农业生态效率的提高。[1]还另有学者认为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理性农户会通过增加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农业服务外包的方式减少体力支持，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对农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9]为此，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机制，对于探索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实现土地适度规模化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存在技术推广困难、经营资金短缺、信息服务滞后、劳动力素质不匹配等“小农经济”弊端。[10，11]“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地”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聚焦农业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农业服务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单环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为维护粮食安全和农业提质增效保驾护航。农业服务作为专业化分工的“粘合剂”和“润滑油”，降低了农业生产的交易成本。[12]农业社会化服务有效整合信息、技术、服务及人才等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优势、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13，14]还有学者基于新增长理论认为农业服务化具有金融支持、信息整合、技术溢出以及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等功效，可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15]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红利，赋能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并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

国内学者围绕人口老龄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农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仍存在進一步的研究空间。一是关于农村人口老龄化是否抑制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尚无明确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数据验证。二是农村人口老龄化能否通过土地流转、农业生产服务社会化、资源整合和效率提升等路径倒逼农业高质量发展？上述路径仍需进一步探索和验证。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增长、创新、协调与稳定、绿色、开放、共享”等多维视角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利用系统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人口老龄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

在分散、细碎的小农生产模式下，劳动力是重要的投入要素，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应不足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加速了劳动力要素的“非农化”和“离农化”趋势。人口老龄化可通过人力资本效应、过滤效应及倒逼效应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其影响路径为：

第一，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效应。由于农业生产的小农模式尚未根本扭转，劳动力仍是重要的投入要素。[16]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是参与农业生产的适龄劳动力数量和比例下降，老龄化农户在健康、体力、劳动力强度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务农劳动力的质量下降问题会直接影响粮食种植的劳动投入量和精耕细作水平，不利于农业生产。[17]老龄化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农村人力资本素质低下往往导致农户思想较为保守，对新技术、新技能产生排斥情绪，对农业新技术推广、农机使用和新型组织模式的普及推广造成较大阻碍，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人口老龄化对于农业生产的过滤效应。农村劳动力的“过密化”问题正被“空心化”问题所取代。[18]当农户劳动力供给低于最低劳动力需求阈值，劳动力供给出现明显短缺，抛荒、撂荒或者粗放经营就会成为常态。[16]因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过滤效应主要体现在当劳动力投入量不足以支撑全部承包地时，肥力低下、交通偏远、灌溉困难等农业资源禀赋稍差的地块会退出农业生产，从而对粮食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带来负面冲击。

第三，人口老龄化的倒逼效应。一是老龄化农户受自身体力限制，更倾向于增加机械投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7]，部分老龄化农户因各种条件约束无法采用技术替代劳动时，此类农业生产者将会退出市场，从而整体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二是选择农业社会化服务，形成了对生产托管、服务外包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刚性需求;三是退出农业生产，丧失劳动能力的老龄化农户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退出农业生产，提高了人均耕地面积，客观上有利于破解土地细碎化，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机理

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刚性需求。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通过发挥组织优势和规模效应，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一方面，老龄化农户受“体能效应”和“时间效应”双重约束，更倾向于通过土地托管、服务外包等方式弥补劳动力投入不足的缺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引致需求。[5]另一方面，丧失劳动能力的老龄化农户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退出农业生产，客观上有利于破解土地细碎化，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则会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投资需求和可及性。[19]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受年龄效应影响，老龄化农户在学习能力、认知能力等方面存在缺陷，对技术服务的可获得性、易用性感知也相对较低，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限制性约束也愈发强烈，导致老龄化农户对农业服务需求出现萎缩。[20，21]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维护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22，23]农业社会化服务缓解了家庭劳动力约束、技术约束和资金约束，老龄化农户通过购买农业雇工服务或农机租赁服务弥补家庭劳动力不足。[21]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缓解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促进农业生产由家庭分工向社会分工转型。[24]以专业化、信息化、模塊化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了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通过分工深化的规模经济效应、农业服务化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农业产量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改善。[25，26]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四个研究假说：

假说1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负影响为主。

假说2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

假说3 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假说4 人口老龄主要通过“倒逼机制”使农业服务化和土地转出两个重要传导渠道发挥了正向部分中介效应，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构建

鉴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延续性和动态连贯性，为解决模型内生性等问题，采用动态GMM模型进行分析，结合理论分析和假设构架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AQD表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SV表示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OLD表示农村人口老龄化，Control为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δ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年份。

（二）变量选取

1.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本文在融入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从“增长、创新、协调与稳定、绿色、开放、共享”等多维视角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27，28]，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构建包括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见表1），并对各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趋势进行分析。

2.核心解释变量。（1）农村人口老龄化OLD利用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表征。（2）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SV用农资服务水平、农业机械化服务水平、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及农业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四个维度来衡量。农资服务水平包括农药供应能力、化肥供应能力、农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及农村用电量四个指标进行测度;农业机械化服务水平包括机械化服务专业户数量、农业机械化作业面积及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个数进行表征;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通过农村电话普及率、开通互联网行政村比例及农村邮政投递线路长度来衡量;农业基础设施服务水平通过农村水利建设投资额度、农村县乡道通行里程及有效灌溉面积来衡量。

3.控制变量。（1）土地规模（PFD），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新型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推广，通过土地流转、土地租赁等方式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2）农业技术进步（TFP），利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产出指标选用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投入方面选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投入量、农用薄膜使用量、农用柴油使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农药使用量及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数等指标。（3）UR表示该地区的城镇化率，用以考虑地区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及城乡互动机制等因素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4）FZ表示财政支农力度，反映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和补贴力度。 （5）受灾率（DR），采用农作物受灾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来表示，反映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三）变量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考虑数据的完整性及可得性，本文所选样本空间为中国2000～2019年31个省市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资料》《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进出月度统计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及EPS数据库，个别年份数据缺失用插值法和指数平滑法补齐。上述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变及空间格局特征

基于2000～2019年31个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对各省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将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分为高等水平（AQD>0.4）、中等水平（0.35

时间维度上看，我国农业正处于向高质量农业的快速转型期，梯度转移趋势明显，迈入第一梯队的省份不断增多。从空间分布来看，2000年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距较大：迈入第一梯队的省份只有北京和上海，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基础好、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高、人力资本素质较好，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处于第二梯队的省份均位于我国东部地区，而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整体上呈现“金字塔”状分布。2000～2005年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所提高，虽然各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有所上升，但是空间动态调整较小，仅有江苏省从第二梯队迈入第一梯队，大部分中西省份仍处于层次较低、发展相对滞后的第三梯队。2006～2015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迈入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省份明显增长，第三梯队的省份数量明显减少，以新疆、甘肃为代表的西部省份，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因地制宜地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从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双维视角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的升级转型。2015～2019年，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稳中有增，仅有西藏、青海两省份仍处于第三梯队，而新疆、甘肃及宁夏三省份由第三梯队晋升到第二梯队，中部省份全部迈入第一、二梯队行列，东部地区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全部位于第一梯队区间，从而呈现阶梯状、动态性及空间集聚性的特征。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性取决于地理环境、土壤肥力、资源禀赋、经济基礎等多重因素。位于第一梯度的东部省份地势平坦，经济基础较好，适合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以创新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东部省份利用沿海的区位优势，提高农业的开放度，健全农业要素市场机制，形成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位于第二梯队的中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的重要粮食基地、蔬菜基地和油料基地，为农业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依托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农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式孕育农民收入潜在增长点。位于第三梯度的西部省份，受资源和经济等多重因素的限制，农业的增加方式相对粗放，农业高效化、绿色化、稳产化程度相对较低，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研发投入、农机投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加之，创新人力资本的外流，拉大了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形成了农业发展水平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无论东部、还是中部、西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从2006年开始迈入第一梯队的省份明显增多，随着工业反哺农业，政府减免了农业税，并加大对化肥、农业、种子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力度，并采取种粮补贴的方式，激发农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同时，通过优化劳动力、土地、技术、信息服务等农业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挖掘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潜力，提高了农业机械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使农业的增长动能得到释放，促进农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转型-重构-创新”。

（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结果

考虑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连贯性及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系统GMM分析其作用机制，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分别采用一步系统GMM和两步系统GMM的方法进行回归。模型（1）-（5）的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在模型（1）-模型（4）中AR（1）的P值均小于0.01，AR（2）均大于0.01表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统计量的P值说明模型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模型（1）-（5）中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滞后期L.AQD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和动态连贯特征，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累积效应就更加明显。从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来看，无论是差分GMM、系统GMM，还是FE模型，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负数，分别是-0.046、-0.038、-0.036、-0.047、-0.007，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越严重，越不利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的原因是青壮年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核心投入要素，随着农村生育率的降低、农村人口的单向流动，使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给出现相对短缺，从而对农业产业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其文盲、半文盲率明显提高，偏低的人口素质制约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及农业高质量发展，不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推广。农村人口以文盲及小学等低端非技能劳动力为主，无法通过知识和技能的外溢或分享带动邻近地区农业的高质量发展，验证了假说1。

在模型（1）-（5）中，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系数分别为0.016、0.018、0.027、0.017、0.013，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了农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机械化水平，有利于激发农村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创新要素，促进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弥补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以分工协作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利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并通过知识创新的“扩散效应”“示范效应”及“要素流动效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像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某些省份，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智慧农业及数字乡村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我国农业呈现明显的小农户经济特征，土地的细碎化程度较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可以为小农户和大市场提供有效衔接，促进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假说2得以验证。

人均土地规模（PFD）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效应，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系数分别为0.090、0.081、0.038、0.018、0.008。我国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营模式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土地的细碎化程度较高，不利于机械化、信息化、规模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随着人均土地规模的提高，便于机械化作业和规模效应的发挥，提高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从各控制变量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看，农业自然灾害率（DR）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负，说明农业作为弱质性产业，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之抗灾害能力较差，导致自然灾害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作用明显。财政支农力度（FZ）在模型（1）-模型（5）中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正，说明政府为农业提供的资金支持，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用和期望产出的提高，提升了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表3中各控制变量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模型中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不同显著性水平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并不一致，在此不详细讨论。

（三）内在机制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为了验证人口老龄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人均土地规模的倒逼机制，进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借鉴温忠麟等人的做法[29]，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具体的作用路径如下：

其中AQD表示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M为中介变量代表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和人均土地规模，OLD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X为控制变量。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通过技术效应和土地规模效应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模型（6）中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负，与差分GMM、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保持一致。模型（7）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影响存在正效应，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引致需求，倒逼农业机械化的提高。由于，农业生产活动对体能的依赖性较大，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体能效应”，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刚性需求明显增强，因此，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在模型（8）中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013，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110， 根据中介效应的公式在模型（6）-模型（8）的三个系数均显著，说明农村人口老龄化通过倒逼机制，提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进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且人口老龄化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只是部分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小为-27%，说明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抵消了部分（27%）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

根据前文基准回归和模型（9）-（10）的回归结果，对中介效应2进行检验。模型（9）表示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规模具有正效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家庭经营能力不足的老齡化农户可能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退出农业生产，从而提高了人均土地规模。模型（10）显示人均土地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而农村人口老龄化仍不利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便于智能化、机械化及信息化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广普及，有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规模效应的发挥，根据中介效应相关系数检验，人均土地规模的系数乘积ab（0.298×0.016）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系数c（-0.011）的方向相反，且（-0.014）系数显著为负，因此人均土地规模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说明由于人口老龄化通过土地流出提高了人均土地规模，进而抵消43.35%由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模型（6）-（10）说明人口老龄化可通过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和人均土地规模的间接渠道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根据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渠道是否显著存在，检验结果表明：中介效应（1）-（2）的中介效应值在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两条中介效应渠道均显著存在，即农村人口老龄化通过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和人均土地规模的倒逼效应，推动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假说2和假说4得以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前文分别使用差分GMM、系统GMM、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人口老龄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避免由于指标选取不当、样本选择偏误等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关键解释变量两种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估计结果见表6。

1.稳健性检验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将人均实际GDP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量指标，本文选择人均实际农业总产值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替代熵权法计算的结果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1）-模型（12）是替换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后的回归结果，在模型（11）中，未加入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负。模型（12）在模型（11）的变量基础上加入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SV，结果（见表6）与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关于人口老龄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稳健性检验二：替换关键解释变量

在基准模型中用农资服务水平、农业机械化服务水平、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及农业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四个维度来衡量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本文采用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产值占比替换熵权法计算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模型（13）中替换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衡量指标，其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模型（14）在加入人口老龄化水平后，其结果依然稳健，说明结论的合理性。

（五）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本文将全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部分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由表7的分地区回归结果可知，农村人口老龄化在东部、中部、西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015、-0.027、-0.016，其中人口老龄化对中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最明显，西部次之，东部最低。可能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的产粮基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随着中部地区人口的流失和老龄化的冲击，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明显减少，“人多地少”的局面得到初步扭转，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依赖性强，因而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在中部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人力资本素质较高、资金技术投入量大、机械化水平高，因而在东部地区受老龄化的影响程度最弱。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2、0.054、0.037，其中西部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人少地多”，農村人口老龄化更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推广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中部地区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随着农村人口流出和老龄化的加剧，为土地托管、服务外包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东部地区农业比重较小、耕地面积狭小，加之二三产业发达等原因，导致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有限。

五、结论及启示

农村人口老龄化推动了农业服务化和土地流转的进程，并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冲击，为揭示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基于2000～2019年31个省际面板数据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进行分析，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人口老龄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差异性分布和空间集聚特征。（2）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且中部地区受影响的程度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低。（3）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4）人口老龄主要通过“倒逼机制”使农业服务化和土地转出两个重要传导渠道发挥了正向部分中介效应，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因此，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回流、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1）因地制宜地规划农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促进农业要素在区域间的动态流动，缩小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要发挥“创新”“开发”优势，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中西部地区要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释放要素活力，扭转要素“非农化”和“离农化”趋势。建立农业区域合作以及涉农政策互通互促，探索建立人才共享机制，充分发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2）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服务市场化水平。以专业化、信息化、模块化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农业服务化的技术外溢效应。补齐农机服务可达性、覆盖范围、信息服务及金融支持等方面的短板，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转型。（3）积极引导青壮年劳动力回流农业，优化农村人力资本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要重视农村劳动力流出、人口老龄化和土地分散化等因素的约束和调节作用。继续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资，特别是加强农户技术培训、专业指导力度，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机制，引导人才的有序回流，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素养弥补劳动力资源缺口。（4）有序推进老龄化农户土地的退出和流转，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以农村人口老龄化为契机，鼓励放弃生产的老龄化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将老龄化农户分散化、细碎化的土地向适度规模化经营转变，以便更好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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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