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

摘 要：中国文化是华夏子孙赖以生存的发展的根基，传承和发扬好中国文化，是当代青年的职责和使命。随着文化逐渐趋向全球化，中國文化也逐渐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见识到了东方文明、华夏文明的魅力。在这一过程中，运用“众包翻译”这一新型的翻译模式，积极引进有效的立体化、多元化的译介策略，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魅力值，把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呈现在世界面前。

关键词：“众包翻译” 中国文化 走出去

随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广大学者对于如何将中国文化真正带出国门、走向世界也倾注了更多的关注。而“众包翻译”无论是在选择外译作品，抑或是快捷定义译者、高效发行出版等方面，都明显比传统的翻译模式更有优势。它正作为一款全新的线上翻译模式，在中国文化整个译介工作中实现最高效率的输出与生产，为我国文化传播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一、中国文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影响开始消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和出版社开始将市场机制和目标读者纳入文学译介的重要考量要素之中，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市场传播机制建设不完善

1. 对外的翻译出版机制顶层设计欠缺

近年来，对文化国际传播的关注明显加强，但还存在很多传播机制上的漏洞与问题，具体表现在：对外翻译出版机制顶层设计的缺失，忽略了应该对翻译项目建立整体性的管理机制;没有充分调动市场在翻译运作当中的效用，忽视了政府机构与民间或非营利性组织相结合的翻译机制。

2. 翻译选材与目标市场和受众需求脱节

以往翻译的选材内容往往是单一且生硬的政治宣传模式，强调中国文化就是要“原汁原味”且充满“中国元素”，而没有重视受众对中国文化的真正需求，对症下药地去开展翻译选材工作。[1]

3. 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起步晚

我国对于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起步较晚，而且整体教学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精通中外知识的高端翻译人才更是稀缺。

（二）职业化的文化翻译专业人才缺乏

我国对外翻译的队伍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在整体的管理机制上仍缺乏一定的完整性、健全性，尤其是在面向世界之后，在我国对外文化的宣传推广上，职业化的翻译专业人才队伍呈现出匮乏的局面。一方面，翻译专业人才在专业能力上拥有过硬的素质，但是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却存在“文化失语”现象。[2]他们没有坚实的中国文化功底，无法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清晰的见解与分析，从而影响了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作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很多译者在文本专业知识上还是缺乏一定的熟悉度。

二、“众包翻译”的概述

（一）“众包”翻译的内涵与特征

“众包”翻译是在信息化的网络世界发展下诞生出的新兴翻译模式，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的“众包”，主要指的是译者不一定是专业译员，有可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兼职者和业余爱好者，因为对某项翻译任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在网络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沟通协调，共同完成一项翻译任务，从而获得一定的报酬或者是精神上的成就感。“众包翻译”模式中的很多流程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与实现，轻松实现对多项技术的综合使用。在“众包翻译”模式下的翻译团队主要包括译者、术语专家、行业专家、编辑和项目经理等，他们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远程合作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翻译模式逐渐被市场淘汰，“众包翻译”模式打开了又一片广阔的天地。综合来看，“众包”翻译的特征主要有四种，即“开放性”“规模协作化”“译者非职业化”以及“译者即读者”[3]，具体内容如下。

1. 开放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众包翻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为实现无国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依托，为各国之间的全方位无障碍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有了“众包翻译”模式，人们的交流也不再局限于官方的翻译机构和手段，一群因为兴趣爱好而聚集到一起的人，都是“众包翻译”团队的一分子。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特点，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且人人都是平等交流、开放沟通共享的存在。在“众包翻译”模式的工作环境中，人们之间的协作方式是灵活且多样的，他们可以在术语层面进行交流，也可以在校对审核层面交流，这种“协作翻译”也为人们带来了更加快速实时的沟通。来自不同国家的翻译者都可以对译本内容、翻译策略进行针对性的探讨，使得翻译作品的受众性在很大程度上优于传统的翻译

模式。

2. 规模协作化

众包模式的规模协作化是它最大的特色，“众包”就明显说明了对群众力量与智慧的绝对信任。众包模式可以通过网络最大化整合国内外的民间智慧，并且将他们有组织地进行规模化归整，网络上的志愿翻译者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拥有更多的自由性。这也侧面表现出他们与传统翻译专家团队存在较大的不同。“众包翻译”的规模协作化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的佛经翻译，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分工协作范围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众包翻译”模式所能够涉及的译者范围越来越大，所涉及的知识结构差异也越来越大，“众包翻译”的规模协作化发展应如何进行合理资源分配以及知识整合，是十分值得考验的，这也是当前首要的任务。

3. 译者非职业化

大部分情况下，“众包翻译”平台的译者之所以参与翻译工作，更多是出于对翻译工作的兴趣或者是文化担当。这也反映出了当前“众包翻译”的译者大多非职业化出身的状况，他们不是专门做翻译工作的人员，但是却通过网络从事着翻译的活动，并且乐在其中。甚至有很多人只是因为热爱翻译，便毅然投身到了翻译工作中，参与到与网络上千千万万人共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在这样一群我们无法准确定位的译者之中，或许有人对某专业领域十分精通，又或者有人对语言文字充满了爱好，拥有优秀的文字功底，甚至是精通某一项特殊技能……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参与“众包翻译”的原因其实都很简单，就是希望在分享、传播的过程中寻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而“众包翻译”模式的兴起，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众包翻译”模式的出现，让翻译在职业化的道路上找回了更多的初心。

4. 译者即读者

从本质上来看，参与“众包翻译”的译者，其实也是以一种读者的身份存在，也就是译者即读者。不同于传统的翻译模式，“众包翻译”模式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翻译专家和业余翻译者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模糊了翻译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读者还是翻译平台，抑或是参与到“众包翻译”模式中的译者，他们更关注内容的创作和翻译，翻译产品是能够直接与他们接触并很快接受的有效内容。因此，原来译者、译文与读者之间的时间差和信息差在网络时代下的“众包翻译”模式中得到了一定的填补。尤其是在当前开放化的翻译流程中，读者对文本内容有所疑问或者发现错误，他们可以直接进行修改，也就是说，“众包翻译”里的译者，综合了翻译者、读者和编辑的多种身份。

三、“众包翻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用

（一）借助“众包翻译”模式推进市场传播机制建设

1. 依托“众包翻译”平台建立和目标市场及受众需求的联系

首先，我们应该基于“众包翻译”的平台，通过大众投票的方式，对翻译选材进行有效的管控，听从市场导向的声音，以读者为中心点，去实行多元并举的译介策略。

其次，对于中国文化的内容，我们应该重视对文本内容熟悉的译者的招募，最大限度减少因文化差异问题而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样才能有效推动市场传播机制的建设，通过“众包翻译”的力量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最后，通过平台和国外知名出版发行机构建立联系，译介的作品更容易被信赖和接受。对于当前海内外各类主流出版社，准确利用有效的国外文学出版资源，可以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

2. 依托“众包翻译”平台链接中国文化与互联网

重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翻译模式。将目前成熟的政府文化宣传机构、出版社等线下平台，与依托网络发展的“众包翻译”模式有效结合，共同探索中国文化传播推广的有效路径。目前，“众包翻译”模式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新颖的翻译方式，从“众包翻译”模式的内容来看，它能够有效帮助政府机构、出版社这种线下文化宣传机构，在翻译职业化、翻译效率高等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参与到“众包翻译”模式中的译者大多以兴趣爱好居多，身份简单，与政府机构、出版社的官方身份形成鲜明对比，能够起到一定的互补效用。基于此，如果能够与“众包翻译”进行相结合，就能在当前多元化发展的开放性社会背景下，强有力地推动甚至是改变中国文学译本生产的速度、传播的效率以及流通内容的质量，就能够最大化地开拓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市场份额，实现政府机构与民营、非营利性组织相结合的翻译模式。

（二）借助“众包翻译”模式解决职业化翻译专业人才队伍缺乏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胆借助“众包翻译”模式，有效解决职业化翻译专业人才队伍缺乏这一问题。

在试译阶段设立标准，在世界范围招募熟知文本的译者。“众包翻译”模式的译者，大多数是“非职业化”出身，但他们有着对翻译领域满腔的热爱与兴趣，这也从很大层面上帮助他们向“职业化”翻译的方向前行。因此，在前期的试译阶段，我们可以针对性地设立相关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招募熟知文本、中国文化以及具有目标语翻译技能的译者，也有效地解决了国内职业化翻译专业人才“文化失语”的问题。另外，对于翻译人员在“文化失语”方面的问题，可借助“众包翻译”平台积极组织相关文化培训，增强翻译人员在中国文学底蕴的功底，同时也要适当地加大对中国文化内容翻译工作的力度，实行奖惩制度，对表现优异的翻译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对表现差的翻译人员也要进行适当的惩罚，真正意义上提高国内职业化翻译人员在中国文化文学方面的专业性、国民文学素质，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化的优质传播。[4]

在“众包翻译”模式中形成文学氛围，积极鼓励译者不定期开展文化学习的交流活动，促进彼此之间对文化知识的认知。“众包翻译”模式不同于传统的翻译模式，基本上都以线上工作为主，因此，只要在不断网的情况下，社区内的译者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交流、共享与探讨。因此，基于这样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我们应该积极鼓励译者不定期进行沟通交流，在进行交流、互動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发表自己的独特看法或见解，并且在自己的努力或是他人的帮助下，完成对该看法、见解的内容翻译，从而在“众包翻译”的模式中形成良好的文学氛围，帮助对外译介的翻译工作者们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实现对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众包翻译”模式为我国实现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和思路，充分发挥这种模式的优势，可以弥补现有翻译中介的不足。立足于对“众包翻译”大众化、网络化的特点，充分发挥“众包翻译”模式的热度，在保证网络市场秩序不发生混乱的情况下，给予网络译者、网络平台以及网络读者更多的发挥空间与阅读空间，建立一套集选、编、译、校、用为一体的翻译管理机制，推动多元化的立体翻译模式，从根本上全面带动中国文化在海内外的实际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实现中国文化的逆传播，以最高的效率、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推向西方，为我国实现“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提供一条新的可行性道路。[5]但是，“众包翻译”所涉及的译者素质、译文质量、作品版权、网络技术等方面的问题需待进一步改善和解决。在“众包翻译”模式下务必注重中国文化和其他国家语言文化、思维习惯的差异和中国文化中的社会政治背景，这样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让世界各国重新了解华夏文明视域下的中国。

参考文献：

[1] 胡安江. 数字化时代的“众包”翻译模式及其相关问题探讨[J].外语教学，2017（3）：86-90.

[2] 赖银平. 有效利用众包翻译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5）：162-163.

[3] 陆艳. 众包翻译模式研究[J]. 上海翻译，2012（3）：74-78.

[4] 任丽君. 中国文化走出去视角下的汉语翻译研究[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9）：99-101.

[5] 陈彩珍. 众包翻译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应用[J]. 海外英语，2020（21）：159-160.